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每年农历三月初三，天津杨柳青码头上总会聚集着一些人，有青壮年的男子，也有拖家携口的人们，他们挑着担子，带着简单的行李，准备开启一段长达数月、跨越几千公里的跋涉。
当时，地处京津要冲的运河重要码头——杨柳青不断遭受兵火侵袭，加之旱涝和蝗灾，民不聊生。杨柳青人追随前人的脚步，到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大营，跟随军队做些小生意，或者到新疆投亲访友，以求谋生。这一充满传奇色彩的壮举，后人称之为“赶大营”。
新疆收复后，至民国期间，仍然不断有杨柳青人移居新疆。
因为 “赶大营”，有的人命运发生了传奇的改变，从饥寒交迫变为富商巨贾，而新疆的收复、平定和繁荣，也因为天津“大营客”的到来，翻开了新的一叶。
大时代：左宗棠收复新疆清同治年间，1865年，中亚浩罕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阿古柏趁乱入侵新疆，在英国支持下，占据了南疆喀什噶尔（今喀什），进而占据阿克苏，并一路向北，于1870年攻占了乌鲁木齐和北疆大部分地区。第二年1871年，沙俄趁机自北出兵，占据了北疆的伊犁。侵略者的意图清晰，就是将新疆从中国版图分裂出去。
为挽救危局，清廷开始了平复西北的军事行动。在剿灭捻军，平定陕甘之后，左宗棠审时度势，认为必须收复新疆才能守住西北边塞之防。对于西北边防的重要性，左宗棠有较深的了解和关注。三十年前的一次湘江夜谈，曾在新疆戍边三年的林则徐对左宗棠详谈西北防务，并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勉励左宗棠。
左宗棠认为“关外（指新疆）一撤藩篱，虽欲闭关自守，势有未能” ，“我退寸而窛进尺”。然而，他力主收复新疆的主张却遇到了极大的阻力。
1874年，就在西北边疆危机重重之时，日军借口牡丹社事件，大举进攻台湾。李鸿章主张“海防”重于“塞防”， “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心腹之患愈棘”，因而宁弃新疆，也要把有限的军费用于东南海防。
经过左宗棠的多方努力，争论半年之后，左宗棠“塞防”、“海防”二者并重的观点最终被清廷采纳。
1875年，时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受命为清廷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开启了西征阿古柏，收复新疆的大幕。
战争大幕的开启，却在无意之间为一个叫安文忠的天津杨柳青小伙提供了改写命运的机遇。
“赶大营”第一人安文忠，字荩臣，出生在一个船工家中，兄弟四人，他是长子。安文忠只读过一年书，14岁就随父亲当船工。
安文忠1968年，在“西捻”被剿灭后，左宗棠从保定大营急运军事物资到陕西，遂高薪聘请船工。17岁的安文忠正好从杨柳青拉纤来到白沟。这个日后的新疆首富巨商，当时还只是一个穷得叮当响的小伙子。他没放过这个挣钱的机会。
到达西安后，安文忠敏锐地发现随军贩售可以获利。军队日用品短缺，但官兵手中不乏银两，比起战火中的平民更有购买力。于是他就地采购了一些针头线脑、毛巾、肥皂等小商品，跟着部队做起了生意。致富后，安文忠回到杨柳青，做起自己的生意。他在西北随军、发家致富的消息，也轰动了杨柳青镇。它不仅是一个“励志”故事，更是解决温饱的一条生路。
1873年安文忠的面粉船在途中倾覆，生意失败。他再次回到大西北，做一些流动小生意。当他听说左宗棠的部下、清军将领刘锦棠的大营驻扎在肃州（今酒泉）后，安文忠眼前一亮。他挑着担子日夜兼程，从兰州走了40多天，终于赶上了大营，又做起随军的生意。
1876年左宗棠完成战备后，命刘锦棠率军入疆。为了解决西征大军在新疆征战中的军需供给难题，决定招募商贩随军贩售，发给商人龙纹执照，并将其编入军队后勤，统一管理。
然而，是否随军入疆，安文忠有些犹豫，是继续向西，还是留在关内？
安启琥，安氏后人在乌鲁木齐克南高架桥旁一座商务楼宇宽大的办公室里，安文忠的第五代后人安启琥告诉天津广播（ID：audiotj）记者，这可能是安文忠人生中最关键的一次选择：“他这次赶大营已经挣到钱，可以回家了。但他还是选择跟随刘锦棠的大营进入新疆，因为他和部队兄弟们已经有很深的感情。这里面有一份朴素的家国情怀。
”1876年4月，数百名杨柳青商贩跟随大军进入新疆，在作战间隙，四处寻找货源，将日用品、蔬菜、药物等送到军营，为收复新疆做出了贡献。
1877年，左宗棠击败阿古柏，1881年伊犁收复，终于保住了新疆的版图。在左宗棠的建议下，1884年清政府正式决定新疆建省，省会定在迪化（今乌鲁木齐）。
安文忠帮助新疆第一任巡抚刘锦棠办理协饷，将朝廷从各地拨付的500万金，就地采买货物，运往新疆销售，换成银两交给刘锦棠，为新疆的建设发展，又立下一番新的功业，被授予“官钱局总办”官衔。安文忠创办文丰泰京货店，富甲新疆，号称“津帮第一家”。
