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主权移交中国距今已20年，为参加回归庆祝活动，并为新任特首林郑月娥及其团队监誓就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到这里视察——这是他2012年担任中国最高领导人、特别是成为中共领导核心后首度踏入该地。现在他虽然已经离开，但其和盘托出的治港思想，正在影响着香港。
被誉为毛、邓之后最有权威的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相比于邓小平，其治港思想同样具有强烈的底线意识(图源：新华社)
当前香港管治正面临严峻挑战，深层次经济矛盾、政治矛盾和中港矛盾日益发酵。近些年来更是纷争不断，无论是反内地水客、《基本法》第23条立法争议，还是国教科风波、政改争议、占中运动、旺角骚乱和立法会宣誓风波，都在让不少人认为北京有必要重新审视治港政策。而习近平治港思想，恰好回应了外界这一关切，正式预示北京治港政策已经发生方向性变化。
那么他的治港思想究竟是什么？鉴于他和“一国两制”始创者邓小平的治港思想，既有衔接共通之处，亦有不同之处。因此在剖析习近平治港思想时，不妨先对邓小平治港思想有所认知。
邓小平治港思想三大特征
论述对港问题思路，注定绕不开“一国两制”这一奠定基调的话题。作为主导该政策的核心人物，邓小平在香港回归谈判时的涉港思想，可谓对这里今后的变化与历史进程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其中最为直观的便是，邓小平在对香港回归事务上的原则问题绝不让步。无论是回归方式、回归后治理方式、是否要驻军、香港和中央的关系定位，还是回归前就末代港督彭定康（ChrisPatten）推出的政改、财政、土地政策等进行的交锋斗争都体现明显。可以说，在整个香港回归的谈判过程，以及邓小平接见香港团体的所有讲话，在原则性问题上的立场从来都十分坚定。
比如，在谈判时期，英方最初只同意交还租约即将到期的新界，但在邓小平近乎“固执”般强有力地坚持与争取后，最终从英国手中一并收回了原本属于被割让的香港岛和九龙半岛主权，也令这一时期皆有份负责谈判的撒切尔夫人（MargaretThatcher）和希思（EdwardHeath）两位英国前首相，感叹碰上了“难搞”的对手。再如，在香港驻军问题上，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习近平初涉政坛的导师耿飚，面对记者提问说了一句模棱两可的话：“我们可能不一定驻军吧。”结果不料邓小平获此消息后，立即大发雷霆，并专门安排讲话为此辟谣。
其次，邓小平对待香港回归谈判的思路上，做到了将原则性与高度的灵活性相结合——“一国两制”的确立就是最有说服力的例证。中共前领导人毛泽东曾给邓小平起了个“钢铁公司”的绰号，意在夸赞邓小平“柔中寓刚，绵里藏针”的政治能力。在中英双方长达数年的谈判全过程之中，由于邓小平不但能紧守原则，而且在谈判细节上又能灵活应对，最终完成香港主权回归。
再者，邓小平涉港思路还有一个重要特点——“不左”。1984年6月22日至23日期间，邓小平在会见香港工商界访京团，其中包括当时香港政坛重要人物钟士元，坦言：“近几年来，中国一直在克服左的错误，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来制定各方面工作的政策。经过五年半，现在已经见效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提出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来解决香港和台湾问题。”
上述话语传达出的意味可以高度抽象概述为“实事求是”的理性实用主义思路——甚至是前述“坚持原则”与“高度灵活”的思想认识之前提。可以试想，如果没有文革结束后中共的思想转变，恐怕“一国两制”的理念主张就难以被提出，继而香港回归恐怕也不会平稳顺利，而且即使回归能够完成，今日香港恐将也会变味为中国南部边陲的一个内地化的城市罢了。
习近平治港思想与邓小平的异同
那么，被誉为毛邓之后最有权威的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他相比于邓小平，又有着怎样的治港思想？和邓小平一样，习近平治港思想同样具有强烈的底线意识，这主要体现在其对待反“港独”问题，或者说是对“一国”的坚守上。习近平在过往的公开讲话中，常说“‘一国两制’坚定不移，不会变，不动摇，在香港的实践不走样、不变形”，这即是底线意识的体现。在去年香港立法会宣誓风波事件中，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惩治两位事件主角，亦是态度鲜明。
