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记得当年语文试卷上那些匪夷所思的读音选择题。
下列各组加粗字读音相同的一组是：
A． 干涉 干活 主干线 干燥；
B． 发财 头发 千钧一发 发人深思；
C． 尽量 尽善尽美 尽管 尽力；
D． 硕果累累 拖累 危如累卵 累人；
虽说只是简简单单的读音题，靠题海战术和死记硬背完全能保住这几分。
但每每遇上，总会摸不着头脑，找不着规律。
翻看答案，编题者大多也只会用字义来区分，遇上同义不同音的奇葩，就只能用一个略字来敷衍了事。
就算你找到老师想要寻求一个完备合理的解释，他也只会告诉你“记住就好了”。
那是因为不少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一样，都对我们语言的发展知之甚少。
造成现代汉语读音割裂不合理现状的最主要因素，是建国初期制定普通话标准时的混乱。
使得后人时刻咬文嚼字的同时，却还分不清咀嚼与咬文嚼字中的嚼字为什么发音不同。
嚼，其义单一，却有三种读音jiáo、jué 、jiào，前二者以口语书面语区分，但味同嚼蜡、咬文嚼字却被归为口语发音jiáo区别于咀嚼等词，莫名其妙。
除开普通话读音先天的混乱，造成现代汉语一字多音泛滥的还另有原因。
正是建国后那场声势浩大的汉字简化运动。
70多年前，世界正经历着一场巨变。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蒙古在脱离中华民国后投奔了苏联老大哥。
在老大哥的怂恿下，外蒙古试图将传统回鹘文字全面西里尔字母化。
虽然反对的声音很激烈，但始终敌不过斯大林主义的红色恐怖。
俄语的西里尔字母替代了原本蒙古语的拉丁化方案。
而不久后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样也经历了类似的风潮。
建国之初，文字的改革就是重中之重。
当时受到苏联文字拉丁化运动的影响，汉字拉丁化的呼声很高。
最高领导人亦有指示，认为文字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
不过，实现汉字拼音化不是一步登天的事，在此之前必须简化汉字。
拉丁化课本
1952年，文字改革委员会成立，汉字的改革方向被确立下来。
委员会认为，拼音化是汉字改革的最终目标，在现阶段应先对汉字进行简化以适应当前的迫切要求。
换言之，汉字简化在当时只是作为权宜之计，其必然是成本小适应性高的。
因此，汉字简化的方案并没能足够的规范化。
同一年，委员会就拟出了第一稿简化草案，收录简体字700个。
但领导人表示700个不够，简化工作除了将重点放在减少笔画上，还应该减少汉字数量，尽量用一个字代替好几个字。
同时，出于他对草书书法的喜好，还建议多从草体中找简化规律。
就是这简单的指示，直接导致简化字打乱了原来汉字原本的体系。
为了提高简化的效率，在后来公布的《汉字简化第一表》中，收录了大量在民间流传已久的简俗字。
其中就包括有数量不少为了追求书写连贯不考虑字形结构的行书草书写法。
直接的后果就是同样的偏旁，在不同的字中写法迥异，难寻规律。
最为典型的就是“昜”，楊字被简化为杨，陽字又被简化为阳，而傷字却被简化为伤。
同样怪异的还有“襄”，釀字简化为酿，讓却简化成了让，然而壤又未做任何简化。
原本能够举一反三的同源字，却因为简化而成为了新的知识点。
第一表的简化字的确降低了书写门槛，但却又大大增加了学习难度。
回忆自己学习汉字的那段经历，谁没怀疑过卢炉庐之间写法的微妙关系呢?
实际上你若是知道他们的繁体写法，盧爐廬肯定不会留在你的记忆当中。
虽然在第二表中，遵循汉字原本的规律重新规定了偏旁的统一简写方法。
但第一表中推广开来的简体字已无力纠正，只能将错就错。
这才给你的小学初中创造了大量的文字知识点。
而简化法案中的“同音代替方法”则带来了大量高中教学中奇怪的知识点。
同音代替指的是将同音（但时常不同调）但不同义的两个或几个字简化为一个字，取其中写法最简的字代替。
以此缩减常用字的数量，降低文盲识字的学习成本。
想法很美好，但却带来了新的混乱。
像是醜丑不分这样的，顶多是给戏剧角色造成不太正面的影响，总体无伤大雅。
可若是将三个使用频率极高的三个字都简化成一个，那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混淆。
翻开新华字典，找到复字的释义，会发现这个简单的字至少拥有5种解释。
原因很简单，因为复字是一个三合一的神奇存在。当年，復、複、覆三个字都被简化作复字，导致意义指向不明。
民众分不清“复国”究竟是復兴国家还是颠覆国家。
最终，《简化字总表》强行规定，答覆、反覆简化作复，唯独覆盖、颠覆仍保留繁体，毫无道理。
颇有前文读音分辨选择题答案解析的风范。
同音代替法当然也让后人闹出了不少的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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