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1959年庐山会议不开，可以少饿死2000万人。”前新华社记者杨继绳，在他的《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一书中这样说。庐山会议召开后次年，是中国农村饿死人数是最多的一年。
毛泽东亲自打电话给彭德怀
1959年6月23日，毛泽东离开郑州到武汉，下午畅游长江。24日，乘火车到长沙，王任重陪同。
25日下午，毛泽东回到离开32年的韶山，去他父母墓前鞠了躬、在韶山水库游泳之后又到毛震公祠行三鞠躬礼。28日动身去庐山开会。
6月28日夜里，毛泽东从长沙到武昌，准备从武昌动身去庐山开会。在船上，毛泽东提出庐山会议准备讨论的题目，包括读书、形势、今年的工作任务、当前的宣传问题、综合平衡、食堂问题等14个问题。
6月30日下午，毛泽东一行乘船离开武昌，到达庐山脚下的九江，已经是晚上11点半了。第二天（7月1日）一大早，乘车上庐山。毛泽东住牯岑东谷河东路180号。这是一座二层楼房，用不规则的石块砌成，墙上爬满生长多年的凌霄藤。这原是蒋介石的别墅，那时叫“美庐”，以蒋夫人宋美龄名字命名。
刘少奇、朱德、周恩来是7月1日上山的，陈云因健康原因未上庐山，邓小平运动中不慎腿骨挫伤正在疗养，也未上山。
出国访问刚回来的彭德怀，有些劳累，就让秘书给中央办公厅打电话请假。第二天，毛泽东亲自给彭德怀打电话，一定要他参加庐山会议，彭德怀只好遵命。
毛泽东亲自打电话不给别的领导人，单打给彭德怀，这是很特殊的，表明彭德怀是这次庐山会议不可或缺的主要人物。
彭德怀对毛泽东很不满意
中共执政后，对毛泽东在全国各地修建别墅、招文工团员伴舞共寝等，彭德怀很不满意，他多次指骂毛泽东。
彭德怀反对个人崇拜，当时赫鲁晓夫谴责斯大林，他非常赞赏。他看到《军人誓词》第一条是“我们要在毛主席领导下……”，就说这句话有毛病：“现在的军队是国家的，不能只说在哪一个人领导下。”对毛泽东提出的军事工业化，彭德怀持不同意见，他不赞成“国家进口新式机械多数用在国防工业与国防有关的工厂”，说：“和平时期的国防建设，一定要适合国民经济的发展。”
1958年9月，中共北戴河会议后，彭德怀到河北、河南视察，一路上，他看到、听到的都是粮食收成减产、农民在挨饿和大炼钢铁带来的种种灾难。招待所服务员告诉他，家里“房子被拆了，果树也砍了，把木料拿去给‘小、土、群’当燃料，有的煮饭锅也砸，当炼铁原料。”火车经过河南时，彭德怀从窗户向外看到小高炉燃起熊熊大火，转头对秘书说：“这一把把火会把我们的家底烧光了。”
12月初，彭德怀回到家乡乌石了解情况。老乡告诉他：“实际收获的粮食数字没有公布的那样多”，农民家里缺粮，有的缺三四个月，有的缺半年的粮。他看到有的农民被强迫干活，有的地区干部打人成风，完不成任务就打人、扣分，出工迟到的也挨打。他到过一家幸福院，见到了他青少年时代的伙伴，现已60多岁。他们揭开锅盖给彭德怀看，锅里是清汤菜叶，只有几粒米，没有油星。他们的床到了冬天还是光光的篾席，连褥单也没有，被子破烂不堪。彭德怀看到这些，紧锁眉头忍不住说：“什么幸福院？这是讨饭院。”
12月18日，彭德怀遇到薄一波，向他反映粮食产量没有毛泽东公布的那样多，应该减少征购，薄有同感。当彭德怀提议联名给中央发电报表示意见时，薄害怕了，说各自反映好。彭德怀自己给毛发电报，力请降低粮食征购数量。毛没有回音。毛也听到有人说起彭德怀所反映的类似情况，他说：“托儿所饿死几个娃娃，幸福院饿死几个老头，那能怎样？如果没有死亡，人就不能生存。自从孔夫子以来，人要不死那还得了。”
1959年4月5日，彭德怀出访东欧前夕，毛泽东当着全体中央委员的面突然问道：“彭德怀同志来了没有？”然后提高嗓门大发脾气：“彭，你是恨死我的”，“彭德怀是一贯反对我的”，“我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毛泽东有意刺激彭德怀。看了湘剧《生死牌》，毛见剧中的海瑞很有勇气，敢于批评皇帝，就说：“我们的同志哪有海瑞勇敢？我已把《明史‧海瑞传》送给彭德怀。”
6月13日，彭德怀率访问东欧几国的军事代表团回到北京。随后，看望时任总参谋长黄克诚，试探他能否以运粮救灾的理由调动军队。据彭德怀《自述》说，黄显出“为难表情”。彭、黄到底谈了什么？是否提出“兵谏”？至今没有材料披露。
彭德怀的主要活动，早被毛泽东安排在他身边的眼线给汇报了。在彭德怀上庐山前，毛给彭钻的圈套已设置好。彭上山后，毛指定他住176号别墅，距离毛的别墅有一百多公尺，彭的一切活动都在毛的视线之内。
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
