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7月3日，习近平访问俄罗斯。这是习近平担任中国国家主席后第六次来俄罗斯，4年里，习近平已和普京见面20多次。
习近平用“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来描述两国关系，普京称习近平为“很好的朋友、非常可靠的伙伴”，并将两人之间的协作称为“两国关系发展毋庸置疑的驱动器”，认为如今俄中两个邻国之间的互信“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这种亲密互动似乎印证了最近几年热炒的中俄结盟，但不看好两国结盟的学者同样不少。要知道，两国曾经拥有的蜜月期也不过短短十年。中俄两国真能结盟吗？这要从俄罗斯的历史中寻找答案。
弗拉基米尔大公在圣索非亚大教堂内受洗，从此东正教成为基辅罗斯国教（图源：维基百科公有领域）
俄罗斯选择东正教
俄罗斯历史始于东斯拉夫人建立的第一个国家基辅罗斯。
这个站在基督教、伊斯兰教与犹太教文明交叉口的基辅罗斯，随着988年基辅罗斯大公弗拉基米尔（Vladimir I）在君士坦丁堡受洗，成为东正教徒，选择成为基督教世界的东翼，而非基督教文明在欧洲的前哨。这固然是拜占庭文化长期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东正教圣徒等级制具有的关于统治和服从的“君权神授”理念，更符合弗拉基米尔统治的需求。
而这一决定，直接影响了俄罗斯帝国日后的命运。
弗拉基米尔大公死后，基辅罗斯陷入内讧。蒙古、日耳曼骑士团和瑞典趁机从东、西、北三面侵入，最终，蒙古人成为罗斯境内绝大多数地区的霸主，建立了金帐汗国。幸运的是，金帐汗国的统治者继承了成吉思汗宗教宽容的政策，甚至扶持东正教壮大，仅仅要求东正教徒为大汗的健康祈祷。
保留了东正教，就意味着俄罗斯保留了自己的文化精髓。在后来反抗蒙古统治的过程中，宗教就起到了凝聚人心作用。对此，俄罗斯思想家别尔嘉耶夫说：“俄罗斯已经成为模糊的概念，而宗教却比任何东西更能够把俄罗斯人联系在一起。”
新崛起的莫斯科大公伊凡一世（Ivan I）也看到了这一点，他通过贿赂从金帐汗国获得了弗拉基米尔大公封号，使莫斯科成为东正教与俄罗斯新的基石。作为回报，莫斯科公国在东正教的扶持下不断地兼并其他公国，并开始实行摆脱金帐汗国统治的政策。1480年，伊凡三世（Ivan III）在乌格拉河对峙事件中迫使金帐汗国阿赫马特汗撤退，从而结束了蒙古对罗斯历时240年的统治。
就在罗斯寻求独立之时，1453年5月29日，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军队攻陷，拜占庭帝国灭亡。1472年，伊凡三世娶拜占庭末代皇帝的侄女索菲娅·帕列奥洛格（Sofia Paleolog）为妻，以拜占庭国徽为莫斯科国徽，俨然成为拜占庭帝国的继承者。
融入俄罗斯血脉的东正教使俄罗斯认为只有自己才是基督教的正统所在。尤其是长达240年的蒙古统治终结后，俄罗斯的国家实力迅速增长，民族意识急剧上升。莫斯科作为“第三罗马”，其东正教中心和拜占庭继承人身份，已无可替代。
1510年，莫斯科夫叶利扎罗夫修道院院长费洛菲上书莫斯科大公瓦西里三世（Vasili III）。他说：“旧罗马的教堂被不信神的异端攻陷了，第二个罗马——君士坦丁堡的教堂被阿加尔人（土耳其人）的战斧劈开。现在这里是新的第三罗马——由您统治的神圣使徒的教堂，使宇宙之内，普天之下，永远照耀着阳光……虔诚的沙皇！全部基督教将统一于您。两个罗马已经垮掉，第三罗马屹立着，而第四罗马永远不会有。”