1909年安文忠返回天津，将店铺交给弟弟安文玺主持，并嘱咐他收缩业务。1918年安文玺因80箱细红茶在俄国运输途中丢失，忧郁而死。安文忠于是让另一个弟弟安文庆结束了商号生意。一年后，乌鲁木齐发生战乱，天津商号大多遭到洗劫，只有文丰泰及时停办，幸免于难。安文忠回津后还创办了麻袋庄和钱庄。1942年，91岁的安文忠在天津寓所去世。
安文忠院子里的地砖刻字：“唯吾知足”这位从天津杨柳青码头走出的一代巨商凭借智慧、勇气和坚韧，在战乱动荡之中，抓住“赶大营”的商机，对新疆的收复和建设做出贡献，能洞察时局，进退得宜，令人称道。
“三千货郎满天山”天津杨柳青人“赶大营”在当时相当有影响。1881年3月2日上海《申报》以《服贾远方》为题，对天津人“赶大营”进行报道：“天津杨柳青人多有运物往哈密一带贸易者，俗谓之‘赶大营’，即左侯（指左宗棠）驻军处所也。”新疆收复后，杨柳青商贩已经遍布新疆各大城镇，形成“三千货郎满天山”的局面。天津人以乌鲁木齐为中心逐渐在新疆发展起来，在伊犁、奇台、玛纳斯、塔城、喀什、和田，资金最雄厚的商人大都是天津杨柳青人。天津商帮成为当时新疆的第一大商帮。
当时的乌鲁木齐曾被称为“小杨柳青”。天津“大营客”在乌鲁木齐大十字一带盖起店铺，将新疆的商业形态从流动的集市和行商，变为有店铺门脸的坐商，也带来了天津的民俗饮食习惯。
“津帮八大家”后裔王自力老先生一回忆起老乌鲁木齐的天津掌故，就神采飞扬。当年大小十字一带天津小贩吆喝叫卖的声音，老爷子张口就来。
上世纪70年代初，王自力第一次回天津看望亲戚，熟悉的天津乡音令他陶醉：“到市场上买点东西。有人卖鱼，我说还有个大的鱼吗？他说，‘嗬，您嘞，这拐子多大啊’。到点心铺，我说要槽子糕。‘’要多少？您嘞？’我一听，特别亲切。杨柳青话，真是好听。”天津人爱吃的炸糕、麻花，过年贴门神、吊钱的习惯在乌鲁木齐流行起来。有人将天津的蔬菜种子和种植技术带到了新疆，在当地做起了菜农。年画、风筝、剪纸、社火、大鼓、纺织、各种风味小吃等技艺被天津人带入新疆，号称“百艺进疆”。
迪化小吃摊
迪化南关财神楼现在乌鲁木齐、伊犁等地的一些老人还能讲非常纯正的天津话。
“赶大营”的后人笑称，最纯正的天津杨柳青话在新疆，最地道的天津炸糕和包子也在新疆。
关山虽远阻，不畏行路难乌鲁木齐是世界上离海最远的城市、亚洲地理的中心，从渤海之滨的天津到乌鲁木齐，现在只需要乘坐4个小时飞机，而在一百多年前，“赶大营”的天津人要走上半年的时间。
沿途有人因病累、饥饿而死，永远留在路上。
惠明是新疆“赶大营”研究会的会长，也是“赶大营”第四代后人。他外婆的父亲15岁跟随家人来到新疆：“他们有个技术，刮羊肠子。苏联人手术缝针的时候，用的就是羊肠线。有一年，一个老乡靠这门手艺带回去100个大洋。当时什么概念？一个大洋是一家老小一个月的生活费。100个大洋，见了巨款了。大家一看，新疆这个地方能生活。家里什么东西都不要了，房子也不要了，雇了两辆马车。为了省钱，年轻小伙子跟着马车走，小孩老人妇女坐到车上，举家全都移居到这儿。走半年才能走到这个地方。沿途死的，遭土匪抢的……受罪以后，人都寿命短，都是五六十岁就走了。”
据天津文史学者研究，新疆收复后到清末期间，从天津到新疆，有三条路线。除了走蒙古草原和乘沙俄火车，大多数杨柳青人走大路，即从杨柳青出发，沿途经过静海、沧州、临清、馆陶、濮阳，过黄河到河南郑州、洛阳抵豫陕交界的潼关，再经西安，从宝鸡、天水、伏羌（今甘谷）到兰州，过乌鞘岭、古浪、循长城脚下往西抵凉州（今武威）、甘州（今张掖）、肃州（今酒泉），出嘉峪关，过玉门关至星星峡，进入新疆的“苦八站”。其中又以苦水（今思甜）、烟墩两站最为艰苦。沿途气候干燥，缺水少草，到达驿站后才有残破的小店可以住宿。由杨柳青到迪化，全程9000里。
过沙漠的时候，人们习惯把吃剩的西瓜皮倒扣着放在地上，为了给口渴又缺水的路人留一个活命的机会。
“当年那些“大营客”，每个人身上都会带着一把杨柳青运河边上的土，往西走，如果要没命了，把土往身上一撒，就是入土为安，魂归故里。”安启琥说。
“第一批援疆人说的都是天津话”关山万里并没有阻拦住“赶大营”的天津人。
从1875年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天津杨柳青约3000余户至少1.5万人移民新疆。他们成功地开辟了从渤海之滨到天山南北的商贸大通道，使尘封已久的“丝绸之路”东段重新恢复了活力，对新疆开发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安氏在新疆的第五代后人安启琥认为，“赶大营”的先辈们不仅繁荣了新疆商业：“收复新疆离不开天津杨柳青人的后勤保障。新疆建省以后，要建设发展，更需要人。而天津杨柳人一传十、十传百，这么多人来到新疆成家立业，这就是援疆。
要知道，第一批住在新疆，繁荣新疆，发展新疆的人，他们说的都是天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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