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标：中国，北京。
近日，一部由中学生自制、将镜头对准性少数人群（LGBTQ）的电影在学生中放映。整部影片从编剧、拍摄到表演、制作，全部由中国人大附中高三毕业生完成。这一题材既新锐又敏感的电影，名为《逃离》。影片拍完后在师生中引起不小的反响。
学生群体如何进行性教育的自发探索，学校的性教育应如何改革等问题也再次引发讨论。
小学生性读本引热议
“性教育”，难以启齿
《逃离》讲述的是一名跨性别高中生对自我性别的探索，经过探索路上的挣扎，主人公张望安最终认识到自己是一位跨性别者，喜欢男性。电影中不少内容，直接取材于这群中学生真实的课堂，包括外教心理课上谈及性少数群体、写《霸王别姬》观后感，以及学生生活和情感经历……都是真实校园生活的翻拍。
影片播出后的评价，基本分为两种声音：支持与反对。表示支持的学生与家长，认为影片给正处于自我性别意识觉醒关键时期的中学生鼓励和安慰，甚至有人认为拍摄片子的学生“承担起了原本应当由成年人承担的社会责任”。
也有不少学生与家长持反对的态度，因为性本身以及性少数人群，在整个社会环境里仍然属于禁忌，在这部分反对声音来看，性少数群体是心理扭曲的，性取向少数是有悖于传统道德伦理的。在学校官方电影节的评审中，该影片也没能通过。究其原因，大致可以概括为影片涉及恋爱、性少数群体，特殊、敏感等。
该影片的导演胡然然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这仍是一个家长难以启齿的话题。包括我的家长，大家看完电影谈拍摄、谈演技，但不想谈到这个话题。
对于性教育的发展与关注，其实不管官方还是民间，还有中学生对于“性”的自我探索与关注，近些年都呈上升的态势。清华附中学生曾在两年前拍摄过关于中学生意外怀孕的微电影；十一学校国际部学生创办了中学生性教育社团——肉豆蔻。今年7月初，一部由北京多个学校联合演出的百老汇音乐剧《春之觉醒》公映，该剧讲述的也是一群青少年对性的探索。无疑，越来越多中学生自发地进行性教育的自我探索，是时代进步的一种现象。
被异化
然而，与这种时代进步不匹配的是成年人当下的思想状态与在这种社会氛围中对性和性少数群体（LGBT）的讨论还存在被异化的问题。
对这个问题的探究，也可以用来解释胡然然为什么要拍这部《逃离》。性少数群体，在社会中真实存在，胡然然也坦言甚至她的朋友中也有属于这一群体的人，“然而现实是不仅仅是家长，甚至是我们这一代，好多人却并不了解，也并不理解这一少数群体。”更有甚者，将这种性少数群体直接判定为心理扭曲，并将对少数群体的讨论与性教育中的一些问题共同归入“禁忌”，或者说有伤风化。
在大多数国家里， LGBT并未列入正规的性教育体系内。性教育中应否包括同性性行为等，在社会中也存在争议。然而将这些排除在讨论之外，只会使非异性恋群体被隔离排斥、孤单、使事态更糟。这些少数，除了不被社会主流群体接受外，还被冠之为破坏道德和伦理等；而对性教育（如果有的话），多半是在学校进行，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沟通交流则比较少见，也因此加剧了这种羞于启齿的心态。
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性”被认为是成年人的话题，性行为的实施主体应是社会中的成年人。基于此，在中小学甚至幼儿园如何进行性教育的话题，怎样来教，教到什么程度经常引起大范围的争议。这与之前几十年的一些历史遗留对思想禁锢的影响，也存在一定的关联。
对“黄色漫画”的抗议
1966年，中国大陆文化大革命开始，性教育被扼杀，整个中国大陆开始全面禁欲。“性、错、罪”是列为当时的男女作风问题之首，对性的态度也就慎之又慎。再者，从传统伦理道德来看，性与婚姻相伴相生。婚姻之外的性，被称之为有伤风化，加之对婚姻的破坏性，以及对家庭关系和社会亲属关系的影响等， 都被冠以不耻之名。
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进行正常的性教育，在很多人的思想上，仍然难免与“有伤风化”等标签完全摆脱关系，也就客观造成了性教育发展的缓慢。
2004年，北京、重庆、深圳启用了性教育试点工作，教材尺度问题曾一度引起保守派人士的非议，教材被称作“黄色漫画”。还有今年春天，一家学校的性教育教材因被家长反映尺度过大，而被叫停。另一边厢，在美国、英国、瑞典、芬兰等发达国家，性教育则从儿童期开始就系统起步，中国性教育总体上仍然远远落后于欧美国家。
回到高中生胡然然的这部《逃离》中，有个声音颇能反映目前中国性教育的现状：认为拍摄片子的学生“承担起了原本应当由成年人承担的社会责任”。中小学生参与到这个活动中值得肯定，但成年人作为实施教育的主体，在责任上则是缺位的。
尽管中国教育部认为“性教育缺失导致性泛滥；但在应试教育体制唯升学至上的前提下，性教育至今没有被列入教育课程大纲。青少年主动走到台前，是对性教育的渴求与呼唤，也是在用行动对“有伤风化”等标签进行的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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