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4日，“变迁社会中的中产阶级《日本新中产阶级》首发式暨分享会”在建投书局·上海浦江店举行。主持该书译事的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院长周晓虹教授，与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卢汉龙、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春玲一起，围绕傅高义先生的这本经典著作《日本新中产阶级》展开了深入浅出的学术对话。上海广播电视台主持人何婕主持了对话。上海译文出版社社长韩卫东、上海译文出版社副社长赵武平出席了活动。
以下是分享会的实录（上），限篇幅限制，有删节：
左起李春玲、卢汉龙、何婕、周晓虹
周晓虹：今天在这里做关于傅高义先生这本书的首发，和李春玲老师、卢汉龙老师一起来谈变迁社会中的中产阶级，我也非常高兴。因为道理很简单，谈中国中产阶层不到上海来，这个谈话就没有底气，所以刚才开玩笑说：一个从南京乡下来的人谈中产阶级，拉了上海和北京的两位来谈，这件事情才有底气。
这本书去年大概4、5月份初稿就已经译成了，之所以拖了这么长时间，因为我平常事情特别多，也一直想写一篇文章来叙述傅高义先生的学术经历，以及我和他的私人交往。一直到今年寒假，我决定把时间奉献给傅高义先生，所以我在寒假里头又读了他一些作品。
在《日本新中产阶级》开篇介绍了我跟傅高义先生的相识过程。1999年早春的一天，我在哈佛见到了傅高义教授夫妇，那时我经常找他聊天，但当时不是聊什么中产阶级，就是聊美国社会学的发展。因为傅高义先生在哈佛大学读博士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哈佛社会学是帕森斯的天下，当时傅高义就在那儿读研究生。所以某种程度上他对东亚的研究受到帕森斯相当大的影响。
傅高义是上世纪60年代初，1961年重返哈佛，哈佛的规定很简单，你在哈佛毕业是不能直接留下来当老师的，得在外面转一圈再回来，所以他先到日本再回到哈佛当老师。
在跟傅高义先生交往的过程当中，我感到他真正是活到老学到老。因为有的时候约他，他会告诉我这个时间在学中文。我当时心想，一个70岁的人还学中文干什么。后来我才知道，他的目的是为了能够直接用中文来作访谈，撰写《邓小平时代》这本著作。
所以可以看到他付出的努力。我在2013年去看傅高义教授的时候，正好我的学生周海燕在哈佛大学跟随裴宜理教授做访问研究，所以我把海燕教授一起带去见傅高义教授。傅高义在中间谈了很多。那个时候他已经是83岁了，结果他在跟我谈的时候，讲他还要写。我给他的唯一建议是，你年纪大了要多休息，别写那么厚，大家知道《邓小平时代》写了大概60万字，有700页左右。他就笑了，说你的讲法跟我太太讲的一样。
我非常高兴邀请到两位我的学生一起来做这件事情（翻译《日本新中产阶级》），特别是中间有很多日文的东西，我的学生吕斌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使本书能以最好的形式呈现。后来有傅高义先生写的中文版序，有一句话我怎么也译不好，译好以后，陈飞雪（本书责编）觉得还是有问题，到最后还是改好，满意了。
所以我想，一本书能最后磨好，是作者、译者、编辑共同互动的结果，所以这本书主要的思想贡献是来自傅高义教授的，其他则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如果有机会我找汉龙老师和春玲老师，做一个全球中产阶级的译文系列，我想在一定程度上会促进中国中产阶层的成长，谢谢大家。
何婕：今天要特别先请周教授给我们解释的是，新中产阶级、旧中产阶级这是一个什么不同的概念。
周晓虹：何婕小姐的问题很多人也都问过，实际上“中产阶级、新中产阶级”最早的概念出现是在德国，当时在第二国际的时候他们就提出“新中产阶级”的观点。
实际上老中产阶级、新中产阶级都是各有三个大的群体。老中产阶级实际上就是小业主，小商业主、小工场主、小农场主，基本上有两个特点，第一是有生产资料，比如他有土地或者厂方，或者说店铺。第二个就是老中产阶级经常自己会从事一些体力劳动，比如我是一个农场主，工作时我可能开拖拉机，雇的农工在帮我插秧或者干别的什么，这很重要。