1547年，在克里姆林宫的圣母升天大教堂举行的加冕礼上，伊凡四世（Ivan IV）被授予“沙皇”的称号。大主教马卡里在伊凡四世身上画了个十字，并将王冠戴在他头上，这象征着他的权力既来自于拜占庭帝国，又来自于上帝。从此，拜占庭的双头鹰离开博斯普鲁斯海峡，飞翔在俄罗斯广袤的草原上。一个新的政教合一的专制国家就此诞生。
俄罗斯与西方的历史死结
1054年，拜占庭君士坦丁堡牧首米海尔·凯鲁拉里乌斯(Michael Cerularius)和罗马教皇利奥九世（Leo Ⅸ）因圣餐礼仪引发激烈冲突，两人互不相让。当利奥九世的特使红衣主教洪贝尔（Humbert）抵达君士坦丁堡时，米海尔拒绝向他屈服。性情暴躁的洪贝尔径直闯入圣索非亚大教堂，在大庭广众之下，把一份诅咒东方教会、革除牧首教职的教皇训谕放在圣桌上拂袖而去。
米海尔毫不示弱，在君士坦丁堡召开宗教会议，当众焚毁利奥九世的训谕，并大声宣布“教皇的使者及其随从人员像野猪一样来到圣城，玷污了真理”。罗马教皇和君士坦丁堡牧首互相开除对方的教籍。从此，基督教世界一分为二，正式分裂为天主教和东正教。
俄罗斯人对拜占庭的继承决定了这个国家未来的道路。但它同时也意味着俄罗斯孤立于罗马教廷之外，无法享受天主教提供的文明成果，更刺激了双方的怀疑和敌意。
尤其是当罗马教皇权力到达顶峰，为实现合并罗斯东正教会的梦想，积极支持罗斯西部的敌人,帮助利沃尼亚骑士团和条顿骑士团,筹划瑞典十字军入侵罗斯,对整个罗斯实施贸易封锁等等。
当蒙古人入侵时，俄罗斯人仍对教皇领导的十字军寄予期望。可是，教皇并没有向俄罗斯伸出援手。教皇英诺森四世（Pope Innocent IV）曾信誓旦旦地向罗斯大公保证会与罗斯军民并肩抗击蒙古入侵，却派遣使者与蒙古人媾和，支持并授予在普鲁士、利沃尼亚作战的十字军特权，以攻击立陶宛人、罗斯人和其他多神教徒、分裂派教徒。自此，俄罗斯与天主教会结下血仇。
为逃避战乱，俄罗斯人不得不向偏远贫瘠的东北部转移。而在蒙古人统治下，俄罗斯与西方的联系被进一步割裂，出于对蒙古人的恐惧和仇视，西方人对其统治下的俄罗斯也投以更加不信任的眼光。所以，当继承大统的伊凡四世在后来宣称他领导的莫斯科公国就是“第三罗马”的时候，西方的吃惊可想而知。
针对这段历史，马克思曾指出：“惊惶的欧洲，几乎不知道夹在鞑靼人和立陶宛人之间还存在着一个莫斯科公国，这时看到一个庞大的帝国突然出现在它的东部边境而弄得目瞪口呆；甚至使欧洲发抖的土耳其苏丹巴耶济德本人也破天荒第一次听到了这个莫斯科公国的傲慢的语言。”
专制与革命
伊凡四世自称沙皇，源自东罗马皇帝的名号“凯撒”（图源：维基百科公有领域）
1546年，在宫廷斗争中成长的伊凡四世自称“沙皇”，沙皇俄国由此建立。次年，东正教君士坦丁堡牧首狄奥尼修斯二世（Dionysius II）和其他三十六位教区总主教承认了伊凡四世的沙皇称号，俄罗斯完成了“君权神授”，取得了“莫斯科是第三个罗马”的地位。
亲政后的伊凡四世开始用自己的方式统治俄罗斯，铁腕推行加强君主专制的改革，建立起了中央集权的沙皇专制。
在收权的同时，伊凡四世也没忘记扩张的传统。幸运的是，在其父辈们的努力下，曾经笼罩在俄国头顶的乌云——金帐汗国，在此时已经解体为几个小的汗国，它们也立刻成为俄国首要的扩张目标。1556年，伊凡四世攻灭喀山汗国，打开了俄罗斯翻过乌拉尔山向东方扩张的道路。1556年，阿斯特拉罕汗国被吞并。1557年，西伯利亚汗国臣服。1572年，俄罗斯粉碎了“奥斯曼土耳其之鞭”克里米亚汗国的进攻，遏制了奥斯曼帝国向东欧扩张的步伐。
1584年3月28日，伊凡四世在与人下棋时中风死去。一百多年后，另一个在俄罗斯历史上落下过重笔的彼得一世（Peter I），又在沙皇权力争夺中脱颖而出。
亲政后的彼得一世，为对抗克里米亚汗国及其宗主国奥斯曼帝国，夺取黑海出海口，1697年隐姓埋名前往西欧各国游历，并派出庞大的代表团寻求各国支持。
