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洁0：3负于Alpha Go时的沮丧神情，人们还记忆犹新。北京时间7月20日，中国国务院颁布了首部人工智能国家战略。人工智能从荧幕上的科幻电影主题渐渐变成社会现实问题。
就人工智能问题采访了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第五届六届副理事长、智能产品与产业工作委员主任、全国智能机器人创新联盟常务副理事长韩力群。在他看来，人工智能始终是人的生产力工具。作为新一代技术革命的先锋，人工智能对人类社会的颠覆性并不可怕。
思考人工智能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是科幻电影的一大主题（图源：豆瓣电影）
问：人工智能是中国社会时下关注的热点，提及人工智能的概念，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是自然语言识别、无人自动驾驶、自动化机械臂以及低智能机器人等应用技术，只清楚人工智能的外延而不清楚其内涵。请问韩教授人工智能真正的定义是什么？
韩力群：AI （人工智能）没有公认的统一定义，不同学术背景、不同应用领域的人有不同的理解和表述。我的表述是：人工智能是各种形式的人造工具(习惯上称为机器或系统)所具有的智能，是人造工具自动学习、自主调度知识、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
人造工具在替人进行劳作时，其能力有不同的层次：仅仅能够模拟人的动作扩展人的体能的工具主要是能源驱动的工具，如生产线上的机械臂等；能够根据所采集的信息自动执行事先设计好的程序的工具是自动工具，如全自动洗衣机等；只有能够按照给定的知识和规则自主做出决策并执行决策的工具才是智能工具。
智能工具不仅因能源驱动而“四肢发达”，因自动控制技术而“老实听话”，因信息技术而“耳聪目明”，更重要的是因智能技术而“头脑聪慧、心灵手巧”。因此，对于人类和社会来说，“聪明能干”的智能工具比“老实听话”的自动工具更加有用。
问：从1950年代进入大众视野至今，人工智能的内涵发生了哪些变化？
韩力群：诞生于1956年的人工智能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其内涵和领域已经大大丰富和拓宽，现在的人工智能与上个世纪的人工智能已不可同日而语。早期以符号主义流派的专家系统、知识工程为AI的主流方向，80年代中期连接主义流派的人工神经网络迅速崛起。特别是近10年来，在脑科学、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传感网等新理论和新技术的推动下，AI的内涵、方向和领域大大拓宽，人工智能正在进入一个崭新的全面发展阶段。
问：图灵测试是否是衡量人工智能的真正标准？
韩力群：衡量一个人工智能系统有很多指标，不同用途的系统或产品采用的指标也不尽相同，图灵测试只是测试AI系统的方法之一。例如智能知识问答系统，可以用图灵测试这样的双盲测试来评价系统的智能水平；而对于智能家电类产品，这种测试显然不合适。2009年起，我曾花了三年时间研究“智能家用电器技术通则”（2012年9月1日作为国家标准正式颁布），这是一种用于智能家电产品的通用测评方法，与图灵测试毫不相干。到目前为止，如何评价人造工具的“智商”，还是一个待研究的课题。
问：美智库预言，中国将和美国一起成为未来唯二的人工智能大国。请问韩教授，中国目前的人工智能处于哪一发展阶段？
韩力群：从弱人工智能层面看，中国的AI正加快普及并不断扩大其应用领域；从强人工智能层面看，中国的AI正处在多点突破的前夜。正如《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中指出的：大数据驱动知识学习、跨媒体协同处理、人机协同增强智能、群体集成智能、自主智能系统成为AI的发展重点，类脑智能蓄势待发，芯片化、硬件化、平台化趋势明显。这些重大变化使得人工智能进入到与前60年完全不同的新阶段
问：为什么在当前这项战略被推到如此明显且重要的位置？
韩力群：几十年的信息化进程成功地解决了信息获取、传输和共享问题，极大地扩展了人类的信息收发能力。然而，在信息的处理和利用方面，现代信息技术还远远达不到人的能力。互联网能够快速提供大量远程信息，却不能对海量信息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有效处理。现代计算机能够高速处理大量数据，却难以对处理结果进行举一反三、融会贯通地综合利用。在信息处理和利用方面，任何工具都不及具有智慧的人脑更有优势。