新中产阶级，实际上是随着二战结束之后，最早在德国，由于白领阶层越来越多产生。这类人也是三类，用中国的语言来讲，一类是国家和社会组织的管理者，第二类就是我们讲的经理阶层，现在上海特别多。在计划经济的时候，不需要经理，因为你把东西生产出来，完了国家就把它拿走了，按照它的原则分走了，经理没有用武之地。但是现在“经理”阶层（占比）非常大。南京大学的逸夫管理科学楼，以前法学院、商学院、公共管理学院都在一座楼里面，我就说这是一个新中产阶级的孵化器，因为EMBA、MBA、法律硕士，还有公共管理硕士（MPA），都在那个楼里面，这些人实际上都是新中产阶层。
第三类人就是各类专业技术人员，现在的种类很多，唯一一个区别就是他们受过训练，有文凭。说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我家去年装修，那些瓦工师傅、木工师傅和漆工师傅，我原来就叫他们张师傅、李师傅、王师傅，后来有一天突然发现不能这么喊，为什么？他们彼此之间不这么喊，他们叫“工”，比如李工、卢工。有意思的是，我后来发现，他们的自我认同发生了变化。有一天我买了一个东西放楼下，我叫这几个师傅帮我抬一下，结果他们说，周教授，我们这几个人都不是小工，你抬这个东西得找别人去抬。我发现他们再差一点会说出我们是middle class，这个是随着专业化的变化发生的一个很大的变化。所以这就是新老中产阶级的三个群体。
何婕：大家读了这部书，会注意到对日本的新中产阶级有一个相对明确的概念，新中产阶级特指那些在大公司、大机构、政府机关生活比较稳定，对未来有非常好预期的人群。很多人看这本书难免反观自己，经常会听说“中国是否有中产阶级”这么一个问题，想请教两位教授，对国内的中产阶层，我们是怎么认定的？有没有这样一个阶层存在？是从收入的角度来看还是从其他的角度来看？
李春玲：的确这是很难回答，因为在每个社会，在社会发展的每个阶段，其实对中产阶级是有不同定义的。如果从更大、更宽泛的范围来说，中产阶级，middle class，应该说在不同社会中间层的人会有不同的想法。
在当代社会到底谁是中产阶级也有很大的争议，而且这个争议在学者和普通老百姓之间的差距非常大。中产阶级这个词主要是从西方过来的，所以对普通老百姓来说，他会觉得那些西方发达国家，美国、欧洲中产阶级那样的生活方式，那样生活状况的人会是中产阶级，也应该是中国中产阶层的标准。可实际上，在中国又有它特殊的发展阶段，我们学者根据具体的标准划分出的中产阶层的时候，很多老百姓他不承认，他说我能是中产阶层吗，我“被中产”了。
去年国际上有一个“全球财富报告”，它统计了全世界各个国家的中产阶级，用美国中产阶级的财富标准来划分所有国家的中产阶级。最后统计出来的结果，中国的中产阶层人数是全球第一，超过美国，超过日本。但是我们去问这些人，这些中国人还说我不是中产阶层。所以肯定有很大争议。
我个人觉得，我们研究团队也有一个相应的标准，而且慢慢跟老百姓的感觉也比较一致。首先是老百姓比较看重的经济上线指标——收入。这个很重要，传统比如米尔斯所说，或者傅高义研究的基本上是职业，你是白领或者你在大公司里面工作，你就是一个中产。
但中国人普遍更看重的是经济生活状态，所以我觉得在中国“收入”肯定是一个重要的标准，起码是中等以上的收入。
另外就是职业，起码你不是做蓝领做体力的工作，或者你是一个小老板，虽然你这个小老板要做一点体力活，但是财产上、地位上，感觉会跟白领比较接近。再一个还是要有一定的文化程度，你是文盲或者小学或者文化水平比较低，就不是中产。
所以一般来说有三个标准：职业、收入和教育水平，这只是我的一家之言。
卢汉龙：我做一点补充，关于中产阶级，从我对社会学理论的了解，最早提出来的是马克思，因为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里面，他是把人分成阶级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一些人是资本家、有产者，另外一边就是无产者、工人阶级。在两者中间，马克思发现像小业主、小工厂主，在19世纪都存在着，他们自己也参与劳动，这个就是老的马克思时代阶级理论里面的中产阶级。
20世纪整个资本主义的发展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重要的是管理层，知识、管理，这些人对生产力发展起的作用越来越大。美国作为比较民主和平等的国家，提出他们自己的中产阶级，认为这些人是社会生产力的主力。就像马克思时代说工人阶级是主力。所以这些人对社会的发展是起非常重要的中间作用，所以中产阶级的理论就发展到了新中产这么一个阶段。
