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29日，四川农业大学水稻研究所陈学伟团队在《Cell》上发表了题为“一个转录因子的天然变异赋予水稻对稻瘟病的广谱抗性”（A natural allele of a transcription factor in rice confersbroad-spectrum blast resistance）的研究论文，6月30日四川农业大学迅速做出对该论文进行奖励的决定。一件看起来很稀疏平常的科学奖励却因为这次奖励的金额较大（1350万）和媒体的夸张解读而引发多方关注，并掀起一场论战，更有网友痛斥这是学术腐败，是借论文捞钱的不正之风。如何看待这件奖励公案，还真有说说的必要。
坦率地说，看到满屏的争议，不禁让人想起阿Q的那句名言：和尚摸得，为何我摸不得？试想，如果这次奖励是发生在学界某大咖身上，奖励金额甚至比这次还多，恐怕人们只会赞誉有加，更认为牛人就是厉害。一旦同样的事情落在了不知名者的身上，原有的平衡被打破，所有的羡慕嫉妒恨都有了发泄渠道，人心的幽暗真是难以细查。看来，奖励系统中潜在的双重标准已然成为人们认知中的默认配置，现在是到了该认真反思与改革的时候了。
为了厘清事实真相，不妨看看这次奖励的原委，首先，本次奖励是依据《四川农业大学学科建设双支计划》做出来的，其早在2009年就已开始执行，此次奖励绝非意气用事；其次，这次打包奖励的1350万奖金中，只有50万元是可以划到研究团队个人的口袋里，其余1300万中，50万元是一次性资助的科研经费，1250万元是分5年资助的科研经费。
分解到此，社会众贤达还会对此表现出莫名惊诧吗？试想，前些年有众多资助额度在3000万元的973项目，又有多少重大项目做出了像样的科研成果。如果此次成果质量得到确认，我们倒希望建议四川农业大学不妨按照这个规模连续支持这个团队十年，让他们在这个方向上安心地做出更多扎实的工作，而其总投入也不过2500万而已，远低于那些所谓的重大项目。
基于这种考虑，要为四川农业大学严格遵守契约的行为点赞。当然，这也可以看作是学校的一次漂亮的文宣策划，但至少比那些当下流行的华而不实的烧钱行为高明N多倍，毕竟这是双赢行为：科研人员因此得到了资助，而学校也获得了社会关注与尊重知识的声誉。另外，重奖CNS（Cell、Nature、Science）论文，已是国内学界的通行做法，四川农业大学亦非首创，众多知名大学也是乐此不疲，现在更是向下扩散，遍地开花，甚至于像贵州人民医院这样的非学术机构也在按此标准操作。
没有人否认这种政策存在的荒谬之处，但是在好办法出来之前，不能轻易彻底废掉一套奖励标准，只能逐渐降低其重要性，并辅以其他的替代评价办法，不能让奖励系统空白，这已是科技管理的常识，因此，片面指责四川农大是不公平的。
科技奖励制度是科技评价系统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它通过奖惩设置引导科技共同体的行为与选择，并对那些遵守者提供一种正式的承认和激励，它有效运行的理论基础就是公平，它对来自各个方向上的践行者提供一视同仁的评判，并通过放开科技活动的前端，只关注科技活动末端的定位，对所有的成果给予公平的评价，这样就为充分挖掘社会的智力资源提供了一种广阔的空间：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只要你做出好成果，奖励系统就会公正地给予你承认。
理论上说，一个好的奖励系统天生蕴含着对于逆袭的承认。在科技界资源越来越集中的当下，逆袭的难度越来越大，甚至仅具有理论上的可能性。为所有的梦想留下一点空间，本是奖励系统的美德，然而这份美德也快成绝响了。这几年，我们越来越觉得卢梭的环境决定论是有道理的，但我们宁愿相信它是错的，只是因为它的结论太冷酷。
然而，不争的事实是目前很多奖励系统内部充斥着歧视性条款，有些甚至在门槛处就把一群人阻截在外面，比如现在炙手可热的青千选拔标准，直接把国内同龄人才拒之门外，这种模式发展下去，那些被挡在门外的国内人才后来的发展可能真的就不行了。前几日北京高考状元熊轩昂曾坦言：高考是阶层性的考试，现在很多状元都是家里厉害，又有能力的人。一个高中生所体现出的清醒认知难道还不足以警醒奖励系统：别把逆袭的通道关上，否则我们这个社会就失败了。
在当今大科学时代，很多科技成果的产出是严重依赖资源条件的，仅有智力资源是不够的，形象地说，成果=人才+条件+资源+环境+机会等，科学早已告别个人英雄主义时代。科技创新也越来越离不开资金的支持，无论是研发设备与材料的添置购买，还是信息的获取、学术的交流、人员工资的支付等，都需要庞大资金的支持，正如张九庆所说，科学的进步是科学家、科学共同体以及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科学研究远不再是个人自掏腰包就能进行的事业，经费资助已成为科研人员从事科技活动的重要外部支撑条件。法国哲学家利奥塔曾说：如果没有金钱，就没有证据，没有对陈述的检验，也就没有真理。
科学语言游戏将变成富人的游戏。最富的人最可能有理。财富、效能和真理之间出现了一个方程式。简单地说，谁有金钱谁就拥有真理的发现与解释权。这句话至少在科技界是有道理的，毕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就是资源硬性约束的真实写照。此次四川农大为研究团队提供1350万奖励基金，恰恰是最大限度上从制度层面为团队提供了适宜的知识生产条件。众所周知，稻瘟病问题是世界性难题，如果团队一旦解决稻瘟病问题，这将为国家带来多少效益？又可以为学校带来多大的声誉？从这个意义上说，四川农大的决策绝非鲁莽，而是精明的学科建设筹划。
做个合理推论，假如该篇论文是发表在国内的中文科技期刊上，将会是什么情况？四川农大还会对陈学伟团队进行如此大力度的奖励吗？显然，依据《四川农业大学学科建设双支计划》的条文，这篇论文的价值将会被严重低估，甚至没有一点回响，就跟没发生过一样，除非未来某一天，某个牛人重新发现这篇文章的价值，并给予高度肯定，它才会获得迟到的承认。这反映出当下中国科技界在评价层面存在的一个具有共性的老大难问题：评价的无能以及对自己的不信任，为了掩盖这种无能，只能依赖国外的评价体系，这也造就了学界对于国外名刊的崇拜与盲从。
想想学界每年为外刊付出的天价版面费，也许更为严重的是，中国科研人员的研究成果应该最先影响谁、服务谁的问题？难道国人不应该最先获得这些智力红利吗？显然，加快我们自身的评价体系建设是治本之策，在这个问题没有解决之前，我们仍然要沿袭既有的评价模式走一段路，毕竟，国内已无脱颖而出的机会，至少这个模式还为那些想逆袭的人提供了一个可能的通道，也许，这就是其对中国科技界的最大价值之所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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