参加会议的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省市委第一书记、中央、国务院各部部长，他们上午游玩山林，晚上看戏，跳舞。毛泽东的兼职秘书、水电部副部长李锐的《初上庐山纪实》诗有 ：“林中夜夜闻丝竹，弥撒堂尖北斗斜”，描写了这种升平景象。“弥撒堂尖”系指东谷中路的庐山俱乐部，舞会在这里举行。会议前期，毛、刘、朱、周等都到这里参加过舞会。
7月2日下午，毛泽东召集部分中央领导人和各协作区主任开会。
7月3日开始，按协作区分成6个组进行讨论。大家一致同意“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三句话。议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形势问题、农业特别是粮食问题、综合平衡问题等。朱德在小组会上讲了一个比较尖锐的意见：“食堂即使全部都垮了，也不一定是坏事”。这与毛泽东说的“积极办好，不要一哄而散”的意见不同，但也未引起多大反应。
连日来，会议的气氛比较轻松，被称作“神仙会”。毛泽东没有召开会议。他只是批阅了一些文件。从毛泽东批示印发的文件看来，召开庐山会议是为了冷静下来总结经验，“变热锅上的蚂蚁为冷锅上的蚂蚁”，解决一些实际问题。看不出毛要开展反右倾的斗争动向。
7月8日上午，周恩来召集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康生、陈伯达、陆定一、胡乔木等商量为会议准备文件的问题，并且确定这次会议以尽快结束为好。
7月10日下午，毛泽东召集会议并作长篇讲话。他先讲了会议最后阶段的安排，说会议初步安排到15日，延长不延长到那时再定。毛在等待彭德怀出来亮相。
彭德怀在西北组，几乎每天都发言。他对“大跃进”中的一些问题提出批评，如头脑发热、得意忘形；“左”的东西压倒一切，许多人不敢讲话；不是党委决定而是个人决定。他还直接谈到毛的责任问题。他批评毛的腐化，许多省给他建别墅，有的地方农民一个月吃不上油，他告诫毛不要忘了老百姓。彭德怀的这些话不登简报，外组不了解，会开得不死不活，不解决问题。彭德怀十分着急。
7月12日，彭德怀从周恩来那里开会回来，对身边的人说：这次会议开了10多天，味道不大。我有些问题不好在小组会上讲，想给主席写封信，让主席讲一下才有作用。
第二天中午，彭德怀把拟好的提纲交给随行的参谋，还口述了要写的具体内容。
7月14日，他又仔细修改整理出的信稿，要参谋抄正，然后自己在信上署了名，最后让参谋直送毛的秘书。
他在信中谈了两种情况：“（一）一种假象。大家都感到粮食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因此就可以腾出手来搞工业了。在对钢铁发展的认识上，有严重的片面性，没有认真地研究炼钢、轧钢和碎石设备，煤炭、矿石、炼钢设备、坑木来源、运输能力、劳动力增加，购买力扩大，市场商品如何安排等等。总之，是没有必要的平衡计划，这些也同样是犯了不够实事求是的毛病，这怕是产生一系列问题的起因。浮夸风气，吹遍各地区各部门，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也见之于报刊，确使党的威信蒙受重大损失。”
（二）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样，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的作风置诸脑后了。”
看了彭德怀的信，毛泽东很生气。7月16日批示：“印发各同志参考。”同时他同加了一个标题：“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对信没有做任何评论。批示后，毛泽东又接连续看到两份基层干部批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材料，说全民炼钢铁“得不偿失”、“劳民伤财”，只算政治帐，不算经济账，“人民公社没有优越性”，是“人为的产物”，是“心血来潮”。
7月21日下午，张闻天在华东会议上作了3个小时的长篇发言，一共讲了13个问题。发言肯定了彭德怀的信，对其中一些受到非议的观点进行了辩护。最后，张闻天说：“总之，民主空气很重要。要造成一种生龙活虎、心情舒畅的局面，才会有战斗力。过去一个时期就不是这样，几句话讲得不对，就被扣上帽子，当成怀疑派、观潮派，还被拔白旗，有些虚夸的反而受奖励，被树为红旗。”“听反面意见，是坚持群众路线，坚持实事求是的一个重要条件。”[3] 张闻天的发言不时被插话所打断，会场气氛紧张。
当日晚上，柯庆施跑到毛泽东处汇报：大事不好，主席要是再不明确表态，人都被他们拉走了。
