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缅甸以全民公决方式通过一部新的宪法。2010年11月，依据这部新宪法，缅甸举行了军政府执政二十年后的首次多党全国选举，由军政府组建的联邦巩固与发展党在这次大选中获胜。之后，军政府向民选政府移交权力，原政府总理吴登盛成为民选总统。
因民主派领袖昂山素季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等党派事先被宣布为非法，不能参选，国际社会对本次大选的合法性多有质疑，但缅甸民主化转型仍由此正式起步。之后，吴登盛政府在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推动了多项改革，为推进缅甸的民主化奠定了基础。
2015年11月，缅甸举行第二次全国大选，全国民主联盟以压倒性优势赢得大选。这次选举被公认为是二十五年来缅甸首次公开竞争的全国性民主选举。2016年3月，经联邦议会例会选举，全国民主联盟资深议员吴廷觉当选缅甸总统。2016年4月1日，缅甸新政府正式履职，标志着半个世纪以来的军政府统治正式结束。因家人国籍问题，昂山素季虽无法出任总统，但事实上成为缅甸最高领导人。
本文依据2015年底由中国（昆明）南亚东南亚研究院、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和缅甸独立智库缅甸调查研究院（MSR）共同实施的“缅甸综合社会调查（2015）”所得结果，结合民主转型与民粹主义相关理论，剖析了缅甸民主化进程中民粹主义现象及成因。本文作者、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邓云斐认为，缅甸的民主化已进人一个关键阶段，不但已出现一定程度的民粹现象，而且仍然存在着各种民粹主义产生和激化的风险因素，如果不予以有效引导，势必严重干扰缅甸民主化的健康、稳定发展。
2015年的缅甸大选因军人色彩更加淡化，被看作缅甸民主转型的里程碑。图为当地时间2015年11月8日，缅甸仰光，缅甸反对派领导人昂山素季前往投票站投票。东方IC 资料图
缅甸如何从长期的军人独裁统治向民主政治转型，是近年来国际社会关注的一个重要话题。基于缅甸2010年和2015年两次大选（尤其是后一次大选）的成功举行，国际社会普遍看好缅甸民主转型的前景。然而，民主转型是一个长期、动态的过程，缅甸的民主化在高歌猛进的同时，也夹杂着许多不和谐的音符，其中近年来在缅甸社会各阶层中涌现的民粹主义现象就需要更多关注。鉴于缅甸所处的国内外环境，其正在泛起的民粹主义倾向如果得不到
有效遏制，理性战胜不了狂热，缅甸就有可能成为向西式民主转型进程中的又一座“烂尾楼”。
民主转型与民粹主义
一般而言，通过自由、竟争的选举来达到政权转移被认为是民主化的关键标志，但同时民主化也被认为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它意味着公民自由权利的持续扩张，民主制度与程序的建立和不断完善。
关于民主化的过程，学界大致来说存在着两种理解。第一种认为民主化是一个复杂的、长期的、动态的、未完结的过程。第二种把民主化视为一个有起始和端点的政治过程，如美国政治学家胡安·林茨（Juan José Linz，1926—2013）等认为，如果民主在政治行为、政治态度、政治制度三个方面得到了巩固，那么民主化就完成了。两种理解虽然在民主化完成方面有分歧，但都视民主化为一个长期、持续、动态的过程。
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1927－2008）将这种持续的民主化过程分为非民主政权的终结、民主政权的登台和民主体制的巩固三个阶段。美国政治和社会学家丹克沃特·罗斯托（Dankwart A. Rustow，1924—1996）根据民主转型的路线、过程及其可能结果进一步提出了“民主转型”的动态模型，将民主化分为四个阶段:第一，公民在心理上无条件地接受代表他们的政治团体;第二，国家共同体开始历经准备阶段，陷人某种程度的不稳定的政治斗争，民主经由冲突和暴力产生;第三，决定阶段，政治精英有计划地决定（妥协）达成共识，使民主程序的重要层面得以制度化和规范化;第四，转型的巩固阶段，民主制度与习惯都深深地植根于政治文化的过程中。
不论是三阶段论还是四阶段论，都认为民主化要经历若干阶段，各阶段之间并非必然循序渐进，如果遇到军人干政、民粹主义困扰（譬如街头政治演变为大规模暴力冲突）等情况发生，民主化可能遭遇顿挫和反复。在这一前提下，选举只意味着民主转型，并不意味着必然能达到民主巩固。
缅甸自2010年开始启动民主化进程，同年11月的大选迈出从军人统治向宪政民主转型的关键一步。以吴登盛为总统的第一届民选政府，虽因选举过程多有瑕疵、政府组成中军人色彩浓厚广遭质疑，但该届政府仍在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推动了多项改革，为推进民主化奠定了基础。2015年缅甸大选如期举行，昂山素季领导的反对党民盟获胜，组成吴廷觉为总统的第二届民选政府，军人色彩更加淡化，被看作缅甸民主转型的里程碑。（缅甸第一届民选政府的改革，在政治层面主要包括推动修改宪法并依据新宪法仿效西方国家初步建立民主体制、修改选举法促成昂山素季补选为人民院议员、推动民族和解等；经济层面主要包括制定了五年经济发展目标、推行国企私有化、改组落后的经济管理机构、推动民生工程等；社会领域主要包括放松管控、提高社会自由化程度、实现媒体、互联网高度自由等。——作者原注）
