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袁崇焕传》中有一段关于袁崇焕参与讨论如何解救十三山站义民的叙述，清修《明史》这段的陈述存在很大的问题，其中为了达到以贬低王在晋来吹捧孙承宗、袁崇焕的目的，运用了许多“妙笔”，篡改、删减甚多，并最终达到了颠倒黑白的效果，为此本文将展开一系列讨论，以澄清部分史实。
《明・史袁崇焕传》中相关记载如下：
“十三山难民十余万，久困不能出。大学士孙承宗行边，崇焕请：‘将五千人驻宁远，以壮十三山势，别遣骁将救之。宁远去山二百里，便则进据锦州，否则退守宁远，奈何委十万人置度外？’承宗谋于总督王象乾。象乾以关上军方丧气，议发插部护关者三千人往，承宗以为然，告在晋。在晋竟不能救，众遂没，脱归者仅六千人而已。”
这段《明史》的内容主要是说十三山一带有难民十余万，孙承宗到山海关以后，袁崇焕请求率领五千人驻守宁远，然后再另外派遣人去解救十三山的难民。接下来孙承宗和王象乾也商议过这个问题，因为考虑到山海关军兵是新败的溃军，所以王象乾提议让蒙古部落派三千人前往救援。孙承宗、王象乾、袁崇焕把他们的这些想法都告诉了王在晋，但王在晋却没有能救难民，最终导致了十几万难民都落入了后金之手，只有六千人回归。
在《明史》的叙述中，面对被困的十几万辽民，王在晋好象只是眼睁睁的看着，而孙承宗和王象乾想了办法，袁崇焕也提了方案，都在积极的设法解救难民，相比之下王在晋作为辽东经略的既无态度也无行动，实在可恶之极。
读了这些内容以后不禁要佩服一下清修明史里的曲笔，其笔法实在太厉害了。这段记载本来出自孙承宗的一份奏章，这个奏章的原文分别被《明史》、《督师纪略》、《明熹宗实录》、《三朝辽事实录》收录。《明史》是部分收录，可见于《明史孙承宗传》；《督师纪略》是以转述的形式收录了部分；《明熹宗实录》卷二十四也收录了一部分但还是不全；收录这份奏章最全的是《三朝辽事实录》，但其内容和《明史袁崇焕传》中清修明史所表达的意思却大相径庭，奏章内容摘录如下：
大学士孙承宗奏：“臣以六月二十六日入关城……臣意欲会诸臣之意，而以筑八里者，筑宁远之要害，更以守八里之四万，当宁远之冲，与觉华相犄角。而寇窥城则岛上之兵傍出三岔，烧其浮桥而绕其后以横击之，即无事亦且驱西虏于二百里外，以渐远关城，更收二百里疆土于宇下。诸臣谓孤军在二百里外不能自存，而工料不能远及。张应吾曰：大寇来未有能应者。邢慎言谓议是先后缓急当办，盖臣有先后缓急之说也。臣又谓孤军不足应敌诚然，倘我不守而我以一兵据宁远，宁以一兵据觉华，是将急之乎，缓之乎。是即可缓，十三站之义民，且三、四万可缓乎。臣初与督臣象乾计欲以五千兵据宁远，令义民望之以为归，而督臣更欲发西虏之劲者三千，以为护，使诸人西来而我稍东迎。得西虏不为要劫，而更得其护，然后而归。归而安插之宁远、觉华，择其强者为兵，余即屯牧。不然乱贼既不得遽诛，而忠义又不能援，数万之众尽化为东西虏，而益之?敌矣。此崇焕议而臣与督臣更议之，众亦谓然。而邢慎言谓杏山不可上，亦不可下，不能猝来。而经臣谓当从觉华入大凌河，以舟船接之，归是议也。独觉华之千五百兵议在臣未至之先，已从阎鸣泰之议，以邢慎言复议。 ”[1]
这段史料中孙承宗叙述了他和山海关诸臣商议如何解救十三山难民的经过，其中提到四条信息：
一、袁崇焕修筑宁远的计划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大家认为孤军到宁远很难自存；其次，众人觉得修筑所需要的材料搬运也成问题；再次，张应吾认为当时明军还不具备应付后金大举进攻的能力。
“诸臣谓孤军在二百里外不能自存，而工料不能远及。张应吾曰：大寇来未有能应者。”
二、孙承宗自己提议可以先不修筑宁远，而只派兵进驻宁远、觉华。后来他又和当时的蓟辽总督王象乾计划出兵五千去宁远，不过王象乾提议让蒙古部落出兵三千充当护卫，从宁远稍微往东以接应难民归来，归来以后就安插的在宁远、觉华。