毛泽东对彭德怀信中提出的观点逐一批驳
20日，毛泽东起床后，着手准备他的发言提纲。晚间告诉刘少奇、周恩来开大会。
7月23日早晨，会议秘书处通知大家，九点听毛讲话。当时连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也不知道毛泽东要讲什么。这是毛对全党的一次突然袭击。
会议在庐山交际处招待所西餐厅举行。毛泽东提早几分钟来到会场，坐在铺着白台布的桌子前吸烟。等中央委员、省委书记和部长们都到齐了，毛平静地开腔：
“你们讲了那么多，允许我讲个把钟头，可不可以？吃了三次安眠药，睡不着。
我看了同志们的发言记录、文件，和一部分同志谈了话，感到有两种倾向：一种是触不得，大有一触即跳之势。吴稚晖说，孙科一触即跳。因之，有一部分同志感到有压力，即是不让人家讲坏话，只愿人家讲好话，不愿听坏话。两种话都要听，我劝这些同志要听坏话。嘴巴的任务，一是吃饭，二是讲话。长了耳朵，是为了听声音的。话有三种：一种是正确的，二是基本正确或不甚正确的，三是基本不正确或不正确的。两头是对立的，正确与不正确是对立的。好坏都要听。
现在党内外都在刮风。右派讲，秦始皇为什么倒台？就是因为修长城。现在我们修天安门，一塌糊涂，要垮台了。党内这一部分意见我还没有看完，集中表现在江西党校的反应，各地都有。所有右派言论都出来了。江西党校是党内的代表，有些人就是右派、动摇分子。他们看得不完全，有火气。做点工作可以转变过来。有些人历史上有问题，挨过批评。例如广东军区的材料，也认为一塌糊涂。这些话都是会外讲的话。我们这一回是会内会外结合，可惜庐山地方太小，不能把他们都请来。像江西党校的人，罗隆基、陈铭枢，都请来，房子太小嘛。
不论什么话都让讲，无非是讲的一塌糊涂，这很好。越讲的一塌糊涂越好，越要听。‘硬著头皮顶住’，反右时发明了这个名词。我同某些同志讲过，要顶住，顶一个月，两个月，半年，一年三年五年，十年八年。有的同志说‘持久战’，我很赞成。这种同志占多数。在座诸公，你们都有耳朵，听嘛！难听是难听，要欢迎。你这么一想就不难听了。为什么要让人家讲呢？其原因是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塌下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做了一些好事，腰杆子硬。我们多数派同志们腰杆子要硬起来。为什么不硬？无非是一个时期猪肉少了，头发卡子少了，没有肥皂，比例有些失调，工业农业商业交通都紧张，搞得人心也紧张。我看没有什么可紧张的。我也紧张，说不紧张是假的。上半夜你紧张紧张，下半夜安眠药一吃，就不紧张了。”
接着，毛泽东对彭德怀信中提出的观点逐一批驳。他说：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有一点，并不那么多。我少年中年时，也是听到坏话就一股火。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这个原则，我现在也不放弃。
注释：
[1] 《庐山会议讨论问题》（毛泽东在李先念的这个讨论稿上批示）应当如[2]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第336页
[3]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张闻天年谱》下卷，中央党史出版社，第803-804页
“如果1959年庐山会议不开，可以少饿死2000万人。”前新华社记者杨继绳，在他的《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一书中这样说。庐山会议召开后次年，是中国农村饿死人数是最多的一年。
赫鲁晓夫含沙射影攻击中国人民公社
就在彭德怀上书的第四天，即7月18日，赫鲁晓夫在波兰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发表了一篇讲话，内容关于苏联历史上公社失败的原因，实际上，他是批评中国人民公社。
看到赫鲁晓夫的讲话，毛非常恼怒，随即批示：将有关材料印发会议代表，“请同志们研究一下，看苏联曾经垮台的公社和我们的人民公社是不是一样的东西；看我们的人民公社究竟会不会垮台。”
批示发出后，8月1日，毛又批示：“我写了几句话，其意是驳赫鲁晓夫的。将来我拟写文章宣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毛泽东气愤地宣布：他为此“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
罗瑞卿向毛泽东报告：“彭德怀有非组织活动。”