这几年中国也热了，所以何婕这个问题很好，中国到底是怎么认识中产阶层。刚才李春玲也讲了，从职业形态、收入水平、教育程度都可以量化，可以捕捉到。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定义一下，现在，在中国生产力发展方面，对这个社会结构起最重要的稳定作用的，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群体？
中国中产阶层这几年争论真的很大，中国社科院也好，各个研究机构、大学，都有关于中产阶层划分的统计，特别是我们提出的中等收入问题，统计局会有一套指标出来。到底怎么来衡量，更重要的，假如从阶级理论角度来说，认同是最重要的，假如不认同，这个阶层就不存在，但是个中坚力量应该是有的，这是我的看法。
李春玲：国内不仅中产阶层这个定义非常混淆，这个名称也非常的乱。刚才说到中等收入群体是一个说法，中产阶层、中间阶层又是一个说法。
我自己感觉，这些概念、名称之间是有区别的。如果我们说中等收入群体，可能他是一个工人，甚至是一个农民，只要收入达到了，我们就说是一个中等收入群体。
中间阶层或者中产阶层，是社会学家根据收入、职业、教育划分出来的一个群体。但是我们划分出这个群体，比如在全国人口中有接近20%的人是中产阶层，但他们都不承认。这就涉及到卢老师说的“认同”。这几年有观察到，一部分人已经承认是中产阶层，而且这一部分人是对自己有认同的，就是认同我们是一群人，有我们的价值观，有我们的生活方式、品位等等，这群人慢慢在大城市里面越来越多，尤其是在上海、北京、广州等等。我觉得这一群真正有自我认同的人，才是真正的中产阶层，他们这群人可能慢慢会引导中国社会的方向以及主流的价值观，作为未来发展道路的选择等等。这其实需要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何婕：几位教授都提到了“认同”，最重要是这群人要认同这样一个概念。周教授，在这本书里，日本的“新中产阶级”崛起之后，对整个日本的族群关系、社会关系、家庭关系、社群结构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
周晓虹：我对李春玲老师和卢汉龙老师刚才讲的做一点补充。有一点很正确，实际上中产阶层的界定，我觉得应该是四个纬度，除了收入、教育、职业，我觉得应该还有“认同”。
但是中国的认同之所以会比较难，我觉得是由一些因素造成的。一个因素涉及到中产阶层这个概念的翻译，middle class，这个词我考证过，最早追溯到1920年，包括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用的都是中产阶级。我个人觉得，中国人对“中产阶级”的讨论会一下子想到自己拿多少钱，有多少财产，和middle class这个词被译成中文以后强调“中产”是有关系的。包括韩国，以前他们也用中文，所以他们的中产阶级也很强调“产”。我想第一个原因就是认识的原因。
第二个跟意识形态是有关，中国到今天为止，政府之所以不讲中产阶级，讲中等收入群体，受到两个因素的影响，一个是经济因素，他希望中国有更多的人能够在经济上发达起来，就是减少贫困，大家能过好日子，小康或者比小康更高的中等收入。但是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中国受到意识的制约，到今天为止不谈中产阶级，他们最多是说中产阶层。所以2005年在社科文献出版社出过两本书，中国的这本叫《中国中产阶层调查》，全球的那本叫《全球中产阶级报告》。
所以傅高义的《日本新中产阶级》跟中国更贴切。实际上整个东亚的新中产阶级，包括新加坡、日本、韩国，实际上他们的住房就是120-140平方米。所以我觉得中国经常把144平方米当成高档房标准，还真是有道理的，只是在那上面，跟中产阶层就没有什么关系了。这是我自己的一些感受。
何婕：我在这本书里发现一些细节特别好玩，刚才周教授说，那个时候刚刚崛起的日本新中产阶级，他们的住房条件也不怎么样，家里头暖气少的可怜，睡觉时暖个被窝用用，平时都尽量不用。最好的房间留给客人来的时候看一看。住房条件总体还是比较简朴。所以大家会发现，原来那个时候，因为收入水准就是那样，所以新中产阶级的生活，跟我们现在对中产阶级的理解未必都一样。