但是，这决不意味着缅甸的民主化进程已经完成。考虑到缅甸的现实，结合亨廷顿提出的“两次政权轮替”指标（即“在转型时期内第一次选举中掌权的政党或集团在此后的选举中失去权力，并把权力移交给那些选举中的获胜者，接下来这些选举中的获胜者又和平地把权力移交给后一次选举中的获胜者”——作者原注），可以说缅甸的民主转型仍未完成，仅仅是实现了“民主政权的登台”，距离“民主体制的巩固”还相去甚远。换句话说，当前缅甸的民主化进程仍然处于军人干政、民粹主义干扰等风险因素的高发期。
(一)作为民主阴影的民粹主义
民粹主义又译为平民主义（populism），是相对于精英主义而言的。虽然民粹主义仍然是个定义模糊的术语，但就学术界最基本的认识而言，其主要表现为在思想上的人民性特点，民粹主义把平民大众作为所有政治运动和政治合法性的最终来源，相对忽视制度性合法性。它的反精英主义的倾向，使它常常将问题诉诸民众，寻求解决之道，体现了一种激进的民主理想，亦即企图超越间接代议制民主的现实而实现直接民主的理念。
较早系统研究民粹主义的学者，如美国社会学家爱德华·席尔斯（Edward Shills，1910—1995）主要从精英阶层与普通民众之间关系的维度来理解民粹主义，认为民粹主义是一种反应性的东西，“哪里有普遍的怨限情绪，哪里就有民粹主义”，强调了民粹主义反精英主义的政治取向。同样将精英-大众关系作为分析基本框架，阿根廷学者迪·特拉（Torcuato S. Di Tella）通过对拉美实践的分析，发现具有超凡魅力和个人化的领导（精英）在民粹主义运动中发挥了引导作用，从而补充了精英-大众的分析框架。之后，阿根廷政治理论家欧内斯特·拉库劳（Ernesto Laclau，1935—2014）进一步指出了民粹主义的内在矛盾性，认为民粹主义即是精英阶层的思想意识，因为当统治阶级中的一部分人企图建立霸权地位但又做不到时，就会直接求助于广大民众。
20世纪60、70年代，用现代化理论解释民粹主义成为主流，较多学者采用传统-现代两分法，将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划分为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两类，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就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历程，民粹主义就产生于转型社会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多方面冲突中。如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政治学教授加文·基钦（Gavin Kitching）认为，民粹主义反对集中化大规模生产，是对工业化的回应。荷兰学者尼耶克尔克（A. E. Van Niekerk）认为，民粹主义出现于发生急剧的、根本性变革的社会环境中，因转型社会中的保守势力与变革势力的相互斗争而产生。也有学者指出，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各民族和族群都面对不同的发展问题和挑战，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常常相互转化或促进，使得“所有民粹主义或多或少是一种民族民粹主义”。
80年代以来，民粹主义在欧美成熟民主（established democracy）社会中大量出现并愈演愈烈，使得学者们重新思考民粹主义的本质和根源，并逐渐突破了之前将民粹主义现象与特定社会经济结构或历史条件相联系的思维定式，为新的理论建构提供了空间。
这些研究主要包括对民粹主义究竟是什么的讨论：它究竟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政治策略，一种话语框架，抑或是其他什么?由于民粹主义在不同国家、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表现形式，使得其内涵和外延均模糊难定。
有学者主张将重点从民粹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政策主张转移到结构方面来，重点关注民粹主义通过诉诸“人民”来对抗现存权力结构和主流价值观的方面。在这种结构的视角下，根据其反抗的对象，民粹主义可以有完全不同的内容，也就是说民粹主义的本质在于其对权力结构的反应，而非具体主张的内容。
同时，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民粹主义并没有单一的诱因，并且把注意力投向了民粹主义与民主精神的内生关系。英国政治理论家玛格丽特·卡诺万（Margaret Canovan）认为民主有“务实的”（pragmatic）和“救赎的”（redemptive）两张面孔，正是两者之间存在着的悖论式的紧张关系导致了民粹主义的周期性复发。根据这一理论，民主既是政治理想，也是一套务实的制度设计，这两者之间有无法跨越的鸿沟。“务实的”一面要求人们以“现实主义”的态度看待民主，注意到民主现实的可操作性，对民主制度及其政府持相对疏离和宽容的态度;“救赎的”一面需要公民对政治满怀热情，相信自己有能力运用权力并乐于参与公共生活，认为民主在根本上是全体公民公共意愿的表达。民主政治的良好运作有赖于两种心态之间的平衡，过分现实地看待民主，容易导致公民的政治冷漠，并为精英主义创造滋生的空间，而这种情况的持续，反过来又刺激了草根阶层政治救赎的热情，从而诱发民粹主义的社会浪潮。
