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生而显贵的甘地、尼赫鲁不同，莫迪是从卑微的“卖茶人”身份，加入激进印度教民族主义组织国民志愿团（Rashtriya Swayamsevak Sangh,简称Rss），并以此走向印度政坛的。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国民志愿团并非像现在这般强大，只是一个大众眼里不伦不类的极端民族主义组织（类似今天大陆的汉服运动），还屡屡承受着国大党政府禁止或取缔的惩罚，其命运如同水中的浮萍般不能自主，似乎永远看不到天日。在这种当时毫无前景、缺乏回报的组织中从事工作，需要的不仅仅是成员对意识形态的狂热，更需要持之以恒的毅力。
印度总理莫迪在G20会议上宣扬自己的主张(图源：Reuters)
很显然，莫迪并不缺乏这两种看似矛盾的品格。当时的莫迪不仅从事日常党务，还经常为志愿团内的精神导师和讲师们洗衣、扫地、做饭，料理这些人的生活起居。在那里，未来的印度总理巧妙地掩饰了自己扎根于心的勃勃野心，以任劳任怨的谦卑取悦党内的话事人，并很快获得了后者的欢心，从而获得被委以重任的可能。
机会总是降临在有准备的人身上。1975年6月，当时的印度总理英迪拉以保障国家安全之名逮捕部分国民志愿团的领导人，该党的头面人物们被迫转入地下，在这种真空情况下，此前名不见经传的莫迪走向了前台，开始负责该党的宣传业务，并迅速在激烈的政治宣传战中展现出强大的蛊惑天赋和组织能力，其仕途也突飞猛进。
在反抗镇压志愿团的英迪拉政府期间，莫迪曾神不知鬼不觉地越过警察禁令，组织散发了20多万份宣传手册；1981年，他成为志愿团在古吉拉特邦首府的宣传和联络负责人，负责与政治盟友进行联络；1985年，莫迪受命加入新成立的印度人民党；1987年，莫迪组织了名为“公正之旅”的苦行访民行动，接触了上百万的印度平民，在宣扬印度教思想并帮助民众解决问题的同时，也将自己的名字和人民党的主张刻在了受访民众的心中；1988年，莫迪成为人民党古吉拉特邦秘书长；在莫迪的策划下，人民党的影响力与日俱增，直至赢得了古吉拉特邦的议会选举（1995）；不过，莫迪很快遭到了党内大佬的排挤，并被迫在1992年陷入边缘化，但不久之后，他的宣传才干和组织能力再次拯救了他；1995年11月，莫迪被任命为人民党全国秘书长，他来到了首都新德里，1998年5月，当时的人民党领袖瓦杰帕伊，任命莫迪操盘北方邦、中央邦、拉贾斯坦、喜马偕尔和阿萨姆等5个邦的地方议会选举，在此次选举中，莫迪的策略被视为随后胜利的关键所在；1999年，莫迪被瓦杰帕伊视为“不可或缺的人”，兼任了人民党的新闻发言人。
2001年，时任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的人民党领导人因健康状况而濒临退休，人民党选情堪忧。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党决定派遣具有强大政治鼓动能力的莫迪拯救危局。
然而，由于莫迪在治理地方上的经验和资望不足，人民党领导层试图只让他担任副职，这最终遭到了莫迪的拒绝，他利用紧张局势，强硬地向自己的上级索求全部权力，并声称：“要么让我拥有全部权力，要么让我什么都没有”，这不禁让人想起铁血宰相俾斯麦面对权位时的决绝，“我只按我的意志做事，否则我什么都不做。”事实上，只有大才干者才能拥有如此奢侈的自信和担当。最终，人民党的领袖们不得不选择妥协，而莫迪也成为了古吉拉特邦的首席部长。
新部长很快在血腥的教派冲突证明了自己令人生畏的冷酷无情。2002年2月27日，古吉拉特邦穆斯林袭击高拉德火车站朝圣归来的印度教徒，杀死60多人。人民党的印度总理、莫迪的恩公瓦杰帕伊为了防止事态恶化，呼吁印度教徒保持克制，并以人民党的名义致电莫迪，希望他能够力阻印度教徒的报复。但是，莫迪显然将恩公的恳请置诸一边，公开声称：“一个作用力必须伴随着另一个反作用力”，放纵鼓动印度教徒报复穆斯林。随后，整个古吉拉特邦被淹没在血泊之中，上千名穆斯林被无情屠戮，数万穆斯林沦为难民。
此次事件使得莫迪沦为西方媒体笔下的屠夫，人民党部分领导层和国大党将他视为罪魁，但莫迪却获得了古吉拉特邦印度教徒的狂热拥护。同时，古吉拉特邦骚乱也使得莫迪与恩公瓦杰帕伊反目成仇。此后，瓦杰帕伊多次要求莫迪辞职以对灾难负责，以修复人民党的形象。遗憾的是，在印人党内，不愿得罪印度教徒民意的党团们不愿意理睬瓦杰帕伊的呼吁。当莫迪以退为进、佯作谦恭假意辞职却被党团拒绝且连任成功时，瓦杰帕伊也只能唉声叹气、徒唤奈何。
此次事件表明，莫迪这样的人，一旦拥有了自己的羽翼，就不可能听凭他人的驱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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