在十五大上取得巨大胜利之后，江泽民开始筹划未来。在新的政治局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他表示，他将在2002年党的十六大上扶持胡锦涛成为总书记。他说：“我们年纪大了，应该给年轻常委更多的权力。”接着他向胡作了一个手势，说：“锦涛同志，还有其他年轻有为的干部将为党作出新的贡献。我们第三代领导应该更多地为年轻人铺路，把他们的障碍降低到最小。”本文选自《他改变了中国》，作者罗伯特·劳伦斯·库恩。
1992年10月19日，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后，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会见出席会议的代表们（图源：Getty/VCG）
邓小平的健康状况恶化后，被转至解放军301医院。因吸烟过多，他肺部感染。江数次到医院高干病区陪侍在邓的床边。在2月上旬春节前不久，邓让江转达他对人民的节日祝愿。他说：“这一年的两件大事——香港回归和党的十五大——将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取得成功。”这可能是两人最后一次交谈。2月19日晚上9点08分，人们长期以来意料之中的事情生了。在不平凡的20年中担任中国最高领导人的邓小平与世长辞。
1个小时之后，江泽民在停放邓遗体楼下的房间里召开了政治局常委紧急会议。这里一切都平静有序，一切已成定局，完全不像当年毛泽东世后样乱作一团。一切都经过事先周密安排。凌晨2点42分，也就是在邓去世大约5个半小时之后，新华社对外发布了邓去世的消息。官方声明称，邓因呼吸衰竭而逝世，一个以江泽民为主任的459人的治丧委员会正式成立。非同寻常的是，治丧委员会没有设副主任。
外国分析家们纷纷猜测幕后的活动。对此，政府发言人一概斥之为纯属捏造，而圈内人士则称之为夸大其词。北京始终很平静。没有出像毛去世后的那种歇斯底里的爆发，也没有出现像胡耀邦去世后那样的群众游行。金融市场保持着平稳。7年以来，邓一直在使中国为这一刻作好准备。此时，中国社会已经成熟。对于这位离去的领导人来说，没有什么比人们在此时所表现出来的镇定更好的悼念了。
接下来的数天内，政治局势迅速明朗起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发表了支持江的声明。3位高级将领也紧随其后。江对军队工作多年的投入获得丰厚的回，证明了邓对其继承人所提建议的英明：“在每5个工作日中，要有4天与军队高层待在一起。”
2月24日上午，江主席率领排成长列的高级领导人在解放军301医院邓的灵柩前缓缓绕行一周。行进中，江和排在第二位的李鹏之间明显拉开距离，比任何其他参加者之间的距离都要大。在对象征意义十分敏感的中国，这清楚地表明了江的至高地位。尽管邓的家人要求不要举行繁琐的仪式，身着黑色吊唁礼服、胸佩白花的所有领导人还是在邓的遗体前恭敬地三鞠躬，然后向邓的家人表示了慰问。
中央电视台向全国播放了悼念活动及邓的遗容，并反复播放邓小平赞扬江民的录音剪辑，“确定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是我们全党做出的正确选择”，公众一遍又一遍地听着这位撒手西去的领导人如是说。
庄严的追悼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江表现出深深的悼念之情。在1万名国家精英面前，他毫无保留地赞扬了他的前任光辉战斗的一生。他说：我们沉痛地悼念邓小平同志，“中国人民爱戴邓小平同志，感谢邓小平同志，哀悼邓小平同志，怀念邓平同志，是因为他把毕生心血和精力都献给了中国人民，他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在50分钟的悼词中，江有5次停下来以帕拭泪。
江在追悼会上流泪颇具争议。批评者称之为蓄意做秀，但他们没有充分考虑到江对邓的个人感情。另外，作为一个虔诚的爱国者，他对这位为使中国强盛真正奋斗了一生的元老感到由衷的敬仰。对于数以亿计在电视机前肃穆地观看这次追悼会的中国人来说，江主席表达的大家的共同情感，同时他也赢得了每个人的心。
在他执政几近8年来旗帜最为鲜明地提倡改革的一次讲话中，江立即推进邓式的经济改革。我们必须“把深化改革为扫除生产力发展的障碍、进一步推进整个事业的关键”。他接着号召“发展全方位、多层面的开放格局”，吸收世界各国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而不去考虑它们的社会制度如何。江也确实提到了需要在物质效益与他所憧憬的“精神文明”之保持平衡但今天是一个讲改革的日子，而不是意识形态。
