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段描述“格斗孤儿”的视频在中国网络上引发热议。视频中拳脚相向、奋力搏击的是两名来自四川凉山的14岁孤儿，据称被成都恩波格斗俱乐部“收养”，每天练习综合格斗，并参与商业演出。
网友质疑：俱乐部是否以“收养”为名利用孤儿牟利？未成年人参与铁笼中的格斗是否合法合规？
视频中“格斗孤儿”在奋斗搏杀（图源：其他网络来源）
有关部门很快介入调查。据澎湃新闻报道，最新进展是：7月24日凉山州教育部门已派员赴成都，拟将当地在恩波俱乐部训练的未成年人带回凉山，安排重返学校。
但网上舆论并未因此平息。新浪微博和百度贴吧的网友发问：送“格斗孤儿”回家会比他们在俱乐部接受格斗训练更好吗？截止目前，参与调查的网民有七成并不这么认为。
对法律效用的质疑
为什么那么多人不赞成送“格斗孤儿”回家？主要理由是：在俱乐部学习格斗至少可以习得一技之长，将来在社会上立足；回大凉山上学不仅生活无着，更有可能中途辍学。
正如视频中小吾所说：“这边有牛肉、鸡蛋，在老家的时候只有洋芋。如果我回到家里，有可能干苦活，或者去打工吧。”
对此，凉山市教育局人员承认：“‘格斗孤儿’接回来怎么安置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但同时强调：“他们回到老家不会‘只吃洋芋’”。
据说，凉山民族县的住宿学生每个月有170元住宿补贴，营养改善计划的伙食补贴已经从4元涨到了4.5元，学生的肉、蛋、奶能够保证。
但此回应引出另一个问题：既然有这些补助政策的救济措施，为什么这些孩子还是会流落到俱乐部？要么是政策执行不力，要么就是选择性执行。
我们注意到，目前被接回家的只是视频中出现的两个男孩，而据称恩波俱乐部共“收养”过400名儿童，他们的去向则成谜。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政策的执行具有很大的偶然性。
另一方面，根据国务院的相关规定，解决流动儿童入学问题，应该以“流入地为主、公办为主”。但已有评论指出，正是流出地与流入地政府相互推诿，才导致部分适龄儿童辍学。
有人举出成都教育局的回应作为例证。该部门此前对媒体称：“无权干涉格斗俱乐部，应由民政方面来进行相关调查。……如违反义务教育规定，应由凉山州教育局部门追究相关责任。如果孩子需要在成都上学，需要办理居住证等相关手续，符合条件可以入学。”
这一回应，被网友解读为“有推卸责任之嫌”。
儿童保护政策执行不力、选择性执行，以及冷冰冰的“依法办事”，是导致人们对法律效用提出质疑的深层原因。
面前“格斗孤儿”的具体情况，法律的目的是保护未成年人权益不受侵害，但未必能保障他们过上好的生活。可前者必须强制执行。这种目的与手段的背离，令许多网友感到困惑。
彭丽媛看望慰问孤残儿童（图源：其它网络来源）
社会救济如何接力
那么，当法律不能真正解救“格斗孤儿”时，谁能够解救他们？
谁能在保护他们基本权益的同时，为他们提供生活保障，使他们在面对未来时有更充分的准备？
在目前中国的具体条件下，恐怕很难找到这样一条路。
中国的《收养法》规定，收养人应当同时具备下列条件：无子女；有抚养教育被收养人的能力；年满30周岁，未患有在医学上认为不应当收养子女的疾病。但由于是民政部门自办自管，执行中就出现了一些问题。
财经网曾有报道：有些儿童福利机构在收养过程中打着各种旗号收取捐赠费、登记费、公告费、户口迁移费、服务费等。如此高的收养门槛打消了许多潜在收养家庭的热情，在不少地方，收养甚至成了赤裸裸的买卖。
此外，具备资质的收养机构数量也不多。截至2013年，中国共有省一级独立儿童福利机构9家，地一级独立儿童福利机构333家，县一级独立儿童福利机构64家，多数县市并没有专门的儿童社会福利机构。
为了破除政府对福利事业的垄断，避免政府对这些工作进行大包大揽，中国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提出社会福利社会化，鼓励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救助。但因为涉及儿童收养与救助的情况十分复杂，中国政府对民间儿童福利事业的管理极为严格，仅有少量的民间组织得到了政府部门的登记批准和认可。
这种困境体现了中国儿童福利制度与体系建设的不健全。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发布的《2016中国儿童福利政策报告》称：“中国儿童福利制度仍滞后于经济社会建设。”
而据中国民政部统计，截至2015年底全国共有孤儿50.2万人，而这其中仅有9.2万被相关机构供养，其余41.0万则处于社会散养状态。《中国儿童福利政策报告》的另一数据也被广泛引用：中国每年大约有10万名儿童被遗弃。
财经网总结道：公办儿童福利机构捉襟见肘、民办救助良莠不齐、收养制度门槛高，恰恰是这50余万中国孤儿面对的现实。
而面对这种现实，“格斗孤儿”事件能否推动中国儿童福利制度走向完善？
目前看来这种机率很小。媒体和公众的讨论尽管热烈，但大多停留在事件本身，关注细节是否合法。而对于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则甚少追问。
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儿童福利体系宠大，关系复杂，并不容易被撼动或改变。而这本身指向中国社会在面临政府严格管控时的整体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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