“臣又谓孤军不足应敌诚然，倘我不守而我以一兵据宁远，宁以一兵据觉华……臣初与督臣象乾计欲以五千兵据宁远，令义民望之以为归，而督臣更欲发西虏之劲者三千，以为护，使诸人西来而我稍东迎。得西虏不为要劫，而更得其护，然后而归。归而安插之宁远、觉华，择其强者为兵，余即屯牧。”
三、修筑宁远是袁崇焕提出来的，不过遭到了众人的反对，而取缔袁崇焕提议的人，并不是王在晋，恰恰是孙承宗本人以及蓟辽总督王象乾，众人都同意这个取缔。
“此崇焕议而臣与督臣更议之，众亦谓然。”
四、辽东经略王在晋不同意先前的那些提议，他提出应派觉华的水师进入大凌河，用舟船将十三山站的难民接应出来。
“而经臣谓当从觉华入大凌河，以舟船接之，归是议也。”
在了解了这四条信息以后，反观《明史袁崇焕传》中清修明史的叙述，大家会发现它的安排实在巧妙，清修明史在编修时肯定也是参看到了这条奏章的，也罗列了其中部分信息，比如第二条信息，以及之前袁崇焕修筑宁远的计划内容，但却省略一、三、四条信息，最后再直接把“告在晋。在晋竟不能救”等语加在最后面，如此看来就似乎是王在晋的无动于衷造成了后面“众遂没，脱归者仅六千人而已”的结果。
现在将所有信息都呈现出来，效果就完全不一样，其内容跟清修明史叙述的意思大为不同。根据全部信息我们可以知道，事实上并不是王在晋不接纳袁崇焕的提议，而恰恰是孙承宗和王象乾在否定修筑宁远的计划。
另外，第一条信息里显示，反对袁崇焕意见的人还不仅是孙承宗、王象乾两人，而是众人都在反对，并且罗列了客观理由，比如分别是工料运输跟不上和孤军难存，这说明并不是王在晋不听大家的意见，而是大家都不同意袁崇焕的意见。
最重要的信息则来自第四条，其中叙述了王在晋要求用觉华的水师入大凌河去接应难民，这是一个比较稳妥和可靠的办法，十三山站离大凌河非常近，而水师无论在河道或者海面上都相对比较安全。这说明王在晋并不是对十三山站的难民无动于衷，反而是他提出了最为有效和稳妥的办法。
基于这四条史料的解读，已经显示出清修明史的叙述有很大问题，它通过删减信息、巧妙排列从而歪曲了历史事实。
不过，事情还没有完，因为清修明史运用曲笔的功夫实在太厉害了，如果我们只停留在这里，那它最后的说辞依然成立，原因很简单，即使王在晋提出了以水师接应难民，但最终的结局却还是只有六千人回来，依然符合“……告在晋。在晋竟不能救。众遂没，脱归者仅六千人而已”的说法。
如果仅只有这几条信息的内容，就算是王在晋本人拿着孙承宗的奏章站在清修明史面前，针对最后那段叙述他依然一个字也改动不了，因为结局是只有六千人回来，事实也是大家的意见都告诉了你王在晋，你却还是不能救，有什么办法？虽说清修明史里的叙述少了三条信息，但结果并没有实质性的差别。
面对如此厉害的曲笔，我们必须启用第五条信息：
“独觉华之千五百兵议在臣未至之先，已从阎鸣泰之议，以邢慎言复议。”
五、这条信息在没有其他相关内容的支持下这条很难被解读，这里只能显示在孙承宗到山海关以前，已经派了一千五百名士兵到觉华岛，这是依从了阎鸣泰的建议，而邢慎言也表示支持，可究竟派兵去干什么则不得而知。
为了解读这条信息我们必须再罗列其他史料，比如《三朝辽事实录》中另外一条王在晋的奏章：
王在晋题：“臣之为辽人封事屡上，笔枯而颖废矣……又十三山、大山头目陈天成等，笔架山头目宋景阳等，各屯头目李应魁等，各持避难辽民禀帖及赍奴酋伪敕，奴子及叛将谕帖告示八张，多方招降众不肯就，蓦地赴关求救。臣一而发水兵一千三百名着游击金冠统领赴觉华岛防守发船接应，又参将祖天寿向居觉华岛，臣已招之率家眷进关安置昌黎。今据山海道议，仍委本官招集辽人为兵，居住该岛，俟天寒冰结奴骑可驱，兵船难渡，或暂移于宁前之间。盖觉华岛去宁远城二十里，冻则履海如平地，非远洋巨浸之可拟也。岛无薪无水不能容多人，且人多船少难于接济。臣又檄朱梅、周守廉等拨发哨兵暨勇健家丁，以夷人为引路护导前行，留驻前屯安顿。挑选精壮训练为兵，存留老弱拨田使种。”[2]