因此，研究和开发具有人类智能特点的智能机器或智能系统，使其能够像人一样会学习、会思考、会灵活处理信息、会自主正确决策，就成为信息社会科技发展的必然趋势。智能化是信息化发展的高级阶段，目前我们已经历史性地踏上智能化进程，人工智能产业正在成为新的重要经济增长点，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正在成为改善民生的新途径，AI战略必将推动我国加快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和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人工智能会冲击人
的主体性，即有自我意识的机器是不是人（图源：VCG）
问：该规划将如何推动中国的人工智能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技术创新？
韩力群：长期以来，中国的AI基础理论研究课题和应用技术创新课题都是分散在计算机科学、控制科学和信息科学等相关学科，因而很少有计划得到国家科研经费的专项支持。
这次《规划》从建立新一代AI基础理论体系、开放兼容的共性技术体系、布局AI创新平台、培养聚集AI高端人才四个方面给出对“构建开放协同的AI科技创新体系”的政策支持，力度之大前所未有；另外，《规划》还从大力发展人工智能新兴产业、加快推进产业智能化升级、发展智能企业、打造AI创新高地四个方面给出引导和推动产业智能化的一系列重要举措，以产业发展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和应用技术创新。可以说，措施非常到位。
问：百度总裁李彦宏曾说过大数据是工业4.0时代的煤，人工智能是工业4.0时代的蒸汽机。但以煤和蒸汽机为核心的机器的大规模应用，给19世纪的人类社会结构造成巨大冲击和破坏。而美国的人工智能公司已经在推广基本能够替代南亚和东南亚纺织工人的人工智能，这对依赖产业转移的劳动密集型国家不能不说是一场灾难。请问韩教授，中国应如何减少人工智能的经济负外部性？
韩力群：如果说先进技术的大规模应用会对某些东西“造成巨大冲击和破坏”，那些被“冲击和破坏”的主要是落后的社会结构和生产模式。汽车的出现取代了马车、人力车等落后的交通工具，抢了大批“车把式”和“骆驼祥子”们的饭碗，但同时也创造了大批汽车司机、汽车修理工等新的工作岗位。
AI不仅追求智能机器，更追求高水平的人-机、脑-机相互协同和融合，所以AI的大规模应用并非简单的用智能机器“取代”某些工作岗位，更多的是提供大量人机协作、人机互补、各得其所的更舒适高效的工作岗位，极大地提升人们的工作、生活质量和幸福感。
问：在这个预判的发展轨迹和结果中，我们如何衡量利弊，如何解决可能不断出现的矛盾？
韩力群：
首先，我并不认可这个预判的发展轨迹和结果。其次，即便会出现一些矛盾，也是技术革命转型换届中的问题，或者成为“发展中的问题”。事实上，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到第二次、第三次，每一轮新的技术革命到来后都出现过一些新旧交替中必然出现的矛盾，但这些矛盾从未能阻挡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新技术革命的前进步伐。所以大可不必杞人忧天。
问：现在很多声音赋予人工智能“第四次技术革命”的意涵，这一技术对个体的颠覆性，以及对世界的颠覆性不可限量。您如何看待这种可能的颠覆性？
韩力群：
哈佛商学院教授克莱·克里斯滕森（Clay Christensen），在《创新者的窘境》（Innovator‘s Dilemma）一书中对“颠覆性”进行了详细定义。简而言之，颠覆性产品指能够开辟一片新的市场——也就是所谓的新市场颠覆（new-market disruption）；或者能给现有产品提供一个更简单、低价或更方便的替代品--也就是低端颠覆性（low-end disruption）。
问：我们如何确保人工智能的安全、可靠、可控？
韩力群：按照克里斯滕森教授的观点，颠覆性并不可怕。至于人工智能是否“安全、可靠、可控”，这是由设计AI的人而非AI本身来决定的。所以这是一伪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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