正处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欧，一切都让25岁的彼得觉得新鲜、震憾。回国后，彼得开始富国强兵的西化改革。他的改革为俄罗斯现代化打下了基础，提升了国力，帮助俄罗斯在长达21年的北方战争中击败瑞典，称霸波罗的海，并迁都以他名字命名、由他亲自设计的城市——圣彼得堡。
1721年，彼得一世废黜了东正教莫斯科及俄罗斯教区大牧首，设立宗教事务管理局，彻底将教权置于皇权之下，向他理想的“秩序良好的警察国家”又进一步。同一年，彼得一世又抛弃沙皇称号，自称皇帝，俄罗斯帝国第一次有了自信，不再需要假借东罗马帝国继承者身份来标榜自己，而他的后人，则由此开始了让西方战栗的征伐历程。
1812年，俄罗斯战胜拿破仑（Napoleon），拯救了整个欧洲。1814年3月31日，骑着白马的亚历山大一世（Alexander I）率领50万俄军通过巴黎凯旋门，走在香榭丽舍大街上，实现了俄罗斯历代沙皇想都不敢想的无尚荣耀。奥地利首相梅特涅（Klemens von Metternich）代表欧洲各国向亚历山大一世上尊号“神圣王、欧洲救世主”。俄罗斯人的救世意识高涨，他们由衷的相信，自己是神选的民族。
然而，百战疆场的俄国军队踏上归程时，带回帝国的除了光荣，还有震撼与愤懑。见识了西欧“花花世界”的俄国贵族和知识分子开始觉醒，他们一面热情讴歌抒发爱国之情，一面决绝地批判并直面落后的现实，探求俄罗斯民族的未来。
就在这一年，年仅16岁的亚历山大·普希金（Alexander Pushkin）发表了第一首爱国诗。普希金以诗歌批判国家的专制与权贵的腐败堕落，以启蒙俄罗斯。他在《自由颂》中告诫沙皇：“无论是刑罚，还是褒奖/无论是血腥的囚牢，还是神坛/全不能作你们真正的屏障/请在法理可靠的荫蔽下/首先把你们的头低垂/如是，人民的自由和安宁/才是皇座的永远的守卫。”
1825年，率先觉醒的俄罗斯自由派贵族十二月党人发动武装起义，主张建立君主立宪制。尽管遭到残酷镇压，却使这个老大帝国从睡梦中苏醒。
更大的冲击即将来临，担负这一使命的是普希金的挚友彼得·恰达耶夫（Pyotr Chaadayev）。这位曾长期担任沙皇近卫军军官并远征巴黎的诗人、哲学家，在探索俄罗斯未来道路上走得比普希金更远、更激烈。1836年，恰达耶夫在《望远镜》杂志发表《哲学书简》，“我们解放了整个欧洲，却单单把镣铐留给了自己”，恰达耶夫在《哲学书简》中对俄罗斯做了无情和尖锐的批判。俄罗斯的历史，“首先是野蛮的不开化，然后是愚蠢的蒙昧，接下来是残暴的、凌辱的异族统治。这一统治方式后来又为我们本民族的当权者所继承了——这便是我们的青春可悲的历史。”“我们不属于人类的任何一个大家庭；我们不属于西方，也不属于东方，我们既无西方的传统，也无东方的传统。”“人类的普遍规律并不适用于我们。我们是世界最孤独的人们，我们没有给世界以任何东西……在我们祖国不会结果的土壤上，没有诞生过一个有益的思想；在我们的环境中，没有出现过一个伟大的真理。我们不让自己花费力气去亲自想出什么东西，而在别人想出的东西中，我们却又只接受那欺骗的外表和无益的奢华。”他甚至主张放弃东正教，皈依天主教。
俄罗斯没有经历过欧洲的文艺复兴，没有发生过宗教改革运动，也不曾有过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启蒙运动，恰达耶夫这些对俄罗斯历史文化强烈否定的痛切之言，立即在整个俄罗斯引起轩然大波，指责和斥骂不绝于耳。沙皇尼古拉一世（Nicholas I）说，“读过此文，朕认定这是一个十足疯子大胆的胡言乱语”，官方最终宣布恰达耶夫为疯子，禁止他写作，定期派医生为他“看病”。《望远镜》杂志被查封，图书审查官被撤职，出版人遭流放。
而恰达耶夫关于俄罗斯不属于东方和西方的惊世之言，也分裂了俄罗斯的社会认识，开启了西方派和斯拉夫派关于俄罗斯发展道路的旷日持久的争论。
