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动力
中国政治发展的第一个动力首先来自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目标，中国共产党目前前最重要的目标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以前在革命时代它有反帝反封建这样一个任务，今天的任务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第一要务。
2014年9月30日，十一前夕，“中国梦”花盆亮相沈阳一处广场街头。东方IC 资料图
有人问笔者属于哪个派，我说我首先是个民族主义者。在现今世界上，你可以说你是个国际公民，但实际上是做不到的。如果你是一个真正明白中国所处的历史地位、历史阶段的学者，你必须是一个民族主义者，这可以说是个宿命。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中国政治发展的最重要的目标。党在过去三四十年里做的那些事情是和这个目标高度一致的。邓小平那时候说的很直白，落后就要挨打，如果我们再不发展，我们就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对邓小平来说是很实在的，中国能不能发展?不发展就要落后挨打，这是最简单的事情。这种比较温和的民族主义是激励一个国家发展非常重要的方法。北大人在上世纪80年代初喊出“振兴中华”的口号，得到全国人民的响应。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说两步走，两个百年，其实也是一样的。第一个百年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二个百年，中国应该成为一个高收入的现代国家。第一个百年应该是中高收入的强国，我们到2020年应该实现这个目标，在未来的2049年，我们应该成为高收入的强国。届时中国GDP总量将超过世界总量的三分之一，恢复到我们历史最高点上去，就是1830年左右，我们的人均收入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这是中国共产党追求的一个目标。这是第一个政治发展动力。
第二个政治发展动力是共同富裕，这是我们中国社会主义的核心内容。有人说社会主义是公有制，没有公有制就不叫社会主义，我觉得这是手段和目的颠倒了。我们先应该认清楚目的。我们的目标是什么?社会主义的目标应该是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主义。如果你的手段和这个目标是不相融的，你的手段应该改变。这是邓小平早就给我们确立的思想。以前我们先谈手段，姓社姓资，先把它分清楚，不管目的。邓小平说你先别讨论手段问题，我们先把目的搞清楚。目的是什么?如果没有发展，你就要被开除球籍。先把这个目的搞清楚，然后我们看什么手段能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就采用什么手段。
如果认可共同富裕是中国社会主义的目标，在这个目标下边，我们采用什么样的手段，那有可能公有制未必能达到我们所期望的目标。比方说现在这些国有企业产出只占到GDP的三分之一，但是它从银行得到的信贷仍然在60% 、70%，这显然是不对称的。它占用大量的资金，产出效率却很低，这显然不利于到共同富裕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认真的思考一下，我们到底应该采用哪种手段才能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这个目标也是我们普通老百姓的一个追求。
第三个政治发展动力是效率。中国是个赶超国家，所以做事情一定要有效率，要是没有效率，赶超就无从谈起。计划经济时代我们不讲效率，结果我们有很多事情没有做好。在1978年之后，我们把效率摆在很高的位置上，有一段时间我们的口号是“效率第一、兼顾公平”。当然现在应该是公平和效率携手并进的时代，但是效率仍然是重要的。一个政治体制如果不能保证社会的效率，它显然是没有生命力的，它没办法长期持续。这大概是中国政治的发展的第三个主要的动力。
二、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的主要问题
要理解当代中国体制，首先必须理解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成立，在当时，中国共产党与孙中山改组的国民党都属于革命性的政党，都是中国从近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产生的政党，都带有强烈的反封建、反殖民的色彩。尽管两个党对于中国未来发展方向这一点上有分歧，但反封建、反殖民的目标是一致的。
1978年之后，党的任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中国共产党以前是个革命党，但在1978年之后，它已经形成一个体制，我们国家的体制应该叫“中国共产党体制”。就其设计而言，当代中国体制可以理解为一个“混合政体”。中国共产党担当的是“君主制”的角色;人民代表大会是民主机构，也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人民政协体现了“贵族制”的要义，它既是中国共产党实现统一战线的机构，也是各民主党派监督党的领导的机构。中国共产党无疑是当代中国体制的核心，因此，把当代中国体制称为“中国共产党体制”是恰当的。