面对国外国内的反对意见，毛泽东怒不可遏，把气集中撒到彭德怀身上。庐山会议的主题，从纠“左”转到反右，拉开了反右倾的序幕。
周小舟、周惠、李锐三个湖南老乡，听完毛泽东讲话，都表示不可理解。周小舟提议：我们一起到主席那里去一趟，问问到底为什么？争吵一顿也好。李锐说：主席正在气头上，去了也没法谈。
周小舟提议到黄克诚那里谈谈。黄克诚是解放初期湖南省委第一任书记，是周小舟老上级。黄住一七六号，与彭德怀同住一幢房子。听了毛讲话，他心情也很沉重。但周小舟拨通电话后，黄克诚婉言拒绝来访。周小舟坚持要去，黄认为周李都是毛的心腹近臣，也就答应了。
三人一进客厅，请坐、倒茶的惯用客套全免了，都站着说话。周小舟说：“主席可能受了蒙蔽。袁世凯称帝前，筹安会那些人专门印一种报纸给他看。”李锐说：“主席也不能一手遮天。”黄克诚闻言大惊失色，连忙截住话茬：“你们是主席身边的人，有话还是当着主席谈谈。”
这时已是晚上9点多钟，彭德怀推门进来，他拿着西藏军区要求增派车辆的电报，是来找总参谋长黄克诚处理军务的。周小舟上前打招呼：“老总呀，我们离右派只有三十公里了。”彭德怀说：“着急有什么用。”之后三人告辞出来。
偏巧，在回去的路上，他们遇到了罗瑞卿。罗瑞卿马上回去向毛泽东报告：“彭德怀有非组织活动。”毛泽东听信了罗瑞卿，表示要追查彭、黄、张、周集团的阴谋活动。
彭德怀：“为了总结经验，我给你提了点意见，为什么就不行？”
7月25日，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和协作区主任会议，讲了四点意见：（一）会议还要继续展开，相互有什么意见都讲完，敞开来讲。（二）现在要对事也要对人。（三）前一段主要是纠“左”，现在要反右，因为现在右倾抬头了。（四）要划清界线，要跟动摇的、右倾的划清界线。
7月26日，毛泽东批转了李仲云来信的一篇很长的批语。他说：“现在党内党外出现了一种新的事物，就是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已经增长，大有猖狂进攻之势。这种情况远没有达到一九五七年党内外右派猖狂进攻的那种程度，但是苗头和趋势很显著，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了。这种情况是资产阶级性质的。”
接着毛泽东写道：“另一种情况是无产阶级内部的思想性质的。”“他们对于克服当前的困难，信心不足。他们把他们的位置不自觉地摆得不恰当，摆在左派与右派的中间，他们是典型的中间派。”“他们在紧要关头不坚定，摇摇摆摆。我们不怕右派猖狂进攻，就怕这些摇摆。”最后，毛泽东指出：“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这是必然性。时然而言，现在是讲这一点的时候了。”[1]
7月26日傍晚，毛泽东找彭德怀谈话。谈话中，二人各不相让，顶起牛来。彭德怀骂街：“在延安你操了我四十天娘；我操你二十天娘不行？”彭德怀在这里指的是七大前的华北座谈会，“因为打了‘百团大战’，你组织人批了我四十天，如今你把国家搞得一塌糊涂，庐山会议开了二十天，为了总结经验，我给你提了点意见，为什么就不行？”
这个话，当场没有记录、录音。3年后，1962年9月24日下午，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说：“1959年第一次庐山会议，本来是研究工作的，后来出了彭德怀，说‘你操了我四十天娘；我操你二十天娘不行？’这一操，就被搞乱了，工作受了影响。二十天不够，我们把工作丢了。”
毛泽东提出的4点意见特别是“对事也要对人”这一条的传达及批语的印发，使得对彭德怀的批判进一步升级。发言者中不少人指责：“彭德怀的错误，不仅是立场问题，而且是组织问题，锋芒是对着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想用他的思想代替中央的总路线”；彭德怀的信“是别有用心”。到后来，联系彭德怀的历史问题，会议的气氛越来越不正常。
林彪说：彭德怀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
7月27日凌晨，毛泽东召开常委会给彭德怀定性。周恩来说：“对彭德怀的问题还是要三七开，不要全盘否定。”
刘少奇、朱德同意周的意见。毛要挟说：“看来我只好再上井冈山了。”于是常委只好屈从毛，毛的一票否定三票，常委同意打倒彭德怀。
7月27日上午，刘少奇召开大组长会议，传达毛泽东的重要提示：“继续批判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划清界限，不仅对事，也要对人。毛主席说，彭德怀与他长期以来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要联系彭德怀历史上的错误进行批判。”