与普希金、恰达耶夫一样，俄国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出身贵族、担任公职，这一便利条件使他们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近距离观察帝国的运作，有机会接触西方文化，但却因远离底层社会，提出的改革主张多是空中楼阁。由于这些天然缺陷，西方派与斯拉夫派的争论不可能有任何结果，也注定了俄罗斯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的经典形象“多余人”正是他们的写照。
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的主人公奥涅金是“多余人”的鼻祖，赫尔岑《谁之罪》中的别尔托夫、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中的毕巧林、屠格涅夫《罗亭》中的罗亭等比比皆是。“他们虽有变革现实的抱负，但缺少实践。他们生活空虚，性格软弱，没有向贵族社会抗争的勇气，只是用忧郁、彷徨的态度对待生活，在社会上无所作为。”最终，如毕巧林般轻掷生命，在决斗中死去，普希金如此，莱蒙托夫也如此。
尽管这场争论没有任何结果，也影响不了政府决策，但在“多余人”的不断呐喊下，俄罗斯民族意识觉醒，以屠格涅夫为代表的平民知识分子崛起，俄罗斯文学迎来了黄金时代，思想启蒙的时代来临。在此之后，知识分子对沙皇专制的无情批判，导致革命思潮兴起，后来继位的亚历山大二世（Alexander II）为遏制危机爆发，尽管也推行了一系列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但其骨子里却是沙皇一脉相承的专制与保守，无数革命者、不同政见者被流放、处死，他也因此成为革命者的首要目标。1881年3月1日，亚历山大二世被民粹组织“人民意志”炸死在圣彼得堡大街上。至此，摆在这个拥有浓厚专制、保守传统的国家面前的，就唯有革命一条路了。
“沙皇”归来：俄罗斯的普京时代
2015年4月12日，莫斯科基督救世主大教堂举行东正教复活节宗教仪式（图源：VCG）
1917年，俄罗斯爆发“二月革命”，沙皇专制制度被推翻。不久，列宁（Vladimir Lenin）创建的布尔什维克发动“十月革命”，缔造了新的帝国——苏联。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全家七口在叶卡捷琳堡伊帕切夫别墅地下室被秘密警察处死。
前苏联以俄罗斯为主体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俄罗斯先贤“我们将使旧社会中产生的大部分思想走到尽头，我们将回答人类所研究的最重要的问题”的愿望似乎就要实现。但是，苏共的专制、腐败，和前苏联在冷战中的失败，使得苏联又很快成为历史。
继承苏联衣钵的俄罗斯，在叶利钦的领导下完全倒向西方。按照西方开出的药方，叶利钦对濒临崩溃的俄罗斯经济实行“休克疗法”，几乎使经济陷入绝境。在私有化过程中一夜暴富的寡头，开始控制国家经济，参与国家政治。在寡头支持下，尽管叶利钦获得连任，但经济形势的恶化、车臣的叛乱、党派的争权，西方对俄罗斯的遏制，令叶利钦萌生退意。“我没有实现某些人的愿望，他们相信我们可以轻易地从灰色、停滞、极权的过去，一跃而进入光明、富裕、文明的未来。我自己也曾相信一切都可以一蹴而就，仿佛轻松一跃就可以越过所有困难。”叶利钦说，“我们以及那些已经当政多年的人们应该引退。”