从某种意义上说，民粹主义不是“落后阶段”或“欠发达社会”才有的一种现象，因而最终会被逐渐成长的公民社会和民主精神所取代。相反，民粹主义是民主时代的政治逻辑中内在悖论的必然产物，因而正是民主自身投下的阴影。
(二)民粹主义常常成为民主转型的干扰
如前所述，民主化是一个分为若干阶段的动态过程，其间常常充满了反复和曲折。以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为例，其间催生的许多新生自由民主国家中只有一些国家经过几十年的运转而顺利巩固下来（例如葡萄牙、西班牙、韩国等），而较多国家则仍然处于动荡之中（如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等由外部势力强制“植人民主”的国家），或者发生民主崩溃而重返威权政体（如伊朗、尼加拉瓜），或者深陷民粹政治泥潭（如泰国）。
民粹主义对民主既可能是威胁，也可能发挥一定的矫正作用，主要视该情景中民主的巩固程度和民粹主义者的身份（当政者还是反对方）而定。一般认为，进人或获得了民主巩固阶段的国家和社会，已经完成了政治制度化建设，民主的政治文化根深蒂固，经济发展也达到一定高度，因此能够应对和消解相当程度的危机，偶尔出现的民粹主义反而常常可以促使政治精英思考国家发展方向是否在正确的轨道上。但更多学者注意到，民粹政治作为民主政治的一种极端形式，在新兴民主国家更为显著，当局为了顺应民意而扩大民主机制，过分强调凡事诉诸民意，在民主转型过程中极容易走上歧途，尤其当政者一方的民粹主义具有显著的消极作用，常常导致民粹势力壮大，阻碍民主政治的成熟，并进而导致政治秩序动荡。
值得一提的是，较多台湾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反思了台湾民主化进程中的民粹主义，强调民意政治或民粹政治不等于民主政治，并普遍认为台湾并未从威权政治成功转型为民主政体，而是滑落到了民粹政治。
民主既是理念也是实践，在现实层面制定决策需要一系列复杂的制度设计，任何现存的民主制度或多或少都会存在一些缺陷，而仍在进行民主制度建设的新兴民主化国家，无疑面临更多挑战，尤其是因对现有制度感到失望而诉诸“人民”以追求直接民主的民粹主义，常常成为民主转型的巨大干扰。
以泰国为例，在20世纪90年代，泰国还被看作“民主化的优等生”，然而2006年9月军人发动政变推翻民选政府后其政局便始终处于动荡之中，总理几易其人。对这种情形，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泰国国内的民粹主义在其民主转型受挫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由于2006年以来政局的变化始终围绕前总理他信的去向，尤其是他所推行的民粹主义路线展开，他信被认为是泰国政局动荡的酵母，也正是在他信执政期间，泰国民主悄然滑向了民粹的歧路。这种民粹政治对泰国造成的影响包括：导致政治持续动荡，制度遭到破坏；国际形象受损，经济发展受阻；阶层对立尖锐，社会矛盾增多等。作为个案，他信的民粹主义路线及其影响，印证了学者对当政者一方的民粹主义对民主转型具有显著消极作用的论点。
当前缅甸政治转型中所涌现出来的民粹主义表现形式虽然与泰国有所不同，但产生的土壤和条件却是大同小异，因为缅泰两国的国情有许多相似之处。总体上看，当前缅甸的民粹主义还处于初级阶段，对政治民主化的干扰才刚刚起步，而泰国民粹主义的发展已经到了暴民政治的阶段，以致被学界形容为向民主政治转型进程中的一座“烂尾楼”。缅甸是否会步泰国的后尘，已成为各界关心的一个话题。
缅甸民主化进程中的民粹主义及表现
对新兴民主化国家来说，民主转型是个危险而充满变数的时期，在民主根基尚未稳固之前，民粹运动极有可能摧毁正在发展中的民主。
缅甸是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在当前民主转型的背景下，大范围的贫困、缺少教育机会的底层、缺乏适应力的精英阶层、突然增加的言论自由度、蜂拥而至的外界关注同时并存，这些因素都有可能促使缅甸的民粹主义抬头。从民粹主义与民主精神的内生关系的角度来看，民主时代的人们无法根治民粹主义，只能尽其所能地维持对民主的“务实的”和“救赎的”态度之间的平衡。较多学者认为，当前缅甸社会存在相当程度的“民主狂热”，甚至对民主怀有“包治百病”的奢望。
一个处于快速转型之中，经济发展和社会制度建设都处在较低水平的社会，有理由警惕民主建设中的民粹主义因素。实际上，民粹主义在缅甸正在渐成气候，尤其是政治领域的民粹主义，在大选前后集中表现出来。
首先，表现为选举的全民动员和民众狂热。2015年缅甸全国大选于11月8日举行，在缅甸的5200万人口中，合法选民约有3350万人，其中80%以上的选民都参加了此次投票，可谓全民动员。如此高的投票率在其他国家是不多见的，表明缅甸民众普遍对政治满怀热情，“救赎的”民主心态占据主导地位，大家都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参与决定国家未来发展方向的权利。相应地，在选举动员过程和投票结果方面都存在一定程度的民众狂热。