7月31日、8月1日，连续两次召开常委会，林彪是7月29日上庐山赶来参加常委会的。在会上，大都是毛泽东讲话，其他常委也提了意见。彭德怀也有不少对话，直率地讲出自己的想法，对一些不能接受的意见，表明了态度。会议很大一部分内容是讲彭德怀的历史旧账。
毛泽东说，他与彭德怀的关系合作与不合作，是三七开（即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彭德怀不同意，说是对半开。第一个出来定调子的是林彪。他说，彭德怀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毛说，彭德怀他们是要瓦解党，是有计划、有组织、有准备，从右面向正确路线进攻。上次（7月23日讲话）说的不正确，说是无计划、无准备、无组织，跑到右派旁边。他又说：彭德怀出身劳动人民，感情站在革命方面，对群众有感情。问题是经验主义。[2]
张闻天：“庐山会议证明了谁不跟毛主席走谁就犯错误。”
8月2日下午，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147人，列席会议的15人。这次全会是前一段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继续，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的批判进入高潮。
第一天会议上，毛泽东讲话为八中全会定了基调：第一，前一阶段反了一个月的“左”，现在主要已不是反“左”的问题，而是要反右的问题；第二，现在是右倾机会主义向党猖狂进攻；第三，现在党内出现了分裂的倾向。这些都应看成是极其严重的结论。
8月2日晚上，毛泽东给张闻天写封信，回避张发言中列举的13个问题，因为那是事实，毛泽东理亏心虚，无法面对现实，采用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战术原则，借用汉代学士枚乘的《七发》，嬉笑怒骂，奚落张闻天一番。信中说：“枚乘《七发》末云：此亦天下要言妙道也，太子且欲闻之乎？于是据几而起，曰：涣乎若一听圣人辩士之言，涩然汗出，霍然病已。”你害的病，与楚太子相似。如有兴趣，可以一读枚乘的七发，真是一篇妙文。你把马克思主义的要言妙道通通忘记了。于是乎跑进了军事俱乐部，真是文武合璧，相得益彰。现在有什么办法呢？愿借你同志之箸，为你同志筹之。两个字，曰：“痛改”。
信没有给张闻天本人，直接印成文件。张闻天看到这封牛头不对马嘴的信，发笑，他说：“哪里有什么‘军事俱乐部’，要说文化俱乐部[3] 倒还差不多。”但这时庐山会议的气氛，已不允许他平等对局了，张闻天只得找退路，按毛泽东要求作检讨。
8月13日上午，召开大会，周恩来主持会议。张闻天按照毛泽东来信的定调，承认陷入了军事俱乐部，承认自己体内“虐疾原虫”复活。他说：“现在我认识到了毛泽东路线是已经证明了唯一正确的路线，不能有任何怀疑。庐山会议证明了谁不跟毛主席走谁就犯错误。”“今后要老老实实地做毛泽东同志的学生。”[4]
周恩来主持会议斗争彭德怀
8月13日下午召开大会，仍由周恩来主持，斗争彭德怀。彭德怀以低沉、悲怆的语调检讨。他检讨对毛泽东的主张不理解、不赞同或者支持不力，上纲为错误路线。他无可奈何地表示：“7月14日的信，事实上是反对总路线、反对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他检讨说，“我的右倾观点主要表现在：把党所领导的广大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高度热情，说成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把已经纠正和正在纠正的缺点，片面夸大，说成是‘左’的倾向、政治性错误，把九千万人大炼钢铁的巨大意义，说成是‘有失有得’。”
彭德怀检讨后，李井泉、康生、谭震林等相继发言，恶语相加，说彭是阴谋家分裂党、分裂中央，是两面派、野心家，假张飞、真魏延；还有许多人急于表现，站起来慷慨激昂，对彭上纲很高，以表示对毛的忠诚；刘少奇还怕了桌子；朱德、刘伯承等少数人保持沉默。
8月16日，毛泽东在一篇《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的批文中写道：“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党内斗争，反映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这是毫不足怪的。没有这种斗争，才是不可思议。这个道理过去没有讲透，很多同志还不明白。一旦出了问题，例如1953年高、饶问题，现在的彭、黄、张、周问题，就有许多人感觉惊奇。”[5]
