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的发展要求金融监管变革。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担任着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先头堡的作用。未来会是如何？发展与稳定不可少。
前段时间，浩浩荡荡的金融工作会议落幕了，会中提出要建立的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引起了众人的猜想与讨论。这是怎样的机构，为何设立，未来又将怎样运作，一系列问题成为了金融工作会议后新的热议话题。
事实上，早在2012年第四次金融工作会议之后，领导层就建立了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来统筹协调一行三会的监管，但这个联席会议缺乏强制力与考核机制，在之后几年时间里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效果。
但是金融机构却抓住了之后掀起的金融创新机会。银行理财、券商基金信托各类机构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代，混业经营的特征越来越明显，银行用着银行系的牌照借银行理财干着基金的事，券商资管借着集合产品、保险借着万能险一个个做着银行吸储的活，再用个定向或专项资管计划拉银行进来做通道干着贷款的事。
所有的分业限制在金融创新与自由的浪潮下显得似有似无。
这两年，我们看到银行理财规模狂飙到29万亿，借助券商资管发出去的贷款也大约有7万亿，互联网金融规模也超万亿，金融脱媒伴随着利率市场化不断加深。金融机构的规模一个比一个扩张的快，杠杆加的一个比一个厉害。各类金融业务与金融业务借着金融创新与自由的东风玩的风生水起。
但我们也看到了股票市场如何在结构化产品的助推下从杠杆牛到“暴跌熊”，韭菜割了一茬又一茬，房地产市场涨了一轮又一轮，债券市场收益率在同业资金的循环套中下了一波又一波。
金融风险与资产泡沫在积聚膨胀。
当分业经营的特征越来越不明显，业务交叉领域越来越多越频繁时，监管真空、监管套利就出现了，固有的分业监管体制就很难管了。
比如银行理财买了券商定向资管，然后券商定向再买了信托，信托最后把钱给了企业或去买了债或股票，这个过程实现了“银监-证监—银监”的监管转换。在2017年打击多层嵌套、同业套利前，只要银行、券商、信托在固有领域符合对应监管机构的监管要求，这个交叉玩法基本没什么问题，甚至说中间再加几个通道，把基金子公司也加进来一起玩也可以。
但当交易链条越来越长，风险也越来越大，期限错配的流动性风险、机构与资金端的信用风险、各机构违规操作风险等都可能成为影响整个金融系统稳定的潜在隐患。
这时候要怎么办？要管。但把单个机构拎出来都没问题，问题在全局，单个监管机构没法管。即使要管，一下子太猛没打好配合，反而可能会成为风险的导火线，比如2017年4月的委外赎回引起的股债大幅调整。
所以我们呼唤一个能一统金融监管的机构出现，希望它真正发挥出金融监管协调的作用与功能，这就需要一个有实权具有执行力的领导机构，它不能与一行三会平级，否则就与原本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无异了。
在这种诉求与背景之下，领衔一行三会的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应运而生。但是作为新生儿的它能干嘛？又能怎么做？
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我们认为，其主要职责就像字面所显示的，有两个，一个是稳定，一个是发展。
要稳定就要管好风险。
怎么管好风险，现在的风险在于金融机构交叉领域过多，银行去干券商基金的活，券商基金帮银行干放贷的活，整个交易链条没有办法进行统一协调的监管。所以要管好风险，就要做好协调统一，由此前的机构监管逐渐转化为功能监管。
但怎么协调，怎么转化现在官方还没有给出定论。
从国外的监管协调的实践看，要协调就要做好信息沟通与交流。英国的各监管机构之间签订了合作机制，对金融机构的资料进行共享，同时跨机构任职促进交流；美国则是组建了FSOC（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各个监管机构的主要部门负责人是其中的主要成员；澳大利亚同样如此，进一步的还建立每隔六周定期交流的机制；日本甚至将监管机构之间的相互协助纳入法律框架。
监管的协调做的很出色，这是金融危机的深痛教训带来的蜕变。到国内同样可以如此，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可以建立其互联互通的合作协助关系，由各个金融监管部门主要负责人担当主要成员，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交流沟通，为后面功能监管的转化铺好道路。
现在一行三会的监管体制是专属于机构监管服务的，这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还会居于主导地位，改革需要时间，会是一项长期的工作。设立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可能只是一个起点，
未来要想完全转为功能监管与行为监管，整个监管体制可能还会有进一步的改革措施。
另一个要发展，即金融发展。从现有趋势看，
这个发展可能主要在两块，一个是金融业的开放，包括对民间资本与外资开放。
现在微众、网商等多家民间银行已经陆陆续续出现，东亚银行也拿到国内券商牌照，债券通、香港国债期货推出，国内金融市场的开放度在不断提升，这些都是金融业开放的好例子，这些新进来的资本会像鲶鱼，给金融带来活力，未来牌照的价值会不断的下降。
还有一个是让金融更好的为实体服务，这应该是金融业发展的本义。
怎么更好的为实体服务，这是一个很大很泛很空的口号。具体到实处，就是要把钱从现在的金融体系内部赶到实体经济去，投到生产，创造真正的财富。
这就要双管齐下。一个是要加快改革，提高实体的投资回报率，降低企业的成本费率，让企业生产能赚钱，他们才会扩产能，才会有融资需求，信用风险才能降下来，银行才会想把钱投到实体，而非金融资产。
给金融机构创造一个“吃糖”的环境，资本才会往想要引导的领域与地方去。
另一个就是要扫清资金进入实体企业的障碍，畅通资金管道。
比如说扶持中小金融机构，中小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有优势，等级对等，会将金融资源向中小企业倾斜，而大型金融机构，阳春白雪，需要依靠设立普惠金融部等方式展开。还有一个是发展直接融资，这是对债券市场有利的，要发展直接融资，一个是不能让二级市场失去流动性，需要央行配合，保持流动性的稳定；还有一个是继续为企业发债创造良好条件，消除障碍，比如之前交易所对公司债降低发行门槛，简化发行流程，还有银行间短融超短融的“一次注册，多次发行”政策便利，这些都是强有力的措施。
要做到这些发展举措，都要靠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的领导与协调。既要发展放开限制，又要做好风险防范，这不是单个金融监管机构能做到的事。缺乏一个强有力的协调领导者，这些发展举措都会成为脱缰之马，酿造额外的金融风险。
典型的是2012以来的金融创新，这是一个趋势，不可置疑，但中间也存在一定的问题。通道业务的放开就是一个不协调不对称的过程，当银监收紧信托通道时，基金子公司与券商资管并没有及时跟上，给银行留了口子，造就了基金子公司这个巨无霸，多层嵌套风险链条拉长等现象得以普遍化。
可以预见的是，在稳定与发展的双重任务与指引下，金融机构繁荣赚钱的时代估计已经一去不复返。
纵观过去100多年的全球金融监管发展史，每一次都是在“自由—创新—危机—管制”的轮回中循环前进。
1920s自由化的大发展酿造了20世纪最大规模的金融危机—“大萧条”，之后凯恩斯主义上台，蔓延至全球各个国家的金融体制，利率管制+强监管成为主流，带来了40-70年代近30年的相安无事。但随后又是70-80年代的金融自由化浪潮，引起多少金融危机，带来多少金融改革；然后就是到2008年金融大危机，金融自由与混业经营再次冬眠，金融严监管再次抬头。
100年的轮回到现在，来到中国，创生出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是否是未来国内金融自由时代的消逝、金融强监管时代的来临的信号呢？抑或百年后再回首，这只是金融自由发展大浪中的一个小波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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