王在晋在这条奏章中提到了他如何安排水军去解救十三山站的难民，其中也有三条信息需要注意：
六、十三山站的难民到山海关求救，辽东经略王在晋派水师游击金冠率领一千三百人，乘坐船只开赴觉华岛，准备接应十三山站的难民。
“……蓦地赴关求救。臣一而发水兵一千三百名着游击金冠统领赴觉华岛防守发船接应”
七、当时的山海道臣建议，让祖大寿以原官驻守觉华岛，并招募辽人为兵，不过冬季觉华岛周围海面冰封以后非常危险，坚硬的冰面能支持后金骑兵驰骋，到那时舟船却反而不能使用，所以最好把难民安置到前屯和宁远之间的地方。
“今据山海道议，仍委本官招集辽人为兵，居住该岛，俟天寒冰结奴骑可驱，兵船难渡，或暂移于宁前之间。”
八、王在晋派遣了朱梅、周守廉等人带领家丁和哨兵，以蒙古人为向导，将水师从十三山接回来的难民再由陆路安顿到前屯。
“臣又檄朱梅、周守廉等拨发哨兵暨勇健家丁，以夷人为引路护导前行，留驻前屯安顿。挑选精壮训练为兵，存留老弱拨田使种。”
这三条信息显示，王在晋在接到十三山站辽民求救以后作出了相应布署，并且最终有了成果，即将一部分辽民接到了前屯安顿。这一点足以说明王在晋对于十三山站的辽民并非是“在晋竟不能救”，事实上王在晋以水师将一部分难民接到了前屯。
接下来我们再考察一下清修明史提到的“脱归者仅六千人而已”是如何来的，这个考察完成以后大家或许会对清修明史歪曲事实的笔力又有新的认识。
茅元仪的《督师纪略》里有这样一段记载：
“游击鲁之甲以米三千、布二万、绵一万往迎陷虏回者，使居前屯。其人可六千，即十三山义民也，乘雨逃出。公阅关时闻，而促在晋往迎之。在晋檄通判吴士科以舟船泊笔架山迎之。”[3]
这里很明确的记载了从十三山站脱逃的六千辽民皆是王在晋以水师迎接回来的，可是清修明史却只字不提。在清修明史的叙述中王在晋好象一直坐视不理，但事实是王在晋以水师接应出六千人安置于前屯，对此我们只能感叹清修明史歪曲历史的笔法实在太厉害了。
《督师纪略》作者茅元仪是孙承宗心腹，曾跟随孙承宗左右，在他的《督师纪略》中尊称孙承宗为“公”，并在许多地方袒护孙承宗，又因为孙承宗和王在晋素有矛盾，所以茅元仪对于王在晋的许多叙述都存在曲笔。茅元仪此处的叙述虽然有力的印证了王在晋确实派了水师，并且接回来了六千多十三山站的难民，但他还是对王在晋运用了曲笔。
通过第五条信我们可以知道，王在晋部署的接应十三山难民之水师是先于孙承宗到关就安排了的：
“独觉华之千五百兵议在臣（孙承宗）未至之先，已从阎鸣泰之议，以邢慎言复议。”
不过茅元仪却说“公阅关时闻，而促在晋往迎之”，这一说法非常值得玩味，应该说茅元仪也用了一处妙笔。
照理说孙承宗知道了情况敦促一下是可能的，但如果在不了解前面第五条信息的情况下，或许会使人以为是孙承宗让王在晋去接应辽民，然后才有了吴士科率领水师到笔架山去。如果被读者这样理解，那王在晋以水师接应的行动就由主动变被动了，迎接回六千多义民的成果将被归于孙承宗名下，而让其他义民陷落的责任无疑将是王在晋的。可实际情况是仅有的六千多得归的十三山站义民都是王在晋用事先就安排好的水师接回来的。
在完成以上论证以后，我们已经能够确定《明史袁崇焕传》中清修明史的意图是在有意诬陷王在晋不救十三山的难民，同时绝口不提那六千幸存者是如何以归的，并以巧妙的笔法试图让人相信如果实施了孙承宗、王象乾、袁崇焕的策略或许能避免最后的悲剧。
不过事实是王在晋的方案接回来了六千人，而孙承宗、王象乾、袁崇焕等人的计划却不见得能实现。王在晋的安排已经被事实证明是果然有效的，但孙承宗、王象乾、袁崇焕的计划到底能否实现，以下我们稍作一下讨论。