本次选举虽然有91个政党参选，但焦点主要集中在执政的联邦巩固与发展党（巩发党）和最大在野党全国民主联盟（民盟）之间，双方都推举了超过1100名候选人参加竟选。在从9月8日到11月6日为期8周的竟选期间，相较巩发党而言，民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前期竟选造势。参加竟选演讲、为大选造势的昂山素季一出现，往往是一呼百应、万人空巷，如11月1日昂山素季在仰光的演讲就吸引了附近地区将近5万市民的参与，而8日晚尽管结果尚未公布，民盟总部外已经聚集了上万名支持者，全然不顾如注的雨水提前狂欢庆祝。
投票结果方面，虽然各方早已预料到民盟获胜可能性极大，但对其获得能够独立组阁的绝对优势议席均表示“意外”。第一，执政党巩发党自2011年以来在推进民主化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也取得了相应的一些成绩，其在大选中惨败的程度表明民众完全不买账，让人大跌眼镜。第二，获胜的昂山素季除了高呼“改变”，在大选中并没有过多地论述自己的施政纲领，无论是其本人还是作为政党的民盟均缺乏执政经验和执政资源。如何将“在野”多年的政治理念转化为方针政策和发展路线无疑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仅凭“改变”的呼声就获得压倒性的胜利，多少有些匪夷所思。
总体来看，民盟的大获全胜反映出选举中民众具有相当程度的民主狂热，多数投票是基于对“民主斗士”昂山素季的个人崇拜，出于对现行政府的失望和对民主制度的羡慕，希望通过选举昂山素季上台来迅速改变现状。
其次，表现为魅力型政治人物的威权倾向。缅甸大选前夕，反对派领袖昂山素季公开表示，如果她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获胜，那她将“高于总统”，绕过因有英籍子女而被宪法否定竟选总统职务资格所带来的限制。此事引发了大量争论，外媒多指该言论不符合世界宪政惯例，然而从几天后昂山素季领导民盟大获全胜的选举结果来看，缅甸国内民众对昂山素季这一“不当言论”及其可能“垂帘听政”的现实表现出了较高的接受度。及至吴廷觉正式就任缅甸总统一职，因其知名度不高，外媒多认为其可能成为“过渡总统”、“代理总统”等。媒体报道或有夸大之嫌，但在缅甸特殊的政治氛围和架构之下，昂山素季以极高的声望与威望在施政方面发挥主导作用的趋势应该说是较为明显的。无论是选举前还是选举后，缅甸多数民众对昂山素季都保持了一种无条件追随的姿态，而以往研究表明，普通民众的民粹式狂热几乎都与一个威权性的政治人物息息相关。
再次，民意在政府处理内政外交相关事务过程中的权重和影响迅速增大。自民主转型以来，各种民意表达对缅甸国家政策特别是外交战略的影响迅速增大，这固然意味着文官政府开始重视民意，希望借助民间智慧和资源制定更好的政策，实现更完善的管理，但民意具有的非理性特征又意味着巨大的风险，尤其是在缅甸这样一个特殊的社会环境下，民意表达存在着相当程度的盲目性。（根据2015年年底开展的“缅甸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库”数据，缅甸民众无论是对中国的总体印象、好感度还是中国对缅甸的影响效应评价方面，均持更多消极态度。考虑到中国长期保持与缅甸的友好关系，并持续发展经贸合作，对缅甸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被缅甸民众“一概否认”，这样的民意具有明显的非理性特点。如无特殊说明，本文采用的数据均来自“缅甸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库”，下文不再赘述。——作者原注）
仅以中缅关系为例，民主化以来，缅甸民间对华负面认知迅速增多，不时冲击中缅关系，其中以密松电站和莱比塘铜矿两个事件最为显著。虽然两个项日背景各有不同，但民意仅集中在“掠夺缅甸资源”、“破坏环境”等标签化指责中，缅甸政府也在相当短的时间内以“顺从民意”为名，轻易干涉或叫停了国际合资项口，对中缅关系和双边经贸合作均造成较大影响。
最后，宗教民族主义的抬头。宗教民族主义抬头是当前缅甸民粹主义泛起的又一个重要表现。近年来，随着民主化进程的推进，围绕着若开邦罗兴亚人穆斯林的身份认同和国籍认同问题，在占缅甸人口绝大多数的佛教徒中滋长了一种佛教民族主义的思潮。在其影响下，缅甸举国上下出现了一股抵制承认乃至驱赶罗兴亚人的行为，在若开邦多次引发了佛教徒与罗兴亚人之间的大规模暴力冲突，并且一度向缅甸中部和北部蔓延，扩大为佛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暴力冲突，演变为暴民政治的风险陡增。宗教领域的民粹主义甚至绑架了缅甸政治，绑架了缅甸政府，就连时任总统的吴登盛和政治领袖昂山素季也不得不在此问题上迎合“民意”，要么公开声明站在“民意”一边，甚至不惜向联合国公开叫板;要么装聋作哑，避而不谈。