刚才两位教授都提到“阶层”对社会的重要性，我们怎么看待这个“阶层”，它在整个社会当中应该起什么样的作用，两位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
卢汉龙：其实作为中产阶级他总有一套理论体系。美国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做了很多调查发现，中产阶级认同越来越多，包括工人阶级也都认为，专业化程度高了以后，这些专业技术人员都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识别度越来越低。所以当时傅高义到日本做中产研究，其实他也是冲着这种理论性去的，因为上世纪50年代开始美国人已经开始不相信中产阶级的解释理论，因为这个理论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已经开始动摇。你不能从财产的角度去看，而应该从他对社会的作用，他对生产力发展所起的力量来看，从这个意义上看，中产的理论其实它越来越意识形态化。
中国作为后发展起来的国家，有很多事情是时空压缩的。其实中国应该是一个小康国家，小康跟中产作为一个中国的理论来说是非常有意义、可以交接的。
李春玲：卢汉龙老师说到小康社会，这是我们政府所主导的方向。从学者来讲，小康跟中产阶层怎么能够对等上，也是我们研究当中的一个困惑，因为用西方的中产阶级概念来说，欧美现在是中产阶级占主流的社会，基本上他们的白领职业人群，也就是所谓的新中产阶级超过50%，这是职业结构当中的主体，所以那个叫中产社会。
本世纪初，我们的观点是想，中国白领阶层越来越发展，中产阶层越来越多。傅高义当时的预测是每年增长1%，他觉得差不多到2030年的样子，中国的中产阶层应该超过50%，也是一个中产社会了。但是现在来看，中国的发展道路，经济的结构，跟欧美是不一样的，我们有很大比例的农民人口，有很大比例的制造业，也就是说我们的工人比例不会像欧美下降那么快。中国有那么大一块在传统的欧美的中产阶级概念当中是排除在中产阶级之外的人群，我们要成为一个中产国家、中产社会，或者说形成一个“橄榄型”的社会，好像看不到什么希望。
想想我们这个社会怎么从一个金字塔结构变成一个橄榄型结构，可能用中等收入群体或者小康阶层这样的一个叫法，更容易在中国实现。一些技术蓝领工人，像周晓虹老师说装修业的，收入很高，然后慢慢发展专业技能，慢慢是一个很专业的，不干重体力活，收入也很高，有他的地位认同。如果我们从收入和生活水平这个状况，把他算进中等收入群体，慢慢这个中等收入群体会膨胀很快，很容易达到小康社会。这个中国的中产阶层概念和西方的中产阶级概念有一些差别，我觉得慢慢这些中等收入群体也可以成为社会的中产，这样我们这个社就能够发展出很庞大的中间人群，社会能够更加稳定。
但是反过来说中产阶级，有“中产阶级”认同的人群还是比较特殊的人群，一般文化水平比较高，生活在大城市，一般在社会政治的组织机构，比如政府部门、企业等等，是一个管理层、专业层，往往这群人在社会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引领社会的价值导向。
包括傅高义写日本的新中产阶级，他指的是大企业当中的专业人员和管理层，当时他写的时候其实比例并不高，但是发展很快，这一批人所倡导的生活方式，他们的价值观念，他们对西方科技技术的认同，同时保留传统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把它融合在一起。这群人主导了日本现代价值的选择，成为一个整合整个社会、引领社会的发展。所以我觉得在中国也需要这样一批新中产阶层，能够在社会上发挥更大的引领作用。
7月14日，“变迁社会中的中产阶级《日本新中产阶级》首发式暨分享会”在建投书局·上海浦江店举行。主持该书译事的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院长周晓虹教授，与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卢汉龙、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春玲一起，围绕傅高义先生的这本经典著作《日本新中产阶级》展开了深入浅出的学术对话。上海广播电视台主持人何婕主持了对话。上海译文出版社社长韩卫东、上海译文出版社副社长赵武平出席了活动。
