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生计奔波的偶然瞬间，谈到了八十年代的刘再复先生，也看到了余杰批评刘再复的最新“杰”作。虽然海外不少网站纷纷转载，但是国内却死水一潭，“清風吹不起半點漪淪”。
处于风平浪静之中的余杰先生大概非常失望，如果此事要是发生在八十年代，余杰便可能是挑战李泽厚的刘晓波第二，立即扬名天下了。
余杰大概还要感叹，怎么天下皆醉，唯我独醒？独知们为何都忙于和既得利益的权势集团分得一瓢剩羹，而不愿意发出像自已一样独立思考的声音，和沉默的大多数一起甘于沉沦？
我的回答是，如果没有刘再复等八十年代的独知的启蒙基础，大概共产党还是原来的共产党，而余杰也不会是今天的余杰了。刘再复先生在八十年代文学界乃至思想界的最大贡献，便是让全体中国人开始知道自己是一个可以独立思考的“主体性”的人，“我思故我在”，这句西方几百年前的哲言，才真正开始在中国成为人的独立存在的标准答案。在此之前，作为个体的人，身体上是一颗党叫到哪里便去哪里的螺丝钉，精神上是万寿无疆的领袖和战无不胜的党的奴隶。但是，从文学创作和文学欣赏开始，人终于从物化的工具变成精神的个体，个体的精神也从单向度变得复杂、丰富，作家摆脱“主题先行”和“工具论”的束缚而变成自由的创造者。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开始“诗意地生存”。
在一个万马齐喑的世界，似乎周遭都是自己的敌人，当余杰把倡导独立思考，并在六四之后放弃高官厚禄，身体力行而选择自我流放的刘再复先生当做自己的敌人的时候，他便成为了当代中国的堂吉诃德了。刘再复去国多年，到北京“走马看花”，他看到的只能是直观的变化，如果余杰可以客观地鸟瞰一下北京城的当代建筑群，也应该有“汉唐气魄”的自然感受。刘再复在短短的10天时间，不可能从容地去细细发掘“丑陋不堪的北京”。至于关于四川地震比当年唐山地震的进步，即使余杰不承认这个历史的客观事实，即使刘再复先生真的是想通过短短的不足300字的“溜须拍马”的文字便可以换取共产党的许可而体面地“归来”，如果此法奏效，这个共产党还是那个共产党吗？一个半官方色彩的媒体只能在数千字的长篇访谈中发挥出200多字的“表扬”文字，而且还是在等待很长的时间才可以发表，其点缀过关的意图已经不言而喻。如果刘再复先生真的可以顺利地“归来”，凭着他在学术、思想界的影响力，凭着他和体制内的特殊关系，他对中国社会变革的推动作用，要比余杰一人在体制外挥舞长矛大战风车的作用要大千百倍。为了促成此行，我到希望刘再复先生不妨在下次访谈的时候让记者多整理一些“拍马”的文字出来。
19年前的六四，是八十年代思想启蒙的必然结果，刘再复就是官方认定的所谓“精神黑手”（有别于鲍彤等直接参与的“黑手”）。余杰自称为六四的儿子，那么对刘再复而言，余杰应该就是“孙子”了。孙子不是不能挑战祖辈，如果祖辈留下的遗产已经毫无价值的话。但是刘再复先生当年所倡导的“主体性”，相对目前平静如水的思想界而言，依然具有宝贵的现实意义，依然是一座值得开采的宝藏。把这样的宝藏当做敌人并摆出“划清界限”的反叛姿势，套用马克思的哲学术语，那就是“历史虚无主义”，换成乡野村夫的口说出来，那就是“败家子”一个。
至于“余含泪”大师，我倒是继续支持余杰当年的剥皮敲骨的揭露，好像曾经有二余相会、握手言欢的传闻，但是，只要大师没有澄清自己当年“石一歌”的历史，老余含的眼泪便终究是虚假的，也是无法欺骗北大毕业的小余的，除非成为基督徒的小余会以耶稣基督的名义来宽恕他，那样我们也就没有什么不同意见了，毕竟连一个妓女都可以得到耶稣的宽恕，更何况只是一个“丑陋的中国人”呢。但是宽恕归宽恕，含泪的大师是永远不可能和思想启蒙者相提并论的。余杰的类比，实在是犯了最基本的逻辑错误，估计钱理群先生看到弟子这样的推论，大概也会无语而摇头的。
再者，余杰所追求的，不正是一个可以自由思考，自由言说的社会，一个宽容而开放的社会吗？刘再复走马看花式的感受，自然而不矫情。如果连这样真实的感受都不可以自由地表达，那么余杰所持的标准，和他所抗争的对手不是如出一辙吗？怪不得余杰难以发现真正的敌人，要单枪匹马去迎战大风车了。
2008年1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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