总之，缅甸在经济发展程度较低、长期由军人执掌政权的背景下快速推进民主转型并取得一系列成就，被认为是对传统政治转型理论的突破。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急速推进民主化的进程中，缅甸国内民粹主义泛起，民众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及由此所导致的非理性民意对政府决策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因此，当前一段时期，如果缅甸泛民政治的势头得不到有效遏制，而西方又以高压手段逼迫其向它们所期望的那种民主模式而不是从本国实际出发转型，将增加缅甸民主化滑向民粹政治的风险。
当地时间2015年9月11日，缅甸克耶邦，民众热烈欢迎全国民主联盟领导人昂山素季到访进行总统竞选巡回演讲。东方IC 资料图
缅甸民主转型中民粹主义泛起的主要原因：基于民调数据的分析
2015年年底缅甸大选刚刚结束，由中国（昆明）南亚东南亚研究院、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和缅甸独立智库缅甸调查研究院（MSR）共同实施的“缅甸综合社会调查（2015）”数据库项目顺利完成数据采集、清理录入等基础工作，建成了包含3000个样本、涵盖8个专题和365个变量的“缅甸综合调查数据库”。从这些民调数据，我们可以窥视近年来伴随缅甸民主转型而出现的民粹主义泛起的一些关键因素。
（一）民众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和改变现状的愿望叠加，成为民粹主义泛起的主要诱因
缅甸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军人独裁统治，广大民众一是缺乏对外部世界持续渐进的了解，二是教育水平普遍偏低，对事物的辨别能力不够，容易盲从。根据一份缅甸全国民调数据，受调查的3000个样本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7年，且受教育程度城乡差异很大，78. 1%的农村受访者受教育程度在小学及以下（参见图1）。97%以上的缅甸民众没有去过美、中、日、印四国，96%以上的民众不认识任何来自以上四国的居民。
图1
面对民主化以来突然放松的政治、社会管控，纷繁复杂的外部世界和蜂拥而至的各种信息，个体很难进行甄别并做出独立判断。由于政府的舆论培育尚待时日，缅甸民意主要追随媒体精英的报道，而活跃在缅甸的媒体精英多信奉西方价值观，民主化以来大量涌人的西方非政府组织也在引导民意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
首先，缅甸民众对民主抱有高度期待。问卷询问了受访者是否密切关注国际大事，从教育程度的角度进行分析，除了大专及以上受访者外，回答“很”或“从不”的比例都在50%以上，说明缅甸民众整体上并不关注国际事。在此情况下，样本中受访者对美国的民主理念，回答“喜欢”的比例为82.35 %，对奥巴马处理国际事务的态度回答“赞同”或“非常赞同”的比例合计为92.56%。关于受访者对民主政权的看法，分别有74.69%和76.36%的农村和城市受访者认为民主总是比其他政府类型好，并且相对来说，农村受访者比城市受访者更为看重民主。关于民主是否能对社会问题的解决发挥作用，农村和城市均有超过90%的受访者认为民主制度能够解决缅甸存在的社会问题（参见图2）。城乡均有超过92%的受访者认为，民主虽然存在问题，但是仍然是当前最好的政府组织形式。不管从什么层面上来看，受访者中80%以上都认为民选政府会积极回应民众诉求。
其次，对本国现行政府体制，大部分受访者评价较低。数据显示，有68.53%的受访者不同意“政府系统已经有能力解决国家面临的问题”，只有31. 47%的受访者持同意态度;有72.2%的受访者不同意“总的来说我对本国政府体制很自豪”，只有27.8%的受访者持同意态度;有67.93%的受访者不同意“目前的体制即使出现问题也应该支持”，只有32.07%的受访者持同意态度。有49.97%的人不同意“相比较而言我更愿意生活在我们的体制下”的问题，有50.03%的受访者持同意态度。
同时，对“政府有多大可能将解决您认为未来五年中最重要的问题”，受访者在性别、城乡、年龄变量上，表示政府“有可能”解决问题的比例都超过90%，且受教育程度越低，认为“有可能”的比例越高。考虑到问卷调查是在2015年大选结束不久、新政府履职之前进行，这种对未来政府的积极态度和对现行政府及其体制的消极态度相对比就更为强烈了。民调数据与民盟在大选中高票胜出的结果相呼应，充分说明对缅甸现状和现行政府充满失望，希望以“民主”为旗帜的昂山素季带领缅甸迅速改变现状是当前缅甸民众的普遍心态。
再次，多数民众急需改善经济状况，也有相应的愿望和诉求。本次调查中，我们对受访者的家庭储蓄和收支状况进行了调查，数据显示大部分家庭都能实现“收支相抵”，但从是否有家庭存款和拥有哪些资产、电器、牲畜等情况来看，大部分家庭仍较贫困。从数据来看，无论是城市居民还是农村居民，主观上对自己家庭经济状况的满意度均较低。对未来一年国家总体经济前景的预期，城市和农村受访者都持乐观态度，且农村被调查者比起城市受访者更倾向于认为会“有很大的改善”。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在过去的五年内你认为你的国家贫富差距是增加了，减少了，还是没有变化”这一问题，选择“增加了”选项的受访者比例较大，农村被调查者（42.13%）比城市被调查者（47.8%）略低。对“你认为国家经济系统是有利于富人还是有利于大多数人?”的问题，城市被调查者中认为“有利于富人”的比例为88.36%，农村受访者这一比例为74.23 %。也就是说，绝大部分受访者认为目前缅甸的国家经济体系是有利于富人的。