左起李春玲、周晓虹、卢汉龙
何婕：我记得在跟同事推荐这本书的时候，他们都对里面的教育特别感兴趣。傅高义先生用了极大的篇幅在这些家庭对教育的态度，母亲的那种投入，我确实觉得那种投入跟60年之后中国相比真是非常相似。有一句话我记得他说“这个家庭里面的母亲除了打分，什么事情都做了”。那个时候所有人都希望自己的孩子上好的小学、中学、大学，当时东京已经有为了能进好一点的幼儿园，而给三四岁的幼儿专门进行培训班。上海现在也有很多这样的现象，我觉得这个60年的时空，就像刚才教授说的瞬间就压缩了，非常有意思。周教授有没有觉得，教育这个话题会引起那么大共鸣？
周晓虹：对，我觉得《日本新中产阶级》这本书跟中国来说关照感更强，因为都是东亚的。虽然中国的发展比日本晚了几十年，但整个路径看下来还是很相似的，包括对教育。刚才讲到教育，你看中国人现在做过的所有事情，陪孩子读书，孩子到哪儿读书父母就到哪儿去租个房子，这种事情日本人一律都干过。对这样的问题到底怎么解释？
去年冬天我到新东方做一个讲演，讲完后跟俞敏洪有一个对谈。俞敏洪董事长就问我，他说周老师为什么中国人会对教育这么焦虑？我认为，焦虑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资源现在比以前充分得多，但是没有充分到按需索需。
什么意思？我们小时候没有焦虑，不光我们家没这个焦虑，那个时候的人也没有上大学的焦虑。为什么？那个时代上大学的比例是1%-1.5%，就像现在买彩票，你会对那个中彩的结果焦虑吗？除非你脑袋出毛病，因为那个比率太低了。
从1977年开始恢复高考，焦虑越来越深，说明两条，一条是“要读书”的价值观在这个社会越来越蔓延，另一方面读书的指标越来越多了。我们那个时候考大学，77级考的时候，全国是670万人考，考上是很难的。今天看起来考上大学的人越来越多，按道理焦虑应该减低，但是大家知道现在就业的难度，导致你上一般的大学就等于白上了，所以看起来大学的招生越来越扩招，但实际上真正有意义的那部分还是很有限，进名校的比例还是很小。正因为这样，我觉得这种焦虑感依然存在，全民都意识到要上大学，但是上名校的比率仍然很小。
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日本可以作为我们的一个参照，两个国家在这方面太相似了，只是他们比我们早了几十年。中国人对教学教育这种疯狂，有谁是到日本考察过来回来学的？没有，都是原本的这些东西。
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我觉得日本中产阶级最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他在一个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变迁。我记得傅高义先生用了“mediate”这个词，我当时把它翻译“转递”。什么意思？就是说中产阶级成为西方新的潮流和日本根深蒂固的传统之间转变的中介。我觉得这个词很传神，实际上就是说，如果没有中产阶级这群人，日本民众对来自西方的一套东西的冲击，包括他们家庭制度的破碎，传统价值观的破碎，生活意义感的磨灭，我觉得可能会受到更大的影响，但因为有中产阶级，一方面很好地消化了西方的这套东西，另外一方面又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保留了日本文化的精髓。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希望中国未来中产阶级的成长，能够做到恰好能把西方的传统对接进中国古老的文明中，我觉得这可能是很重要的一点。
李春玲老师刚才讲到中国有那么庞大的农民数量，和在相当长时间里制造业工人的大批存在，所以我对中国社会阶层变动的设想是，第一就是农民变成产业工人，第二步这些产业工人中少部分的佼佼者，和他们大多数的子女，未来经过越来越好的教育，转变成为白领，实际上中国就是“两步走”的途径，这是我的一个想法，谢谢。
卢汉龙：这本书非常有价值的地方就是用民族志的方式，可读性非常强，讲了很多故事。后面出版的《日本第一》可能在政治方面影响更大，但所有原始的东西起始于《日本新中产阶级》，这点对于我们中国研究自己的东西非常有启迪作用。
