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习近平上台以来，针对中国面临的问题，中共第五代领导层对中共意识形态进行了深化和调整。针对社会主义和市场主义的冲突，试图整合传统主义、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使其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中共政治格局，提出“中国梦”和“两个互不否定”，并进一步强化了民族主义。这是在中共意识形态总体处于弱势的情况下对意识形态进行深化的努力。
中共意识形态需要调整（图源Reuters）
习近平面临的问题比起第三代、第四代领导层有所不同。第三代领导层主要在于突破社会主义计划体制的意识形态束缚，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也就是“邓小平理论”。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促进经济的发展，来获取统治的合法性。因此，当时关注的核心问题是经济改革和经济增长。实践也显示，这个理论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从而也维护了中共的政治合法性。
但在实践层面，追求经济增长为主要目标的GDP主义也造成了大量的社会问题。其中就包括在市场经济改革中出现的国有企业私有化过程。政府把大量长期亏损的中小型国有企业进行了民营化改革，一方面减轻了政府财政负担，提高了企业效率，但由于操作过程中，存在大量廉价出售企业资产的问题，以及大量失业工人缺乏社会福利保障，造成了巨大的社会不公。最初中国国企改革，因为是摸着石头过河，主要还是考虑效率问题，对社会公平问题并没有考虑太多，以至于造成后来越来越多的问题。另外，对经济领域的市场自由化错误地延伸到社会领域，比如医疗和教育，更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分化和不平等。经济发展的同时，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加剧。
中共第四代领导层针对这一局面，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等概念，试图通过加大政策调整，对GDP主义造成的社会问题进行纠正。但在强大的既得利益面前，中共提出的多种经济改革都没能实现，尤其体现在对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过程中。于是只能在社会领域加大政策支持，资金投入，以行政的力量改变一些不公问题。比如社会保障、教育和农村医疗等方面的改革。但经济基础层面的利益关系没有理顺，社会不公的基本体制格局没有改变，社会并没更多和谐。最后只能通过外在的“维稳”机制来减少社会冲突事件。
第五代领导层针对这一局势，对意识形态进行了调整。鉴于社会撕裂、缺乏共识，首先提出了“中国梦”，主要针对的还是广大社会群众对国家意识形态的需求，希望通过共识性的概念最大限度地凝聚人心。不管其效果如何，我们暂且从中看其努力的方向。面对社会的分化，面对“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拥护者之间的分化乃至对立，习近平提出“两个互不否定”，改革开放后三十年和前三十年互不否定，二者都是中共历史上的探索，都有其时代的合理性。
除此之外，中共也试图在更广阔的思想脉络上调整意识形态。这体现在其对三个思想传统的统合的努力上。
第一，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回归。这个传统也叫中国的“大传统”。这主要是指中国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比如儒释道传统、大一统传统、祖先传统等，都得到官方的接受和支持，政府对这些领域的资金投入也越来越大。要知道中共正统意识形态尤其是“毛泽东思想”对立于这一传统的。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是保守政治学说，而毛泽东的革命思想，来源于五四运动反传统的激进思想脉络，二者的对立不难理解。但中共如今作为执政党而不是革命党，即便作为现实考虑，也是需要儒家学说为代表的保守主义。而从理论和现实上来说，中共也是需要这么做，统合中国传统是因为中国仍存在并始终存在的社会基础，传统的生活方式、伦理习惯和心理定势。当然，这种统合的努力也遇到理论和现实中的矛盾和问题，比如传统中的专制倾向和集权倾向很大程度上与中共现阶段旨在加强中央权力的威权主义相契合，要避免威权滑向专制。同时，传统中的很多政治观念其实是与启蒙精神中的自由、民主相冲突的。但传统所代表的文化因值根于中国社会，是具有一定的社会基础的。意识形态是需要融合这方面思想。
中共需要整合多种思想传统（图源：其他网络）
第二，是对近代以来的小传统的统合。这是指近代以来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和民族主义传统。中共对中国近代史（1840年到1949年）的历史叙事，其实正是建构民族主义话语的过程。近些年来，中共对小传统的统合体现在对清末洋务运动、清末立宪运动、国民党抗战的地位进行肯定等多个方面，以不断提高民族主义解释的逻辑自洽性，扩展民族主义的社会基础。同时在文化、教育、宣传等领域深入贯彻民族主义意识，强化历史教育，民族主义影响有增无减。最近几年，民族主义呈现出与大传统的融合的姿态，使得民族主义与保守主义成为新的文化民族主义。在中共所统合的各思想脉络中，民族主义成为一个最基本的底线，如果其他意识形态间互相分裂，至少社会在这个底线上还是能守住。不过，反过来看，近些年民族主义在国内的兴盛，尤其是与民粹主义的合流，也可以看出中共意识形态面临的弱化问题。
第三，大力强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共近些年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工程，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虽然目前尚未有明确的成果，但业内取得的一些进展还是切实存在的。可以说，要突破邓小平理论和毛泽东思想之间的对立，主要的理论突破口还是在于如何解决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因为按着毛泽东式的理解，马克思主义是反对资本和市场的，解决方式也是反对私有制的，这就与中国的市场经济不相容。中国现实的改革中仍存在对公有制和私有制的难题，至今没有解决。中国要突破左与右的纠缠，必须从理论上解决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这是中共意识形态中绕不开的问题。但不管从实践上，还是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创新，来适应解决现实的问题，目前还没实现。
中共领导层希望能在以上几方面对意识形态进行整合，其努力的几个方向，均取得了一些进展，同时一些根本的问题还处于讨论中。因此，可以说，中共意识形态总体上处于较弱的防守状态。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国内公共问题或对外关系中，涉及到这个问题，中共总是反应的过于敏感。这或许是中共领导层频频要求国内理论界要加强哲学社会学科研究，树立理论自信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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