综上所述，由于长期封闭和经济社会发展缓慢，缅甸大量普通民众受教育程度偏低，对外部世界关注度偏低，缺乏对西式民主的深入接触和了解，在民主化潮流中受到民主运动领袖、媒体精英等的鼓动和引导，盲目地对西方民主产生高度好感，对西方民主制度抱有高度期待，认为民主制度能够解决缅甸存在的社会问题。而缅甸多年来工农业发展缓慢，劳动力人均受教育水平较低，高素质人才缺乏，改善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较长时间，这是无法回避的现实。民调数据显示民众对当前经济状况满意度较低，认为国家经济体系有利于富人，贫富分化程度在增加，但同时对未来国家经济前景抱有乐观预期。这种对民主的高期待和改善经济状况的迫切愿望叠加，理想与现实的严重脱节，无疑会对民选政府造成不小的民意压力。
具体来说，当前缅甸经济社会发展任务重，亟需确立稳健的长远发展导向的政策，但如果新政府受制于民意，政策导向受占人口比例大多数的底层百姓的利益所左右，就很容易出现类似泰国那样民粹主义泛起的局面。
（二）由于历史和现实因素，民主转型中政治重要性被人为放大，民众容易偏向“救赎的”民主心态
缅甸自独立以来，在发展道路的选择上几经周折，政治上的军事独裁统治一直沿袭了半个多世纪;经济上虽先后经历吴努时期佛教色彩浓厚的“社会主义”道路、奈温时期所谓的“缅甸式社会主义”、苏貌-丹瑞时期以建立市场经济为口标的经济改革，但都没有阻止缅甸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东南亚地区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沦为世界最穷的国家之一。长期军人独裁造成的政治压抑和经济发展困顿带来的挫败感，加上中央与地方武装的矛盾、族群冲突、宗教冲突等问题的长期困扰，使得政治重要性被深受其苦的民众广泛认可。在当前民主化推进到一个新阶段的情况下，可能会引发民众偏向“救赎”的民主心态，从而容易激发民粹冲动。（吴努生于1907年，卒于1995年，1948 年1月至 1956年6月出任缅甸首任总理, 并于1957年2月至1958年10月、1960年4月至1962年3月两度出任总理。奈温生于 1911年，卒于2002年，1962至1988年间先后担任总理、总统等职务。苏貌生于1928年，卒于1997年，1988年至1992年任缅甸总理，同时缅甸任武装部队总司令。丹瑞生于1933年，1992至2011年间任缅甸武装部队总司令、总理等职务。——编注）
本次民调数据显示，缅甸民众对政治重要性的认可度非常高（见图3）,且在控制性别、城乡、年龄、受教育程度、族群、省邦所有变量后，政治重要性仍得到高度认可。各族群认为政治“非常重要”和“比较重要”两个选项合计的比例均超过80%，其中掸族和其他族群（本文中的族群变量包括缅族、克伦族、若开族、掸族、孟族、印度裔和其他族群等七个分类；此处的“其他族群”包含除缅族、克伦族、若开族、掸族、孟族、印度裔六个族群以外的其他所有族群。——作者原注）认为政治“非常重要”的比例分别高达69.89%和73.44%，并且认为政治“一点儿也不重要”的比例均为。各省邦的受访者对政治重要性的态度主要集中在“非常重要”和“比较重要”上，除勃固省和内比都外，其他省邦两项合计的比例都超过80 %。
缅甸民众对政治重要性的看法还具有以下一些特征:男性对政治重要性的评价高于女性，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城市，大部分被调查者都认为政治在其生活中是重要的，并且城市受访者比农村受访者对政治重要性的评价更高。各个年龄段的缅甸民众对政治重要性评价的差异较小，而教育程度较高的人群对政治重要性的评价相对更高。
关于“如果必须在减少经济不平等和保护政治自由之间进行选择，您认为哪一个更重要?”的提问，总体上大部分受访者（61.3%）选择了政治自由优先（参见图4）。
缅甸民众对政治自由和经济平等优先排序的价值选择还具有以下一些特点:相较于女性，更多的男性认为政治自由比经济平等更重要，无论城乡都更倾向于优先保证政治自由，且农村比城市对政治自由重要性的评价更高。各族群的受访者认为政治自由“更为重要”或“绝对重要”的比例合计都超过55%，其中掸族的受访者表示政治自由“绝对重要”的比例就高达51.38%，缅族以49.59%居次位。省邦是影响缅甸民众对政治自由和经济平等相对重要性的价值排序的一个重要因素，有两个省邦受访者选择政治自由“绝对重要”的比例超过60%，分别是该选项比例高达73.94%的实皆省和63.81%的克钦邦。实皆省受访者中政治自由“绝对重要”和政治自由“更为重要”的比例合计最高，为83.64%，与比例最低的仰光省（42.22%）相差41.2个百分点。除仰光省外，其他各省邦受访者表示政治自由“更为重要”和政治自由“绝对重要”的比例合计均超过50%。