日本能在东亚成为最发达的现代国家有它的文化因素，这也是傅高义从实地调查中体会出来的。日本跟美国不一样，它引起了全球了解东亚文化和东亚发展变化的兴趣，我们怎么从新中产阶级原始的数据里面来获得启迪，怎么看待我们中国的情况。
读者阅读的时候，一方面要看到有哪些是相像，另一方面要看到日本在这50年里的变化。傅高义写的前言让我很感动，他说50年前的著作中国读者还有兴趣去读。他还提醒我们，日本这50年变化太大，日本年轻人跟50年前的新中产阶级是完全两回事，所以中日之间要更多加强了解，我们还是要有发展的眼光。
何婕：看完《日本新中产阶级》后我去看了傅高义先生的《日本第一》，确实他大量的研究基础应该就是出自这份田野调查，有太多具体的故事。书里面有很多关于女性的描写，讲 60 年前日本也有剩男剩女，要依赖父母安排的相亲，还有婆媳关系。傅高义说婆媳关系在那个时候的美国是一出喜剧，但是在日本是一出悲剧。
李春玲：日本女性跟中国非常不同，她们就业率低。但是我觉得日本女性，家庭主妇的这种状况跟日本中产阶级家庭重视子女教育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她是要专职投入很多时间在孩子的教育上。跟中国相比较，现在中国中产阶级母亲，她是又要工作又要教育孩子，这个压力非常大。我觉得这是日本中产阶级女性和中国中产阶级女性一个非常的不同之处。日本的中产阶级女性很多是受过很高教育的，甚至包括读了博士，毕业以后又去做主妇。当然现在越来越多年轻女性加入到职业女性，但是当结婚，尤其有了孩子的时候，一般都会回到家庭，或者等到孩子大了再出来工作，就是说家庭是日本中产阶级女性放在第一位的。
中国跟日本中产阶级都特别注重子女教育，韩国、台湾、香港都是这样，东亚社会有这种文化传统。但是也有另外因素，一是中产阶级本身是一个维持现有地位的欲望，或者追求更高欲望非常强烈的体现，所有社会都是这样，不仅东亚社会，包括英国、美国以及其他国家。
就是说我自己是中产阶级，就会有强烈欲望让我的子女也要成为中产阶级，甚至更高的阶层。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让他接受好的教育，这个是全世界中产阶级的一个共性。所有国家的中产阶级都很重视他们子女的教育。
但是相对来说，在一些欧美国家，这种教育投入的压力会小一些，尤其是北欧，他们的福利制度非常好，福利制度非常好的社会一般竞争就会低下，基本子女上学也很容易，上大学很容易，大学毕业以后找一份白领工作也很容易，维持中产阶级地位是比较容易的，所以教育的压力就不会那么大，会有缓冲。
但是在东亚社会普遍来说，福利会少一些，尤其中国，像周晓虹老师说的，资源还是很少，要通过竞争。这导致东亚社会里中产阶级对子女教育更重视。现在日本的年轻人，虽然父母让他们受了很好的教育，但新一代日本年轻人实际上竞争力非常弱，现在还蔓延到韩国。现在的年轻人跟父母非常不一样，他们不想就业，啃老，甚至为了减少自己要承担的责任，不谈恋爱、不结婚、不生孩子，叫“三不青年”，这是日本很大的一个变化。这跟《日本新中产阶级》里面说到的新中产阶级主导的价值观相比，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他们现在福利变好了，竞争压力小了，是不是大家觉得都可以这么过？中国社会现在还处于日本那个时期，所有比较性。
何婕：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因为说到新中产阶级的崛起、发展，可能就要说到它的未来。傅高义先生的妻子30年之后1988、1989年重返日本时已经发现，30年前的子女们受了比较好的教育之后，他的那种焦虑跟之前父母那一辈的焦虑已经不完全一样，甚至那一代年轻人已经有了更多的自我选择，女性也更加独立等等。现在又过去了30年，中产阶级慢慢发展之后，会走向何方？
傅高义也讲过，他说中产阶级是对自己的下一代有一个稳定预期的阶层，但这种未来有不确定的困惑。周教授，如果从日本来反观我们自己对自己未来的预期，包括还有李春玲老师刚才讲的那种困惑在不在？
