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开始中共收紧了政治空间，将整个社会的注意力放到经济改革上，从而整个社会由政治化转型为去政治化。中国知识阶层也从八十年代的激进民主化转向了一定程度上的务实和“保守”。这种转变既有外在的压力，也是知识阶层走向思想深化、摆脱思想幼稚期的内在选择。
考虑到中共建国后社会长期政治化的背景，尤其是十年文革带来的社会动荡，这一转变具有历史的进步性。因此，也得到当时社会各层面的支持和认可，包括知识阶层。
八十年代政治改革的主要推动力量来自知识分子阶层，但苏东剧变的后果对他们造成的冲击也无比巨大。对他们来说，政局剧变带来的民族危机、国家分裂，相比于政治民主还是具有更大的优先性。
中国社会的泛政治化带来社会长期动荡，使中共和民间不同程度上对自下而上的群众性的政治运动产生了抵触（图源：VCG）
1989年的“六四”事件也让他们开始反思自己的政治主张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局限性。
在理论上，政治民主化具有其政治价值，但对民主的形态和实现途径的理解仍较受局限，自身没有成型的体系，对民主政治的理解还停留在民主形式的乌托邦想象上，对民主的内在逻辑、民主的精神和社会经济基础都缺乏思考，停留在理论幼稚期。
在实践上，一方面中共高层暂时难以接受自下而上的政治参与，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物质匮乏、社会阶层尚未有效分化，社会力量主要还是被整合在计划体制组织，社会上也并未出现具有独立利益基础上的民主参与力量。
参与运动和支持运动的主体除了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学生），主要还是在之前的改革中利益受损的城市市民和工人，乃至少数要求进一步改革的企业阶层。而对大部分的中国民众而言，如何解决温饱，改善物质生活才是最急迫的事。稳定和发展的理念才具有更广泛的民众基础。
因此，九十年代后知识分子阶层也在反思中远离了政治。一部分转向了学院象牙塔，从学理上进一步深化拓展对包括民主政治在内的整个现代性思想体系的理论研究，进一步摆脱盲人摸象的状态。另一部分受国家鼓励下海经商，在经济上寄托政治上难以实现的入世热情。
在内外因素的作用下，知识界也从激进转向了一定程度上的务实和“保守”。知识分子群体开始摆脱初期的激进理想色彩，慢慢地走向理论和思想上的成熟。
这一时期的主要思想潮流从整体上开始认同经济改革的合理性，也暂时放下了激进政治变革的要求，而且从发展当下和开辟未来两个方向上出现了分流。这些思潮可分为两种：
知识分子退守象牙塔从事学术研究（图源：新华社）
一种是代表了发展当下尤其是发展经济这一取向的思潮，包括实用主义思潮，以及新自由主义，基本上都从经济领域发起，或从属于这一领域。
另一种就是退守象牙塔，关注开辟未来的部分，理论取向包括新启蒙主义、文化保守主义、民族主义等，均是从之前激进的民主思潮转向更深入的理论反思状态，或者从西方现代民主思想的理论根基启蒙主义处，或者是转向对中国传统的独特性，以及从民族国家的理论中深化认识。
后者可以看作是为政治改革的一种延迟和准备，一种更长远、更充分的思想准备和自我反省。这些思想都可以看作是对激进民主化失败的反思，从理论上，从实践上，逐渐开始走出理论幼稚期，走向系统的学习和深化。
而真正的理论自觉，可能要在十年乃至二十年后的今天才出现。中国知识阶层在对中西方的思想传统获得了基本的消化，并在中国经历了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发展，对中国面临的问题有了更深的把握之后，才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理论自觉。
整个九十年代的知识阶层之所以看来转向了“保守”，其实是在该历史时期的内外压力下做出的选择。既有其被动性，也有其思想发展自身的内在动力，是对八十年代激进民主思潮的一种不乏痛苦的深化历程。
但一个社会思想的成长和一个人的成长一样，成长的快乐也总伴随着蜕变的痛苦，对自由最大的束缚既来自外部规范，同时也来自自身的不够成熟。自由既需外在的物理边界，也需要内在的精神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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