特别是在今次习近平访港七一讲话里，底线意识更是十分强烈。习近平先是提到“香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制度还需完善，对国家历史、民族文化的教育宣传有待加强，社会在一些重大政治法律问题上还缺乏共识”，这句话被认为是间接对香港提出《基本法》23条立法和国民教育的要求。接着他又指出“必须牢固树立‘一国’意识，坚守‘一国’原则”，“任何危害国家主权安全、挑战中央权力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权威、利用香港对内地进行渗透破坏的活动，都是对底线的触碰，都是绝不能允许的”。这番表述足见其底线之坚定。
不止如此，习近平的治港思路中亦有着高度的灵活性。这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他曾逐步推进香港民主政治进程。2007年10月至2012年11月，在习近平担任中央港澳协调工作小组组长期间，香港出现不止一个关系到政制进程的重要节点事件——2007年12月29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双普选时间表，宣布香港可于2017年普选行政长官，在行政长官普选后，即2020年，立法会全部议员也可以由普选产生；而到了2010年6月21日，在中央正式开绿灯的情况下，2012年香港政改方案获得立法会通过，规定2012年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委员增加至1，200名，而2012年立法会地区直选增加5席，以及功能界别新增5席超级区议会——以上决策均在习近平主管香港事务时落实推行，并由此奠定了当前香港的政制格局。
另一方面，习近平也给外界留下了能够和香港泛民积极互动的形象。2007年10月至2012年11月，习近平在担任中央港澳协调工作小组组长期间，中联办于这一时期开始积极与泛民议员沟通；2016年中国全国人大委员长张德江访港期间，曾历史性会晤泛民议员，并将泛民形容为“有不同意见的社会群体和代表人物”，港澳办主任王光亚随后亦称“泛民大多数是爱国爱港”；中央政府去年为部分泛民发放了回乡证，并劝退前特首梁振英主动放弃竞逐连任。
当然，习近平有和邓小平治港思想的不同之处，这主要体现为法治精神。比如他曾屡次强调要依法遏制港独，并透过释法等方式来处理港独问题。中共十八大报告中亦表示：“中央政府将严格依照基本法办事，完善与基本法实施相关的制度和机制，坚定支持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政府依法施政。”不单如此，他在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还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此次七一讲话里，他更是将“始终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上升为对香港落实“一国两制”的四点要求之一。很明显，这是在“一国两制”框架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在香港治理的延伸性落实。
邓小平对待香港回归谈判的思路上，做到了将原则性与高度的灵活性相结合(图源：新华社)
某种程度上讲，法治精神是习近平和邓小平在对港思想上的最大不同。当然这样说绝不是指邓小平不懂法治精神，相反在他那个时代出炉的《基本法》恰恰构成了当前香港法治的一大基础。但总体而言，法治并不是邓小平治港思想的重点，而在习近平治港思想里，法治则是核心内容。之所以会这样，既是因为两代中国领导人所处时代不同，政治价值观自然存在差异，更是因为邓小平的决策主张属谋划于回归之前，侧重点是收回香港主权，而习近平的政治理念则是落实于回归之后的治理，所以自然要通过法治精神来治理这片法治已成为核心价值的城市。
实事求是是人心回归关键
如果将上述习近平治港思想进行总结，不难发现，他和邓小平一样都能坚持实事求是。他之所以坚持“一国”底线，是因为这是“一国两制”之根本，是因为“一国”目前在治港过程中面临挑战，特别是正在被港独所冲击；他之所以展现高度灵活性，是因为泛民乃可以团结的健康政治力量；他之所以要强调法治精神，是因为法治乃过去、现在和未来香港的核心价值观。
正如法国著名作家雨果(VictorHugo)所说的那样：“世上有一种东西比所有的军队都更强大，那就是：恰逢其时的一种思想。”而实事求是，对当下香港和“一国两制”而言就是如此恰逢其时的一种思想，也是邓小平涉港思想和习近平治港思想的共同底层。正如当年邓小平凭借这一思想收回香港主权，那么在接下来的治港实践中，这亦可成为习近平完成香港人心回归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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