8月16日下午，八届八中全会闭幕。在闭幕会上，毛泽东再次讲话，他说：“这一次对于彭德怀来说，是第五次路线错误了，总要发作。”讲话中他谈到海瑞：“现在听说海瑞出在你们那里，海瑞搬家了。明朝的海瑞是个左派，他代表富裕中农、富农、城市市民，向着大地主大官僚作斗争。现在海瑞搬家，搬到右倾司令部去了，向着马克思主义作斗争。这样的海瑞，是右派海瑞。”他说：“这次会议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第一个侧面是揭露了多年没有解决的矛盾，并且把当前的形势搞清楚了。当前的形势主要是反右倾、鼓干劲。第二个侧面，是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三位同志对于他们的缺点错误有了认识。
最后，毛泽东用林彪发言的两句话，结束了讲话：庐山会议“避免了一个大马鞍形，避免了一次党的分裂”。[6] 会下，毛泽东对身边的人说：这次把陈云放过了！这是不足之处。
刘少奇说：我个人历来是提倡“个人崇拜”的
8月17日，毛泽东在庐山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工作会议，上山的高级干部都参加了。毛主持开会，这次会的内容是3天前、毛交代给刘少奇的，毛说大约在17号，他将讲“班有班长”。
毛泽东发言：“集体有个长，班有班长，连有连长，有三个党员是一个小组，要有个组长，没有集体不行，光有集体也不行。有集体就要有个长，不然就没有力量。”“开会要有人发通知，要有秩序，散会也要有人宣布。这是必然性。至於姓张的姓李的来主持，那是偶然性。必然性通过偶然来表现。有统一指挥，是社会斗争、自然斗争所必须的。”[7]
毛泽东发言后，刘少奇作主题讲话，刘少奇说：“在苏共二十大后，我们党内也有要在中国反对‘个人崇拜’，彭德怀同志就是这个意见。在西楼开会的时候，他几次提议不唱‘东方红’，反对喊‘毛主席万岁’。这次又讲什么‘斯大林晚年’，什么‘集体领导’，‘毛主席没有自我批评，把一切功劳都归于自己等等。’”
“我个人历来是提倡‘个人崇拜’的。”
“在七大以前，我就宣传毛主席，七大的修改党章报告我也宣传，现在我还要搞。还要搞林彪同志、邓小平同志的个人崇拜。”
他还说：“彭德怀也不完全反对个人崇拜，对毛泽东同志个人崇拜他要反对，对于彭德怀的个人崇拜他是不是反对？那就很难说。实际上，我看他是高兴那个东西。”
“彭德怀同志说我篡党，我也这样讲，与其你篡党，我看就不如我‘篡党’好。老实说，你篡党我不赞成，如果你篡党，我一定‘篡’。”[8]
庐山会议闭幕了，一场保卫毛泽东的权威、保卫三面红旗、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所谓路线的斗争，在全党全国又开幕了。这场所谓路线的斗争，使全国有300万人受牵连。
评语：
古代大臣的最高境界就是“文死谏”，如果皇帝有错，良臣必会犯颜直谏，如果有人被冤枉，大臣也正直无畏，秉公说话。然而在庐山会议上，当毛泽东把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打成反党集团后，所有的人都明哲保身，害怕同他们划不清界线，唯恐批判的调子不高，殃及自己，包括刘少奇、周恩来，明知毛犯了那么多错误和罪行，还要为其歌功颂德。
（编者按：本系列文章由大纪元特约作者从中共党史机密档案中整理而成。因安全原因，无法一一注明出处。大纪元将在适当时机公布信息来源。）
注释
[1] 毛泽东《对于一封信的评论》手稿，1959年7月26日。
[2] 李锐：《庐山会议纪实》（增订第三版），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三版，第181-183页。
[3] 张闻天指胡乔木、田家英、李锐、吴冷西等人的接触。
[4] 同 [5] 第805页。
[5] 同 [2] 第451-452页。
[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5月版，第509页。
[7] 毛泽东在庐山会议闭幕会的讲话记录，1959年8月17日。
[8] 刘少奇在庐山会议闭幕会的讲话记录，1959年8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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