叶利钦选择了克格勃特工出身的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接班——有意思的是，998年，到拜占庭圣索非亚大教堂接受洗礼，从而开创了俄罗斯的基辅罗斯大公，同样叫弗拉基米尔。
2000年5月13日，刚上任7天的普京就签署总统令，在俄罗斯联邦89个联邦主体划分为7个联邦管区，分别派驻总统全权代表。后来又成立联邦国务委员会，作为总统领导下的联邦中央决策性机构。通过这些国家体制顶层设计上的改革，普京很快就将权力集中到自己手里。
接着，为了摆脱寡头及其代理人掣肘，普京采取铁腕手段打击寡头势力。叶利钦时代的“七大寡头”下场惨然：霍多尔科夫斯基（Mikhail Khodorkovsky）入狱，古辛斯基（Vladimir Gusinski）流亡以色列，别列佐夫斯基（Boris Berezovsky）命丧英国，斯摩棱斯基（Smolenskie）、维诺格拉多夫（Vinogradov）破产，马尔金（Markin）开赌场度日，仅弗里德曼（Friedman）因低调幸免。随着这些寡头寿终正寝，取而代之的是普京开始成为无人能再挑战的政治强人，也使得他能够将能源、金融等企业顺利收归国有，掌控了俄罗斯的经济命脉。
在外交上，普京一度延续叶利钦的亲西方政策，“9·11事件”后更是试图联合美国加入反恐战争。但西方与俄罗斯的分歧是如此之深，东正教背景、又有了冷战对峙阴影的俄罗斯，注定不会被西方包容，迎接普京的是北约东扩，正式接纳东欧和波罗的海七国为成员国，美国的弹道导弹防御系统也部署到了家门口。当头棒喝之后，普京开始转向东方，与中国、印度等国建立战略协作伙伴，以独联体、上合组织为依托，构建了从西太平洋到地中海的“朋友圈”。尤其是与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深度协作，双方各取所需，极大拓展了国际回旋空间。
而普京敢想敢干、长袖善舞的军事手腕，更是让人大开眼界。让叶利钦几乎束手无策并制造过无数血案的车臣叛乱，到了普京手里，立刻被镇压肃清。2008年8月，刚参加完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后几个小时，普京就立刻飞往南奥塞梯前线指挥作战。2014年，利用乌克兰危机的契机，他又成功将克里米亚收归俄罗斯版图。在西方的一片哗然和指责、制裁重压下，他又出兵叙利亚，以打击ISIS等恐怖组织之名占领道德高地，在陷西方入被动的同时，又成功转移了乌克兰危机话题。2016年，普京强势介入叙利亚战争，显示出他绝不放弃中东地区的决心。
1999年12月31日，在叶利钦突然辞去总统职务，由普京代理时，他就在演讲中以彼得大帝“给我二十年，还你一个全新的俄罗斯”向俄罗斯民众许诺，毫不掩饰对“大帝”的向往。今天的普京，俨然已成为俄罗斯这个“战斗民族”的政治象征。国际社会普遍认为，普京已成为俄罗斯政坛无法动摇的强权人物，一个新的沙皇已经诞生，而普京也从不避讳要带领俄罗斯回归大国地位的宣示。
无法忽视的是，普京治下的俄罗斯依然以东正教为内核，或许俄罗斯人民依然相信俄罗斯是第三罗马帝国。
这样的俄罗斯注定无法叩开西方的大门，北约不断东进也印证了这一点。当西方的严厉制裁、国际油价持续大幅下跌，重创了俄罗斯财政、民生和军事投入后，俄罗斯只能将目光转向中国。
俄罗斯前身苏联老大哥曾带领着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大家庭一起对抗西方，两个国家在历史上曾有过一段时期的蜜月。现在由于共同的利益，两个国家再次走近。然而双头鹰一直在俄罗斯的天空盘旋，一只头凝视东方，一只头凝视西方，从未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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