缅甸作为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将是当前一个时期内非常艰巨的任务。从历史的经验来看，无论是老牌民主国家（即欧、美、日等西方国家）还是后起的民主之秀如韩国、新加坡等，基本都遵循“先经济后民主”的发展模式或者说轨迹，很少有国家能够实现经济和民主同步腾飞，或者实现没有较高经济发展水平支撑的良好民主（印度有时被看作一个例外，但印度式的民主不仅在实践方式和形式方面极具自身特色，且在运行质量上也是脆弱和低效的，对印度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还需观察——作者原注）。缅甸选择了一种“先民主后经济”的发展模式，这既是一种突破，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使其面临很多前所未有的问题和挑战。
正如数据所显示的，在民主化的背景下，缅甸民众的政治参与热情空前高涨，一方面普遍持有政治民主优先于经济发展的价值取向，另一方面发展经济又具有相当的现实紧迫性，这样一来，对民主制度和民选政府的高期待（理想）与改变现状的要求和感受到的实际成效（现实）之间就会有比较大的落差。在此情况下，可能使他们在短期内对政治充满热情，“救赎的”民主心态占据主导，极易导致民粹情绪冲击理性评估从而干扰科学决策。
(三)不同社会群体的认同区隔明显，容易诱发和激化民粹主义情绪
缅甸政治转型以来取得的各种成就虽广受赞誉，但也有不少学者担忧其民主“先天不足”，即它尚未具备一般认为实现政治社会民主转型所需的各种条件，包括国家统一、共享的民族国家认同、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合理的社会结构（中产阶级占多数）、民主政治文化成为社会共识、成熟的政党政治等。缅甸至今尚未实现真正统一，仍然存在着数十支各自为政甚至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的民族地方武装。独立以来缅甸历届政府均未能解决好民族问题，135个民族或部族也没有形成对缅甸这个国家的同步认同，民族矛盾与政治社会矛盾交织，错综复杂。不仅如此，由于占多数的缅族和佛教徒基本合一，大缅族主义情绪、佛教民族主义情绪等一方面加重了佛教徒与穆斯林的宗教冲突，另一方面民族、宗教的冲突又刺激了民族民粹主义和宗教民粹主义，使得暴力冲突易发多发，成为破坏社会稳定与民主改革的重大负面因素。
根据本次民调数据，民众对经济状况的评价、对民主制度的看法、对社会与宗教的理解等方面，表现出明显的民族、宗教、省邦差异。譬如，对经济状况的评价方面，调查显示若开族和掸族家庭经济状况较差，主观认同的家庭经济状况中认为“相当糟糕”的若开族受访者比例最大，在工作满意度方面满意度最低的若开族与满意度最高的孟族之间相差30.74个百分点。与此相应，在关于经济和民主的重要次序方面，68.14%的若开族认为经济最重要，在各族群中占比最高，认为民主能解决社会问题的若开族占比则最低。
在对民主制度的看法方面，若开族受访者对民主政权的看法远不如其他民族积极，对于宪法规定“不允许有外国直系亲属的人成为总统”的看法，若开邦和若开族特立独行，选择同意此规定的比例超过80 %，其他省邦和族群则均以不同意的占较多，其中克钦邦、实皆省和孟邦不同意此规定的受访者在70%左右。针对2015年大选投票情况（见图5），以缅族和孟族为主要民族的德林达依省和仰光省有接近90%的受访者表示在选举中支持了民盟，而以若开族为主要民族的若开邦的受访者对巩发党和民盟的支持率都只有15%左右，对其他党派的支持率则高达72%。关于地方政府是否应该获得更多授权来管理自己地区事务的问题，所有族群中选择“非常同意”和“同意”两个选项的比例合并都超过了50%。其中克伦族、掸族、孟族和若开族同意此说法的受访者最多，达到67%以上，印度裔和缅族中同意此说法的受访者最少，也在50%左右。对于该问题的看法省邦差异明显，同意该说法的比例最高的掸邦达到82. 78%，若开邦为69. 53 %，而排在最后的内比都和马十省则分别只有32%和31. 56%。
对社会与宗教问题的理解方面，大部分受访者（约87.4%）都表示宗教非常重要。本次调查询问了缅甸人是否愿意与有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一起工作和生活，以此来测量其与不同宗教信仰者（包括天主教、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和印度教）之间的社会距离（见图6）。
数据表明,受访者对佛教徒的接受程度较高，或者说佛教徒这样一个内群体之间社会关系较紧密。但是对天主教徒、基督教徒、穆斯林以及印度教教徒，缅甸人即大部分佛教徒与他们之间的社会距离较远。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数据显示受访者与穆斯林之间的社会距离较远，大部分人不愿意与其发展亲密的社会关系，有超过一半的人（约59.1 %）表示应禁止穆斯林进人缅甸，仅约有6%的受访者愿意与穆斯林结婚，约有34. 9%和35. 5%的受访者愿意与其成为近邻或远邻，约有44. 1%的受访者愿意与其成为好友，约有48%的受访者愿意与其一起工作，约有53%的受访者愿意与其成为熟人，约64%的受访者表示欢迎其作为访问者到缅甸。
另外，针对不同宗教信仰者不能结婚的法案（即限制女性佛教徒与不同信仰的男性结婚）的接受程度具有明显的族群和地区差异。数据显示，若开族和掸族对信仰不同宗教的人不能通婚的新法案的接受程度较高，绝大部分受访者均表示“非常赞成”，其中若开族中约有95.6%的受访者表示“非常赞成”，约有2.7%的受访者表示“赞成”，掸族中约有81.2%的受访者表示“非常赞成”，约有10.5%的人表示“赞成”。相反，克伦族和印度裔对这一法案的接受程度较低，特别是有高达26.9%的印度裔受访者表示“反对”这一法案，约有15.4%的受访者“非常反对”这一法案。