江引用邓的话说，官员有两种行事方式：“一个是做官，另一个是做点工作。”这么说的时候，江似在给自己树立一个标准，并且已经全身心地投入到为十五大准备一份开拓性的工作报告中去了。
根据邓自己的遗愿，他的骨灰（他的遗体在八宝山公墓一个简短而只有亲人在场的仪式上被火化）由一架飞机撒黄海。电视播放了播撒骨灰的场景，摄影师拍下了邓的遗孀卓琳和家人痛哭流涕的镜头。镜头中的卓琳弓着腰，在她身边是负责护送骨走完最后一程的胡锦涛。两人一起将瓮里的骨灰撒入下方的大海。
追悼会结束两天之后，傅全有将军下令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全体指战员学习江主席所致的悼词。为避免含糊其词，傅将军要求军官“要绝对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完全一致”。2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其中出现“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达9次之多。
3月1日，邓去世一个半星期之后，乔石在全国人大会议开幕式上对江的领导地位表示支持。乔对2808名代表说：我们应该“继承邓小平同志的遗志，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央周围”。在全国人大的闭幕词中，乔再次重申江为新的领导的“核心”。他也提到要加大立法机关的权力，建立党的干部同样要遵守的“法律制度”。
中央军委资历最深的副主席刘华清将军也保证效忠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并赞扬了江的“军事思想”。大家都团结到了江泽民的周围。当从邓的医生那听说这位元老已处于弥留状态的消息后，江马上会见政治局委员和党内元老，谋划在邓去世后如何治党和治国。
到1997年初春，改革已成为十五大的主题，部分原因是日益严重的国有企业问题须快得到解决。争论集中在“所有制”和党是否应该支持将国有企业改组成股份制公司的问题上——即允许机构和个人，而不仅仅是国家，拥有生产资料。让一些思想保守者感到不舒服的是，这一行动看起来几近私有化，与共产主义背道而驰。
对于不甚了解政治意识形态斗争的西方人来说，“所有制”问题似乎是一个显而易见又深不可测的问题，甚至是个毫无意义的问题。而在中国，谁应拥有什么是一个复杂、重大和极其严肃的问题。政治意识形态像宗教信仰一样，两者都是信仰体系，所以都会产生同样坚定不移的信念和狂热情绪。
所有制观念上如此戏剧性甚至激进的变化是如何产生的呢？这是党内各种力量和机制相互作用长期而复杂的过程的结果。在中国长达20年之久的改革过程中，所有制观念的转变是一个关键。
有人指责，新的改革将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道路”。他们将腐败的泛滥归咎于市场改革——说腐败“比国民党时期至少严重好几倍”。
4月，为了加强高级领导人之间的团结，江召开了一次治局全体会议。他对与会的干部说：“当让我接任党的总书记职位时，我想一定还有比我能力更强和资历更深的干部。”这时，邓小平最亲密的助手王瑞林将军打断他说：“总书记，你自谦了。我们都知道这是小平同志做出的安排。”其效果是表明：江泽民有邓小平和邓手下人支持。
同时，江强调了党的突出地位。江重申：“如果政权——党政权力——不掌握党的手里，经济发展和其他成就都无从谈起。”通过支持邓的改革运动和突出党的地位，江将自己置于政治舞台的中心位置。这是一个他非常有利的制高点。从这里，他能够抵挡住来自“左”右两方面的攻击并推动中国前进。
在中央党校毕业班上发表的一篇具有突破性的讲话中，江公开了他即将在第十五次党代会上提出的新思想。这篇长达1.2万字讲话深受重视，几乎所有的中国高级领导人全部到场。它成为当代中国改革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讲话的重点是如何搞活中国困难的国有企业，有1亿多中国城市人口在国有企业就业，但国有企业整体处于亏损状态。企业争相申请破产，因为这是替工人争取政府补助的唯一出路。
