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行政会议已通过高铁“一地两检”方案——即将香港修筑的一座铁路总站的部分空间租赁给内地，并允许内地执法机构在这一区域内有权限实施内地法律适用的检查方法，该方案因此在雏形期间，便已被卷入到政治层面的广泛争论中。
香港官方早前已公布了广深港高铁“一地两检”的具体方案(图源：新华社)
因“一地两检”方案而受到传媒注视的中国“广深港”高速铁路工程由重金打造，只香港在该项目上便已耗资100亿美元。按照规划，该线路长约140公里，将连接香港与相邻的内地城市深圳和广州，车程所需时间将从现在的接近两小时缩短至约48分钟——该项目原本被视为能令香港加入到内地庞大的高铁网络，以此可拓展该地区更多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但该方案自甫一出现，还是引起了香港部分舆论对该方案会破坏这座城市法律自治的担忧。“一地两检”的确切定义是指抵达地和出发地的边境管制人员于同一地点或同一运载工具，分别办理跨境旅客的出入境和检疫等手续。这意味着内地执法机构可派驻包括出入境边检、海关、检验检疫、口岸及治安管理的执法人员到位于香港西九龙区的铁路总站内——故反对者以此担心“一地两检”会产生内地“跨境执法”问题。
个别投身香港政界的非建制派人士称，内地工作人员进驻香港，会破坏“一国两制”模式。一些来自街头的反对生意也认为，未来他们即便身抵香港，人身自由仍可能会在火车站台内受到威胁——而两年前，几名专职售卖八卦中国政治精英主题书籍的香港书商在境内失踪的“前车之鉴”，正是上述声音反对的理据。
20年前回归中国时，香港被以“一国两制”的形式许以了高度的自治，但令人遗憾的是，这样的自治权利正被无限制演绎，并已在一定程度上陷入撕裂分化的反对派政治困局。高铁的衍生问题本属运输交通范畴，并牵涉香港未来发展及竞争力，但现在，只是运输交通中的一项法律细节问题，便已经被过度政治化，成为香港一部分群体在政治斗争中的发挥点。
高铁香港段自2009年兴建计划被提出后，可谓磨难颇多。其因涉及预算超支、高铁工程所到之处的原居民权益等因素，曾令香港在2009年12月和2010年1月发生反高铁示威活动。但如果说前述的反对因素关乎香港财政使用和部分港人权益，多少有切实忧虑考量在内，那么今次对“一地两检”是否破坏“一国两制”的争论，则显得不乏有些“杞人忧天”。
正如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和香港官方反复呼吁，不应让对于香港法治和“一国两制”被破坏的无端忧虑，阻拦了港人享受高铁的便利。香港政府已用具体的落实细节保证，内地工作人员的权力范围有限，不会影响香港的自治。况且，深圳早在10年之前，便已实施了一项类似的通关制度。在那里的一个隶属于广东省的陆地口岸中，香港在其中的部分区域拥有执法权，但此事没有引起内地对香港工作人员跨境执法的争议——为何今日调转过来，却是另种境遇？
兹修建高铁，就不可避免“一地两检”，否则就失去修高铁的意义，而该安全检查模式在世界上——包括英法海底铁路等项目在内——已广受认可。高铁因高效省时特性，而无可争议地被视作对经济多有裨益及能够创造就业机会，香港在接入已遍及中国的高铁网络后，其与正在新兴发展的内地城市互联互通将能产生的效应，对人员往来及经济商机而言都有助益——这正是为什么香港在已经和内地海、陆、空通航后，仍需要高铁的原因所在。
作为保证乘客乘车安全与便利的安检方案，“一地两检”并非洪水猛兽。可如果将香港开通多一种高速交通运输形式，视为将国家法律和影响力强加于香港，使其“大陆化”；如果将“一地两检”不言自明的便利特性，歪曲作“跨境执法”的手段与工具；如果将陆港双方依照《基本法》及内地相关法律合理划分各自执法实践时的责权，污化成殖民时期的“割地”行为，并以此指控国家削弱香港利益，则是既在法理上站不住脚，也是对香港市民不负责任的政治伪命题。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表示，有信心“一地两检”符合基本法，并呼吁香港立法会予以客观务实讨论(图源：AFP)
一些香港的从政者因保有一贯的“为反对而反对”的政治思维，在未详细了解的前提下，就妖魔化“一地两检”，并竭力施加阻挠，包括对这一方案的诸多猜想、批评和控诉甚是荒谬。高铁是对香港未来发展非常重要的基建，“一地两检”作为未来铁路运营模式的标配，当中并无所谓政治意图，因此没有理由受政治拖累。香港的反对者们不应将“一地两检”作为政治筹码，为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而赔上事关港人福祉的民生事务。
对于走出政治恶斗、社会撕裂的闷局，回归经济发展的健康道路，香港主流社会已期待许久，而少部分政治力量仍沉湎于“被国家迫害”的神经质政治幻想中，难以看清其已为香港带来的伤害，希望今次这些人能够理性面对“一地两检”的存在，真正为香港经济的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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