我们的体制需要有一个强大的组织来掌握国家的决策，包括法律的制定，官员的选拔等。如果这么去理解中国共产党体制，就不要去问党大还是法大，党制定法律，那自然是党大。就像在西方问是议会大还是法大，自然是议会大，议会制订法律。从制订法律的角度来说，毫无疑问是党大。但是，一旦法律制订下来，所有的成员都应该在法律的框架下来工作，包括西方的议会也是，它制定了法律，它自己的这些议员也必须在法律管辖下面来行动。我们也是这样，党制订法律，包括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员必须是在法律的管辖下面来活动。这是没有矛盾的。
但是，中国目前面临一个巨大的挑战，就是如何转型的问题，我们需要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事实上，我们党从2002年提出“三个代表”之后，这个转型就已经在发生，但是没有形成一致性的意见。这个转型包括两个方面。
一个就是从革命党转变成中国共产党体制，中国共产党需要适应中国共产党体制，这是一个巨大转变。以前革命党在战争年代有敌人，是有对立面的，但在建设年代你继续寻找对立面，就像改革开放前三十年我们在不停寻找对立面，结果发现它引起巨大的混乱。邓小平之后放弃了寻找对立面这种做法，但是没有形成新体制如何运转的理论，或者说，我们还没有找到一套新的“道统”。要把自己这个体制说明白，这个是我们没有做到的。
我们现在基本上还是沿用马克思主义的道统。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是关于19世纪的学说，是对于19世纪的欧洲、特别是英国的观察所产生的学说。当时的英国是资本主义社会，今天的中国是社会主义社会，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需要适应时代的需求。目前，中国共产党是全体中国人民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体制是全民的体制，它不应该有对立面，我们主要的矛盾都应该是人民内部矛盾。所以，我们的转型面临着意识形态转变的过程。
这就涉及到第二个转型，就是如何回归传统的问题。这是个很宏大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最根本的追求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党的最根本性的任务。我们在世界上的竞争，最终是文化的竞争。经济成功不代表文化上的成功。日本曾经是世界第二，但是它没有自己深厚的文化底蕴，没有自己的根基，所以它最终被边缘化了。中国不一样，中国有很深厚的文化传统，而且几千年绵延不绝。如何回归这些传统?如何使其成为我们今天中国共产党体制的资源?这是个巨大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体制是对中国传统体制的延续。比如，现在的官员选拔制度，就是科举制度的延续;我们都抱怨现在的行政力量太大，但这也是“古已有之”，行政权力历来就很大。我们的官员选拔讲究能力，这也是古代留下来的遗产。上升到哲学层面，邓小平所确立的务实主义也是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一部分。在实践层面，党已经在回归传统了，我们需要的是在“道统”层面把党在实践中所做的成功经验总结出来。
我们并不否认我们的传统文化里面有糟粕，但是西方的传统文化里也有很多糟粕，只不过它经过了几百年的扬弃，保留了传统文化的精华，摒弃了一些糟粕的东西。比如说，当代人在谈论基督教的时候，都是在谈论基督教如何美好，谁也不会去说中世纪政教合一的体制有多么的残酷，现在西方人没人去写那些。如果从公元300、400年算起，中世纪的一千多年是西方的黑暗时代，但一般西方人不会去说它。中国也是一样的，我们今天应该把我们传统文化美好的一面发扬光大。
笔者对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上集体舞印象最深的，是那个“和”字。张艺谋非常了解中国文化。“和”是中华文化的核心，是中华文化的精华所在。这个“和”字，可以引申出来很多东西。在当今世界，美国的外交理念基本上还是沿着德国政治理论家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1888－1985）那套理论，即寻找自己的敌人。施密特的理论带有强烈的19世纪的色彩，那时各国就是到处寻找敌人。美国的对外关系是有两面性的，一方面它有所谓的理念，另一方面也有非常现实的这一部分。但是它的核心没有变，它要分清敌我关系。中国不寻找敌人，我们和而不同，我们是与现代思想那部分比较进步的思想相通的。
三、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
中国的体制应该是个“混合体制”，它不是一个纯粹的“民主体制”，不是纯粹的“君主体制”，也不是一个纯粹的“贵族体制”。