其实，袁崇焕所提出的修筑宁远以策应十三山站义民之计划分别在地理位置、军队数量、城防设施、接应方式等方面都存在诸多问题，可以说其一经提出便遭至众人的反对并非偶然。
首先，宁远的地理位置距离十三山站比较远，两地相距大约在二百里左右，这个距离跟宁远到山海关的距离差不多。前文已经提到过，当袁崇焕提出修筑宁远后，诸臣纷纷提出二百里外的孤军难存。
“诸臣谓孤军在二百里外不能自存……张应吾曰：大寇来未有能应者。”[4]
这说明二百里的距离已经够远了，而宁远距离十三山站也是二百里，如此一来其距离山海关就有四百里之遥，山海关外二百里就有孤军难存的顾虑，那宁远外再二百里，山海关外四百里处的危险岂不倍增？自存都难保，又何谈策应？故二百里的距离放在宁远与十三山站之间更突显出遥不可及，策应之说难副其实。
其次，进驻宁远的军队数量显得不够充足，无论是孙承宗提的五千明军，还是王象乾建议的三千蒙古人，都不足以抵挡围困十三山站的后金主力。关于后金在十三山站的兵力，《督师纪略》中茅元仪用了“奴以全师围之”来描述：
“老酋惧，遂命徙锦、义之人以东，于是奸杀横行矣。义州民不胜愤，半复逃回城，据十三山以拒。奴率兵攻义州，义州人杀奴累万，奴终屠其城。据十三山城者，可四万余。他据前寺山者，又万余。据查角山者，亦四万余。约可十万，俱在二三里间，奴以全师围之。”[5]
这个情报是否准确暂且不论，但要围困十三山站的数万之众，没有后金主力是无法办到的。若面对后金主力，仅凭区区数千人的部队，无论是蒙古人还是明军，如何能壮得了十三山站的声势？况且这点儿单弱的军力还在二百里外。
另外，根据王在晋询问十三山站逃回求救之辽人的陈述，要策应十三山站数万人转移并非易事，这在王在晋的奏章里有提到：
王在晋题救辽民疏：“又据哨探把总王守志等带回辽民，千总宋景阳、辽人聂友功到，臣审供……又问其何以往救，曰高山不能即下，须得官兵拒虏方可策应。夫以四十里之山四围接引，非得数万人不可，关门防守未定，大兵何可轻发？”[6]
通过逃归的辽民陈述情况可知，因为山下有虏兵，所以辽民不敢轻易下山，若要转移就必须官兵来策应，而所谓策应就是官军以“拒虏”的形式掩护辽民。王在晋听完以后感慨到，方圆四十里的山区，如果四面接应，那非要数万兵马不可，但当时关门的防守都还不稳固，怎么可能轻易将派数万明军去接应？
自山海关派出数万军队开赴十三山站，在当时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据王在晋于同年六月清点士卒的奏章可知，当时山海关一带只有溃军五万余，如此的军力确保山海关万全都显得吃力，若派出数万开赴十三山站去阻挡后金主力，一旦有所闪失，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辽东经略王在晋疏报：“清查兵据将领呈递，兵数共计六万六千五百一名，职知其数之非核也……汇算冒顶姓名及临点不到并老弱者，合之前后陆续删汰，共开除兵九千一百七十一名，实在兵五万七千三百三十名，此山海关之兵数也。”[7]
在后金主力的威胁下，区区数千单薄的军力，如何在能在两百里外的宁远对十三山站形成所谓“壮其声势”或者“策应”？
第三，宁远的城防也成问题，当时的宁远并没有坚固完善的城防工事，仅是个残破的小城而已。宁远当时的残破程度可见于孙承宗天启三年（1623年）决议修宁远时的奏章：
督理军务大学士孙承宗奏守关大略：“……其城之原新者两面而低薄不及格，其两面更为朽腐”[8]
如此残破的城防如何抗御可能尾随而来的后金主力？难怪诸臣听到袁崇焕提出据兵宁远后便纷纷议论孤军难存了。在宁远城防如此不堪的情况下反观十三山站的情形，辽民依仗山势险峻和后金对峙数月，后金军反复攻打都未能得手，其防御工事比残破的宁远要强许多，如果仅因为有区区数千人马进驻残破的宁远，十三山站数万之众就放弃坚固的防御工事，长途跋涉两百余里，来到这个被认为孤军难存的残破小城需求庇护，这种设想和安排实在有欠妥之处。
