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道战》中，日本军官挖地雷却挖到了屎，那副愚蠢而又气急败坏的“尊容”，相信很多人都还记得——作为抗日战争题材的经典老电影，《地道战》是个标杆，它代表了这类题材电影的一种方向和成就。但是，让我们遗憾的是，在接下来的那么多年内，我们却几乎只看到了这一种方向。我们的英雄一律是英明果断的英雄，坏蛋则一律是愚蠢透顶的坏蛋。
不光电影如此，我们的出版物也是如此。“类型化”的英雄和“类型化”的坏蛋充斥了我们的文学创作，甚至是历史纪实。
这些，一方面当然是我们的艺术创作技术上的问题，但另一方面是不是我们的立场出了问题呢？比如，我们太过热情，太想宣泄国家与民族的情感，以至于我们在过度宣泄导致的艺术夸张中走不回来了？
我们的抗日战争题材出版物和其他艺术作品是非常多的，但显然，在过度的“国家和民族立场”下，这些作品中持“人性立场”的成分太少了。而这种“人性立场”的缺失已经给我们的历史记忆带来了伤害。
在国家和民族的立场下，我们看到的抗日战争是什么？是异族异国对于我们的国家和民族的累累罪恶，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永不会沉沦的精神。由于这种立场的天然的集体精神，这种立场下的历史书写更关注的是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是国家和民族作为一个整体所承受的灾难和罪恶，而对于历史个体，它总是因为忽略而存在着多多少少的遮蔽。反映到相关作品中，它更宏观，更重史料的陈列和简单阐释，而少对个人命运的关注。
那么，在人性的立场下我们又能看到什么呢？是人们在悲惨命运面前的挣扎，是人类在战争面前的呻吟，是个体在世界面前的苦难。在这种立场下，我们的历史书写挖掘的是个体生命在那个特定的年代的哀号，是立体形象的个体人生的命运。而相关作品则因此充满了历史的血肉。
国家和民族的立场使我们体会的是一种集体的苦难，它让我们“知耻而后勇”，进而形成一股振兴民族和国家的集体力量。
人性的立场则使我们体会的是个体的灾难，它让我们悲天悯人，关怀每一个个体的痛苦，深刻地反省“人”自身的罪恶，进而避免这种人倾轧人的发生。
两种立场，两种不同的作用。人性的立场相对还要更本质和久远一些，但是我们在抗日战争的纪念中却过多地使用了国家和民族的立场。在这种立场的纪念里，我们往往一遍又一遍地了解到那些史实，但是我们却难以体会个体在那个时代的具体的悲哀。我们被浸入了历史，却浸入不到历史的细节。这种单纯立场的纪念，效果能有多少？
《杂诶芳且淅此担搅艘欢ㄊ焙颍妨系脑黾邮呛芾训模鎏迕说目疾烊次耷钗蘧 Ｕ庵挚疾煸蕉啵颐堑睦芬簿驮椒崧＠纷畲蟮姆岣恍允窃诙愿鎏迕说目疾焐希颐枪叱５乃嘉此坪跸拗屏宋颐嵌杂诟鎏迕说目疾臁?P>曾经有报道说，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门可罗雀，而一些媒体热炒的“抗战图书”也常常是“叫好不卖座”。我们自然可以义愤填膺地谴责人们对于历史的遗忘，可是难道这跟他们常常只是对历史史料的简单展示没有关系吗？在那里也许我们看到的都是我们已经看到的粗略的史实，我们从小学到大学，从各种各样的历史书上可能已经看到过了很多次。对于那场战争，我们展示的公共的历史财产是如此之少，历史本来的丰富性哪里去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地有人惊呼：“我们忘记了历史！”我们没有忘记历史，我们是在那些枯燥的数字和单纯的史料面前，逐渐失去了对历史的浓厚兴趣。而这正是人性立场的缺失使然。
我们呼唤人性立场的回归。人性立场的回归将使我们的苦难史，充满了历史的血肉，我们可以在那些一个又一个的个体苦难故事中体会历史的悲凉，我们在这种更深刻更身临其境的体会中，更能记住那场战争，记住那场国家和民族的灾难，记住那场人类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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