但是，江泽民担心在缺乏有效的社会保障体制的情况下，太多企业破产可能造成失业人数剧增并危及稳定他倾向于采纳朱镕基倡导的战略，即让健康的企业“兼并”或“接管”不景气的企业，为此政府将提供近250亿美元作为鼓励。在许多情况下，成功企业被迫吸纳衰败的企业，以便努力保留工作岗位。当然，结果却往往是不景气的企业影响了健康的企业，使两者都走上衰退之路。虽然经济在1997年初看起来充满了希望，国有企业的持续衰落表明还存在着深层次的问题。
在人们期望甚高的讲话中，江泽民提出了将部分国有企业转成股份制公司的构想，这一概念与经典社会主义的核心原则似乎产生了矛盾。江避开了矛盾解释道，社会主义“公有制”原则并不一定意味“国有制”，可以通过不同的“所有者”来保持社会主义本质，诸如合作社、集体、动组织、地方和地区政府、其他国有企业，以及数量相对较少的私营企业、个人及外国资本。
他还支持诸如企业合并和股票上市交易等其他可用以搞活国家工业的金融市场观念。江指出，归根结底，更好的管理和更加有效的资本配置，可以生产出更多符合人民群众整体利益的产品和服务，从而达到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即便这意味着不采用传统手段。
多种多样的新所有制形式在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涌现。到90年代中期，私营经济成为中国发展最快的经济成分。许多经济学家现在认识到，转换成股份制公司是处境艰难的国有企业唯一的希望。这意味着为了跟上经济形势，党的策也将随之改变。这正是1997年党在江泽民领导下要做的。
自1996年秋开始，一个由大约40名专家组成的班子，在温家宝和曾庆红的领导下开始起草江泽民在第十五次党代会上要作的工作报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陆百甫是其中的成员。
陆回忆说：“要理解江得的成功，人们必须了解当时的背景。中国的改革是没有先例可循的……”陆说：“在现代改革的历史中，有三个难时期，第一个困难时期是在改革的初期，即1978—1980年。第二个困难时期是（1989年）‘六·四’之后到1992年。第三个困难时期是1997年筹备第十五次党代会期间。”
第一波改革的基本上是业，将生产责任交还给农民自己。第二次的重点在城市，废除对价格的控制。尽管这次改革在“天安门事件”后放慢了速度，邓1992年南方谈话使它又恢复了活力。
后来，经过5年的续增长，中国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上。改革的走向将体现于江在十五大上所作的工作报告中，报告将决定下一个五年的规划。陆回忆道：“集体起草和修订报告的过程是很紧张的。”
陆说：“江总书记必须考虑两个基本问题，首先，中国企业的所有权应该仅限于国家吗？是否可以代表社会各阶层的各类人群所有？更具争议的是，中国应该像东欧那样允许私有化吗？”
陆继续说：“第二个问题是，如果国家是唯一的所有者，或者是主要所有者，或是次要所有者，那么在这不同的情况下企业经营战略是否要有所变化？所有这一切听起来可能是理论性的，但是请理解，在中国理论意味着意识形态，而这是整个社会与政治制度的基础。对所有制问题的争论如此激烈，原因也在于此。在某种意义上，整个体制都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
广大群众加入了这场辩论，这一问题给党中央寄来了成千上万封信件。小企业主要求放松限制，而保守者则认为国有制是社会主义制度之必需。陆回忆道：“江以极其认的态度关注这场所有制的大争论。”在1996年末1997年初的那段敏感时期，江会见学者和官员，阅读杂志与来信，听取口头汇报，阅读文件简报。他重读了一些马列经典著作，并重温了自1978年以来中国改革的历史。
江逐渐认识到最好是以渐进的方式推进改革。陆说：“他用巧妙的心理战术赢取了部分反对者的支持。在我参加的一次会议上，江指出在列宁的一篇著作中——碰巧与粮食税有关——这位共产主义的导师说自己认识到，必须根据现实情况制定政策。列宁说，‘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革命者不应该被理论缚手脚。’江发挥了列宁的观点说：‘一切用事实说话，教条没有一席之地。’江希望在共产主义经典著作——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中找到中国进行改革的先例。以这种方式，他就能够推动中国的前进，同时保持党内的团结。”