周晓虹：我觉得这种焦虑虽然只是在面对现在机遇提升，同时机遇又不充分时的一个反应。当我们的机遇更多时，换句话说整个社会的福利能够更多提升的时候，人们面对资源，不需要再拼得头破血流，我想人们的焦虑感就会降低，人之间的竞争也会降低。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既好也不好。中国这40年里之所以发展这么快，我经常开玩笑，一切向钱看。我们一方面说它对道德造成损伤，但从另一方面来说，没有一切向钱看，中国的经济怎么能在前30年以10%的速度往上？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中产阶层在中国未来的发展中间，应该起多两个作用，一个就是刚才讲的，对更广大的人民的示范作用：有更多的人会鼓励子女去接受教育，成为中产尤其是新中产。还有一个就是直接关乎中国的未来，包括整个经济的转型，从制造业到更高的科技产业、创造产业的转变，需要中产阶层。
第二个中产阶层的未来相对更重要一点，因为关乎整个社会。国家用越来越多的方法，使中产阶层的比率越来越高，才能使最贫困的一族越来越少，暴富一族受到越来越多抑制，否则两大阶级之间的对抗就一定会发生。
何婕：确实，日本很明显地看出中产阶级从崛起、稳定、再发展，最后像李春玲老师观察到，甚至已经没有竞争的欲望，有很明确的步骤。反观我们自己的发展，因为经济发展规律不一样，我们迅速崛起，可能这个过程不是分几步走，甚至有一些现象是同时出现。
卢汉龙：我一直有这样一个观点，就是说西方中产阶级这些行为，其实是跟长期以来他们整个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的建立是分不开的。像日本战后建立起福利保障制度，使得现在即使老龄化那么严重，仍然能够经受得起冲击。
而我们现在的白领，在调查中都说没有安全感，三座大山：还房贷、子女的教育、父母生病怎么办，这些都一下子可以把你所有的积蓄花完。假如中国大部分的工薪族都处于这样一种焦虑中，我想我们的中产行为是出不来的，认同也是出不来的。
所以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建立整个社会安全系统，建立整个支持系统，我觉得太重要了。但是对这些公共政策我们又要有非常冷静的看法和思考，因为公共政策跟整个经济的发展，跟社会的活力可以说是对冲的，一定要恰到好处。不是说公共政策好了，什么东西国家都能包下来了，社会一定就安定了，不是这么一回事，因为人的欲望是没有顶的，还牵扯到人性挑战的问题。我们对中产阶级的研究也好，期许也好，要照顾到两面，既要希望中产阶级作为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能够发挥好作用，同时要使这种力量能够得到保护，这一点我是觉得非常重要。
李春玲：说到中产阶层作为社会的核心部分，起到稳定社会的作用，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一方面中产阶层在那儿慢慢扩大，但同时又感觉中下游进入中产阶层越来越难，特别是年轻的大学毕业生。他们急着想加入中产阶层，他们受过很好的教育，前期投入很多，但买不起房子，就业压力大，竞争压力大等等。现在中下层进入中产阶层的道路，变得相对有点窄，尤其对家庭背景出身不好的阶层。
中产阶层之所以能起到稳定社会的作用，是他为中下层的人通过代际流动或者是本人的流动，一步步往上走，起到一个整合社会，让社会持续稳定发展下去的作用。
目前出现情况，比如说不平等，机会差异，拼爹等等，导致中下层的人觉得往上走、加入中产阶层队伍变得越来越困难。这时候中产阶层发挥社会稳定性的作用就会弱化。
我们在研究中感觉特别强烈，就是年轻一代有一部分人觉得他们不可能进入中产阶层。本来，假如大部分年轻人抱着中产阶层梦想，拼命努力工作，去奋斗，那么这个社是往前发展的，是处于稳定状态的。但是一部分年轻人觉得他上大学也很困难，或者上好学校很困难，拿了大学文凭找好工作很难，在大学寻求一个稳定生活的机会变得越来越少，他们对加入中产阶层的期望越来越少，变成比较绝望的状况，就会导致中产阶层扩大的步伐变慢，稳定社会的作用变弱化。这是目前社会比较大的问题，让中下层进入中产阶层，中产阶层进入上层的渠道变得越来越流畅，中产阶层发挥社会稳定性的作用就会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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