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存在不同价值观的社会发生碰撞，经济问题会突显认同感的分歧。当前香港政府亟需应对的挑战，正是来自经济领域。
1992年我只身到香港，一转眼已经25年。香港回归20周年纪念日对我来说是特别有意义的，那时候有些人虽然因为回归而出走移民，但我因为加入投资行业而决定把香港当做自己的家。这是个改变我人生的决定：我在香港进入互联网风险投资行业、也成为三个香港小孩的妈、后来进香港大学念政治经济学并开始做老师。我清楚地记得，在回归前夕，尽管香港政府更迭和对“一国两制”实验充满着不确定性，但大家的心情非常乐观，因为“港人治港”终于要实现了，而当时没有多少人担忧2047年以后的事情，只期盼“高度自治”得以成功实践。
二十年时光飞逝，今年7月1日林郑月娥就任香港行政长官（特首），她是香港历史上首位担任这一最高长官的女性，理应赢得掌声。然而，在这样历史性的时刻，日益极端化的香港社会并未有多少欢呼与喝彩。香港的行政长官并不具备广泛的民意基础，林郑月娥自身的受欢迎程度亦有限。事实上，今天不少香港年轻人们认为香港价值和自主性早已经被侵蚀、“两制”早在2047年到来之前就已经不复存在。
在香港年轻人眼中，今年3月参与行政长官选举的3位候选人都不意味着改变，也缺乏合法性。林郑月娥获得了1200名选委的777票，比五年前当选的现任行政长官梁振英的689票要多，但她依旧未能赢得泛民主派的任何支持。在现行香港立法会的运作框架下，政府若不能取得跨政治阵营的支持，政策将难于推进。此外，林郑月娥在社会福利、环境保育和政治改革方面都持强硬保守态度，三年前“雨伞运动”中亦拒绝回应学生的诉求，十年前也是她强硬面对“保卫皇后码头”运动示威者。
当前，香港政府最亟需应对的问题其实是在经济领域，因为正是经济问题让社会加速极端化。
日益分化的社会
香港经济增长正在放缓，人口老龄化问题突出，资产持续膨胀。上世纪70至80年代香港人均 GDP 增速维持在6%以上，而过去5年里这一指标仅为3%。劳动阶层和年轻人的就业机会有限，因为香港产业结构单一，就业市场无法多元化。 1981年，香港人口年龄中位数是26岁，回归前一年，这一数字已经超过34岁了，今天更上升至44岁，在“亚洲四小龙”中属最高。尽管在过去20年中有大量新移民到来，过去10年里人口增长速度有过短暂回升，但香港的人口成长速度依旧缓慢（下图图一）。
同期，香港的房价已经攀升至匪夷所思的程度。 国际房价负担能力报告(Demographia International Housing Affordability Survey)的数据显示，2016年第三季度香港平均房价是本地家庭年平均收入的18.1倍，即一家人不吃不喝18年方能“上楼”（买房），年轻人无法置业。上述问题所衍生出的是一个日渐分化、充满隔阂的社会：泛民与建制派，新移民与老香港人，精英与草根之间互相对立。类似的情形同样在美国、英国、台湾、韩国等地产生。我将它称之为“高收入陷阱”----这个问题在高收入经济体的四小龙最为显著，他们都在发展至一定程度之后经济成长开始放缓，各种社会问题接踵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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