在1997年之前，中国经济的主导原则是，私营成分应该是国有经济的“补充”。江现在建议将私有经济划为国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江主张国家应该从诸如零售和轻工业等领域退出，但要保持对自然资源和基础设施等关键行业的控制。更具有重要意义的是，江已经像中国众多的经济学家那样认为，股份制是国有企业的希望所在。
江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第一次提出这些观点。陆解释道：“在汉语中，我们称之为‘吹风’。‘吹风’就是发出‘试探气球’，看看人们对它的反应如何。”
……
围绕准备党的十五大的工作很快又回到政治舞台的中心。江泽民5月在中央党校发表讲话，经济问题已有定论。
7月底，北京领导层开始每年夏天例行的程序，动身前往北戴河。这一海滨胜地可以使中国的高级官员免除日常事务的干扰，就下一年度将推动中国前进的决定进行非正式的讨论。虽然每年夏天出行已成惯例，但此时正值五年一次的党代会召开之前，这就使得北戴河会议意义重大。
北戴河会议期间，在一则由新华社发布的不寻常的消息中，李鹏总理明确表示对江泽民的强烈支持。李在会见日本前首相细川护熙时说：“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国领导层是强有力的和团结的。”李鹏接着又号召大家支持江泽民。
8月中旬，报纸上刊载了一系列赞扬江的经济政策的文章，这些文章与他关于道德和伦理的论文讲话被放在了一起。有时这些文章还与毛泽东和邓小平内容相似的文章一起发表，这种平行的安排绝非无心之举。第十五次党的代表大会前夕，依照惯例，召开了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最后一次全会。约300名正式和候补中央委员将对事先没能议定的关键问题出重要决定。为了显示团结一致，全会确定将“邓小平理论”写入《党章》，这样它就提升到与“毛泽东思想”等同的地位。
江的助手利用人们对邓理论的尊崇，开始邓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这一信息告诉人们，作为邓小平合法的接班人，江泽民正在按照这位元老的蓝图建设经济。有一件事是无可置疑的：总书记江泽民仍将是党的领导“核心”。
党代会召开的前3天，已被撤职的北京市委前书记陈希同被开除出党，并作为腐败丑闻的幕后主使受到指控。
9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式正举行。人民大会堂里坐了2048名正式代表和60名特邀代表（老党员和离休领导人）。中国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了这一盛事。江做了工作报告。报告长达两个半小时，这是他任内最具深远意义的讲话，报告号召进行改革和结构调整，并重申了中国的核心价观和道德观。江希望通过这一报告设定中国在21世纪的政策议程。
在邓小平理论的旗帜之下，江表明了积极的改革立场。他说，中国应该根据“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的基本标准评价每一项政策。这被称为“三个有利于”，是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时创造的说法。
江还强调了正统的重要性。他向党内的同志保证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同时他指出，像任何一门科学一样，马克思主义也要随着时代和环境的发展而改变。他还解释说，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中国将长期处于这一阶段（普遍估计至少100年）。江说，在这一阶段，中国必须通过市场力量来发展和实现工业化，“这是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
他重申要在变革中保持稳定。江说：“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同稳定的关系，保持稳定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秩序，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他补充说，“没有稳定，什么事也干不成。