人类社会基本上是三大体制，君主、贵族以及民主制度。我们发现民主制度走到今天出现了很大的问题，从精英民主逐渐过渡到大众民主，它的运转已经变得非常困难。
从历史和理论双重角度看，最好的体制恐怕还是混合体制，既要有民主的成分，又要有君主的成分，还要有贵族的成分。
对于当代中国的体制，党的任务应该是完善自己的“混合体制”。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混合体制。党制定法律并选拔官员，所以的确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君主”的角色。君主制好的一面是效率很高，因为是一个人来做决策。而民主制的好处就是让这个体制能知道老百姓想什么，并且让老百姓有一种参与感。这对现代社会是很重要的，老百姓感觉在参与政治，才会赋予这个体制合法性。相比之下，贵族制的好处是，你有一群人，他们衣食无忧，可以想一些长远的事情，所以他们会坚持一些原则。在我们古代社会，他们就是那些士。
中国古代的体制，民主的成分很少——当然，全世界在那个年代都基本上没有民主的体制——但中国的优势在哪里?中国有君主，但是也有一群士——这群士其实就相当于贵族，他们还不是那种世袭的贵族，他们是靠自己的表现争取来的，要通过科举考试争来名分——然后就有了一个所谓的、我们叫它“道统”的东西，它对于皇权有很强的制约作用。在中国古代政治的最高峰，即唐、宋时期，这更加明显，那时君主的权力受到宰相权力极大的约束。这些士实际上是起到了一个社会稳定的作用。在今天的中国，情形变得更加复杂。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的政协应该起到这个作用;另外一方面，知识分子也应该起到这样的作用。如何去完善“混合体制”，应该是我们下一步政治发展追求的目标。
首先，需要明确党与国家的关系。我们应该把党的作用和党的组织作用写进我们的《宪法》。《宪法》需要恢复“五四宪法”的设计，中央委员会有提名政府主要人选的权力。而且，党还应当拥有在这些权力上的一定程度的否决权。我们应该把这条重新写回宪法，然后把更多的内容写人《宪法》。比如说，对重大立法由中央委员会提出立法精神，还有党对国务院
政府部门不光有总理的提名权，还应该有副总理、国务委员甚至是各部部长的提名权。然后各级人大都应该是这样，党委有提名的权利，直接写清楚——因为我们现在就是这么做的，然后也明确群众的提名权。但是，这些在现存的《宪法》里面都没有，所以我们做的和我们成文的《宪法》是有差距的。
从一个方面来说，我们《宪法》失去了权威，因为我们没有照着《宪法》去实施;另一方面，我们党做的那些事情又没有法理基础。所以，我们应该统一起来，之后我们就好去做其它事情。因为把党的《宪法》作用确定下来后，剩下的任务就是民主政治的建设，就是实施《宪法》。
其次，人大代表选举公开透明。人大代表是逐级选举的，这个短期内不用变。有些人说我们要民主政治就要直接选举。但是直接选举也未必是最好的。欧洲的议会政治其实比美国总统制要稳定得多，德国、英国的这种议会政治，首先必须要回到选区当选议员，当选议员之后，党内推选出党主席来，然后就自然产生首相了。其实它这个政治更稳定。我们的逐级选举也是比较稳定的一种政治。只要我们实施《宪法》，我们的民主就实现了。这里面就涉及到我们的基层选举能不能公开、透明。在这方面也应该明确党有提名候选人的权力，比如一个选区里选一个人大代表，党可以提名一到两位候选人，然后允许自由候选人参加。这是基层选举，即县区的选举。人大代表的选举应该是完全公开透明的，这样我们的民主就会做得更好。完善人大制度的最根本性的措施是人大代表通过公开和公正的程序由民众选举产生;为了保障党的领导，《宪法》可以赋予党提名一定比例的人大代表的权力。
第三，为了更好地完善政协对党的监督功能，各级政协应该缩小规模。人民政协在我国的“混合政体”中承担的是类似“贵族制”的功能，代表的是社会精英这一群体。既然是社会精英，那规模就应该小一些，找愿意做事情、关注国家大事、也明白如何治理国家的人。为此，政协委员年龄应该在40岁以上。目前政协规模过于庞大，委员的参政素质良芬不齐。要充分发挥政协的监督作用，缩小规模、提高委员的参政素质是必要的。必须要把这些法律化、程序化。另一方面，为了维护政协制度的严肃性，政协委员的提名应该由党来完成，但须经过人大投票通过。美国的九个大法官都是总统指定的，但需要经过参议院同意。那我们的政协委员是不是也可以由党委指定，通过人大投票通过。
总之，我们需要完善《宪法》，实施《宪法》。我们现在的问题，是缺乏党与国家、党与民众之间的制度性确信。党的权力如果将其变成程序化的制度，党内出野心家的机会就会大大下降，因为操纵就要改变程序，但这是不容易的。所谓民主，其实跟法治是高度相关的，不能把它割裂开。中国共产党获得了法理的基础之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就获得一个确信;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体制有了《宪法》的保障，全国人民也会对这个体制更加有信心。如此，党和国家之间、党和社会之间才可以建立起一种“相互确信”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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