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出席香港在7月1日举行的主权移交20周年主题的庆祝活动，并且主持新特首林郑月娥的宣誓就职典礼，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日已抵达当地，开始为期三天的行程，其间更会与十余位香港泛民主派议员同场出席晚宴。
三天的香港视察行程期间，习近平在位于元朗八乡的石岗军营检阅驻港部队(图源：Reuters)
在机场欢迎仪式上讲话时，习近平称此次访港主要目的有三个：一是表示祝福，即衷心祝愿香港再创辉煌；二是体现支持，即中央将一如既往支持香港发展，改善民生；三是谋划未来，即总结经验，展望未来，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毋庸讳言，过往20年，“一国两制”模式在香港的实践虽整体上取得了成功，但期间的征程很不平坦，也离习近平所言“行稳致远”的要求有明显差距。“一国两制”既是一场独一无二的政治实验，也是一项并未尽善尽美的探索，为起伏跌宕的香港社会留下了不少难题待解。
九七回归至今，香港经历了不少转变，而近年中陆港两地矛盾加剧，各种思潮复现。包括贫富分化、楼价高企、生活成本过高、阶层上行艰难等社会经济民生顽疾，和政治上如反内地水客事件、政改风波、占中运动、旺角骚乱、立法会宣誓危机及其后的人大释法等。
然而，在这个香港人心波动的时候，习近平以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身份——特别是在成为“核心领导人”后——第一次来港时的第一次表态，却仍然明确承诺了“一国两制”的地位不变。“行稳致远”是这个七一，他带给香港的最好礼物。
不可否认，习近平对于涉及中国领土完整的问题，一直有着立场上的坚守和底线，不管是西藏、台湾、南海，还是香港，不是一味地让步。过去数年，北京对香港相较从前提出了更多要求，也使得香港更多人开始以理性的角度去重新审视香港。但这并非如一些香港分离主义者所比喻，是对“一国两制”承诺的违背。相反，相当多数理性务实的港人已开始意识到，北京对香港当下风气的一些修正做法，恰恰是有利于“一国两制”制度和香港社会的继续繁荣稳定。
但与此同时，当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央政府因守护底线意识，而将管治焦点对准香港急速的政治情势变化时，一部分由此产生误解的港人却因政治偏见仍在，而看不到陆港矛盾表象下，北京治港政策的另一面是高度的灵活性与温和的善意。
实际上，追溯到2007年10月至2012年11月，在习近平担任中央港澳协调工作小组组长期间，其治政性格中的灵活特性便已有迹象可寻。2007年12月29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双普选时间表，承诺香港可于2017年普选行政长官，2020年立法会全部议员也可以由普选产生。
2010年6月21日，在中央开绿灯的情况下，2012年香港政改方案获得立法会通过，规定2012年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委员增加至1,200名，而2012年立法会地区直选增加5席，以及功能界别新增5席超级区议会——这些均在习近平主管香港事务时落实推进，并由此奠定了当前香港的政制格局。
另外，习近平给外界留下对待国家主权领土问题严守底线，并具有强烈法治精神的政治价值观的印象之外，也为能够与香港泛民政治团体积极互动，做出过不少工作与努力。
2007年10月至2012年11月，习近平在担任中央港澳协调工作小组组长期间，中联办于这一时期开始积极与泛民议员沟通；而到了2016年，中国全国人大委员长张德江在访港期间，亦曾历史性会晤了泛民成员，并将泛民形容为“有不同意见的社会群体和代表人物”；之后，中央政府也安排了为部分泛民发了回乡证，并在今次特首选举前夕，劝使不得民心的前任特首梁振英主动放弃竞逐连任。
这“亦刚亦柔”——便是习近平和以其为核心的现届中央政府，在治港思想上不同于往届政权的特征和优势，实则更对香港期待中的政治和解甚为有利。
当中央政府一方面在国家主权安全问题上矢志不渝地坚持原则底线，展现不动摇的政治威信，而另一方面却能在治港思路和操作细节上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并懂得同香港不同政见团体使用理性怀柔的政治沟通方式，体现细节上的亲和力——而显然，这似乎才是对于现任中央政府存在认知隔阂的泛民群体，最应该去把握并充分，加以利用的。
如若部分泛民今次能摒弃政治偏见，尝试着从“一国两制”和《基本法》明示的宪制责权中找回本真定位，并充分把握住当下习近平访港的机遇和契机，同中央层面多作意见交换，建立新的相互信任与共识，而不是仍旧选择长期以来习惯的尽量回避正面谈论和理解国家，只顾一味地对国家本身抱持极大的价值偏见。那么，当新的制度共识与新的国家观走入这部分群体的政治观念中时，未来香港的发展前景便依然宽阔，而“一国两制”的生命力也自然鲜活强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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