关于具体的改革，江强调要将国有企业——估计约有37万家——重组为股份制公司；他还表示要重视资本及诸如并购等现代金融市场手段的重要性。江说：“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接着，他号召打破不合理的所有制对生产力的束缚，发展多种形式的所有制。尽管他说“公有制”应该始终在中国的经济中占主导地位，但他却扩展了这一名词的含义，使其囊括了很不同的形式，其中有集体所有制，甚至还有股份制公司。这一定义的扩大是一次思想上的突破。
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冷溶说：“江主席使全党摆脱了思想桎梏，接受不同的所有制。但他没有放弃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实际上，通过提出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新理解，他加强了党的建设——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讲‘有中国特色的社主义市场经济’。”
在报告中，江明确地提出要政企分开，使国有企业成为能适应市场的竞争主体。他警告说：“政府不能直接干预企业经营活动，企业也不能不受所有者约束，损害所有者权益。”从此以后，市场的力量将起主导性作用。
江谈到“解放思想”的三个关键时期：1978年邓小平的“实事求是”战胜华国锋的“两个是”；1992年邓的南方谈话使改革恢复活力；改革所有制对经济进行重组的“新时期”。
与此同时，政府告诫各省领导，非国有化进程不要走得太快太远。另一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的方法是挑选约1000家大型国有企业，给予源源不断的政府支持，目的在于使它们成为世界级的集团企，能够与像通用电气、三井和西门子这样的企业一决高下。
江的报告也重申了党要改革政治体制、完善行政制度和加强法制的承诺。这包括扩大基层民主的范围。同时，江明确主张摒弃西方式的民主体制。有些出人意料的是，江承诺中国将在今后3年内裁减军队员额50万。他还向代表保证，党将继续致力反腐败斗争。
江的讲话被盛赞为改革的突破，但他愿意把荣誉与他人分享。他在大会闭幕式上说，报告“是中央和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十五大闭幕后，中央委员会随即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最终选定政治局和拥有巨大权力的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时候到了。没有人确切知道最终的结果究竟是什么。党内知情人士称其为“党内民主”的一次“跃进”。
江在报告中呼吁团结，不过事情很明白：虽然他可以要求团结，但他却无法强求。高层官员的选举不是他或其他任何人可以控制得了的。此次还将举行颇具竞争性的无记名票。中央委员可以为政治局出除正式名单之外的6至7名候选人，然后由21人组成的新的政治局以相同的秘密程序在他们中间再选出常委会委员。
江泽民仍旧是第一号人物，其后是李鹏。朱镕基成为第三号人物。李瑞环还像以前一样为第四号人物。他们之后是胡锦涛，他正在被培养成下一届党的总书记。接下去是尉健行。最后一是李岚清，他经是李瑞环领导下的天津市副市长。新的排名有两个出缺，一个出人意外，另一个使人吃惊。出人意外的是政治局委里第一次没有军方代表。这被认为是江加强了对军队控制的象征。
使人吃惊的是政治局常委中没有乔石。实际上，前一天当乔石的名字没有出现在中央委员会名单上时，这条消息就已经传了。这明白无误地表示，乔已经退休。
在十五大上取得巨大胜利之后江开始筹划未来。在新的政治局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他表示，他将在2002年党的十六大上持胡锦涛成为总书记。江说：“我们年纪大了，应该给年轻常委更多的权力。”接着他向胡作了一个手势，说：“锦涛同志，还有其他年轻有为的干部将为党作出新的贡献。我们第三代领导应该更多地为年轻人铺路，把他们的障碍降低到最小。”像他之前的邓小平那样，江泽正在计划一场和平的交接。如从前一样，稳定是他考虑的首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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