由此可见，由于历史原因和现实利益驱动，没有被纳入近代化和工业化进程、现代公民意识薄弱的民众占缅甸人口的大多数（主要是农民和城市底层），他们对民主理念、国家发展方向、相关制度合理性等缺乏一致看法和评判能力，更多民众倾向于依附群体认同，民族、宗教、省邦等群体认同区隔明显，尤其在现实利益面前可能会更多打出民族自决权、区域自治权等旗帜，冲突中往往通过群体形成社会压力，很容易激发政客通过操弄群体认同进行政治博弈，从而引发和激化民粹情绪。
(四)体制不顺、权力多元、内耗不断、博弈激烈，易诱发和激化民粹主义
众所周知，选举虽然是民主转型的关键一步，但并不能自动保证民主的巩固。鉴于缅甸的现实处境，在较长时期内，新政权还需与各方既得利益者周旋。民主转型能否顺利、有序推进，还要看各方的政治智慧和妥协程度。目前来看，主要的问题是民主体制不顺，权力多元增加政治内耗，这主要是指军方干预政治的现实和昂山素季特殊的身份（即昂山素季的实际威望造成其不是总统胜似总统的局面）。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作为“民主斗士”的昂山素季“高出总统”的言论，还是普通缅甸民众表现出的态度，均显示缅甸精英和民众对“民主”的理解与西方国家的理想构建相去甚远。
另外，民选总统吴廷觉如何与昂山素季互动，同样是一个重大的挑战，没有理由推测他们之间不存在博弈，毕竟每一个不同阶段都会有不同的利益抉择。无论是军方与执政党全民盟之间的博弈，执政党全民盟与反对党巩发党之间的博弈，抑或执政党全民盟内部的博弈，无一不在打“民意”牌。操弄“民意”是其实现政治抱负的要求使然。而复杂的政治生态，成为民粹主义滋生蔓延的肥沃土壤。
军队是否能够中立，服从民选政府领导，这是民主是否成熟稳定的关键指标之一。但依据缅甸宪法，军队在国家政治中仍然起着主导作用。不仅如此，军队还拥有诸如不经选举即可产生的国会四分之一席位，以及对缅甸宪法修正及重大事务的一票否决权、总统候选人的提名权、宪法赋予的最终裁决权等撒手铜，民选政府如果与军队不能达成某种妥协与合作，必然举步维艰。
数据显示，当今缅甸民众对于民主和军方两方的态度正处在一个过渡的矛盾时期，对是否同意“上议院和下议院中25%的议会席位可以由未经选举的军方官员获得”这个观点，选择赞同或反对的受访者各接近一半（见图7）。这表明，在现阶段，民主的观念是深入人心的，但是由于军方长期的统治和传统庇护文化的影响，仍然有很多民众相信，一旦国家有难，只有强大的军方能够站出来撑起这个国家的重担。所以，民众对军队及其存在方式的看法和态度是矛盾的。
另外，对宪法规定“不允许有外国直系亲属的人成为总统”的看法，总样本中有六成受访者表示反对或非常反对。除了若开邦和若开族，其他省邦和族群均以不同意的占比较多，其中克钦邦、实皆省和孟邦不同意此规定的受访者在70%左右（见图8）。
也就是说，大多数民众不太看重担任总统的人选是否有外国直系亲属，这也许是因为该条款在当前情况下主要与昂山素季有关，较多民众采取同情立场。值得注意的是，受访者中作为主体民族的缅族，选择“非常同意”此观点的比例最大，接近五分之一。显然，民众对昂山素季虽然抱有普遍的尊重和崇拜，但对其跨国婚姻及其带来的身份问题，并非完全没有忌讳，尤其是在大缅族心态下，很难做到完全释然。如果说之前因为“民主斗士”的光芒和被当局软禁的悲壮形象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大家对这一问题的关注，现在随着昂山素季走到前台，尤其是实际参与主政（即所谓“走下神坛、重返政坛”）后，各种批评声必然增多，如果她做出尝试推动修宪的举动，则其身份问题将引来比之前更多的争议。
也正因为如此，仍有很多人猜测，军队虽然暂时退居幕后，但仍可以坐等民选政府出错或者无力解决国内尖锐、复杂的矛盾之机，趁民意发生变化，通过政变、“选票”或者依宪法规定重掌政权。（据缅甸现行宪法规定，军方有权力在特殊情况下接管国家政权。——作者原注）
综上所述，由于体制不顺、权力多元，缅甸政局未来仍将内耗不断、博弈激烈。民盟没有军权，其执政基础就是民意，以“民主”为旗帜、与军方默契度有限的文官政府，势必会继续强化对社会舆论和民意资源的依赖和利用。如果民盟出错，军方或任何政治势力也都可以引导民意以为己用。以往经验已经证明，政治博弈容易导致政客操纵民意，过分操纵民意就会激发民粹主义。
民主化是一个长期、动态的过程，其间民主进程仍会出现曲折和反复。根据以往的经验和研究，民主政治由于其内在矛盾性蕴含着民粹产生和激化的可能，且民主转型期尤其容易受到民粹主义的干扰。民意或民粹一旦形成，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政府很难再彻底地改变民众的思维模式并扭转舆论的导向。
当前，缅甸的民主化已经进人一个关键的阶段，不但已经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民粹现象，而且仍然存在着各种民粹主义产生和激化的风险因素。如果不予以有效引导，势必严重干扰缅甸民主化的健康、稳定发展。对此，缅甸和国际社会都有必要保持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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