再次，据兵宁远接应十三山站辽民的具体方式也值得商榷，从宁远到十三山站不仅要经过二百里左右的路途，期间还有两条河流相阻隔，即大凌河、小凌河。从宁远出发先要渡过小凌河，再经过塔山、连山、杏山、松山、锦州才能到达大凌河，渡过大凌河经右屯卫方能抵达十三山站。
当时正是八九月，河道并没有冰封，所以必须有舟船才能顺利前行。因此，无论是明军从宁远出发去策应十三山站，还是十三山站的辽民朝宁远方向西行，都无可避免的需要船只的接应。如果水师以架设浮桥的方式接应辽民渡河，那整个西行的过程会相对迟缓，因为整个西行的队伍必然是以步行为主，但后金也能架设浮桥，所以步行为主的辽民很难在二百里内摆脱后金骑兵的追击，这是数万辽民西行过程中的一个隐患，除非策应辽民的明军能阻挡追击的后金军，否则整个行动极为冒险。
其实，既然帮助辽民渡河已经需要出动了水师，那为什么不按照王在晋的建议，直接用水师入大凌河，在那里让辽民上船，顺着水路直接运送辽民到宁前等地呢？
“而经臣谓当从觉华入大凌河，以舟船接之归是议也。”[9]
在河道和海面上，明朝的水师占尽优势，后金的骑兵却反而发挥不了作用，整个行动安全而稳妥。要达成如此稳妥的输送方式，其关键就在于辽民上船以前要和后金暂时脱离接触，而这样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在笔架山被接吴士科以水师接回来的那批辽民就属于这种情况。
“其人可六千，即十三山义民也，乘雨逃出。公阅关时闻，而促在晋往迎之。在晋檄通判吴士科以舟船泊笔架山迎之。”[10]
由史料可知这批辽民是在大雨的掩护下开始西行的，由于后金并没有察觉，所以他们暂时与后金军脱离了接触，并一直走到锦州与宁远之间的笔架山一带，王在晋获得消息以后派吴士科率领水师迎接他们回来。
这此事件证明了两点问题，一是用水师接应辽民是完全可行的；二是即便宁远没有驻军，只要辽民能暂时和后金脱离接触，西行一段距离达到可登船的安全渡口，那就能逃出生天。这个事例除验证了水师接应的可行性之外，还证明了其实即便宁远没有驻军辽民依然可以西行，辽民西行的条件不是宁远有驻军，而是和后金暂时脱离接触，这就意味着驻军宁远其实是个摆设。
综上所述，王在晋和袁崇焕各自的提议哪个更可行、更奏效、更高明在讨论和例证中见了分晓----修筑宁远、据兵宁远都不能解决十三山站义民的燃眉之急，而以水师接应才是最直接最快捷的方式。
所以，孙承宗、王象乾、袁崇焕等人的建议，即便被执行也只是个多余的摆设。获得这个结论以后，再反观清修明史中叙述的意思：
“崇焕请……承宗以为然，告在晋。在晋竟不能救。众遂没，脱归者仅六千人而已”
清修明史如此叙述使人感觉袁崇焕的建议似乎是可行的，孙承宗也认可，但就是因为王在晋无动于衷而最终导致了惨剧。
不过，在了解了全部信息以及弄明白了各种方案的可行性之后，不难看出，所谓袁崇焕之提议，在客观上只能是摆设，主观上也遭到包括孙承宗、王象乾在内的众人之反对，是完全不能行通的，反倒是王在晋以水师接应的计划比较可行，并成功迎接了六千人到前屯。
这样的结果显示，清修明史的说辞完全是在以曲笔颠倒黑白。
[1]【《三朝辽事实录》卷十】
[2]【《三朝辽事实录》卷十】
[3]【《督师纪略》卷二】
[4]【《三朝辽事实录》卷十】
[5]【《督师纪略》卷二】
[6]【《三朝辽事实录》卷十】
[7]【《三朝辽事实录》卷九，《明熹宗实录》卷二十三】
[8]【《明熹宗实录》卷四十】
[9]【《三朝辽事实录》卷十】
[10]【《督师纪略》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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