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坛的“北戴河时间”已近尾声，中共现任高层和众多政坛元老（卸任高层）们也将结束这种难得一聚的夏季休假模式。外界普遍认为如果不出意料，在即将召开的十九大上，这些元老将仍然依惯例在以特邀代表身份在开幕式的主席台上就座。
但是相较于十八大前中共元老在政坛举足轻重、扮演重要角色的作用，今日，中国政治已经基本摆脱了“元老政治”的束缚。当下，重新回首，我们应该怎样去看待“元老政治”这个话题，“元老政治”给中国带来的是什么？“扶上马，送一程”的背后，究竟是“干政”，还是用经验起到“压舱石”的作用？
“八老议政”
今天谈起老人干政，最先想到的就是文革之后“八老议政”和中顾委（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时代。
1982年1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到要老同志让路，让中青年干部上来接班的问题时，把它比喻为“一场革命”，并疾呼：这场“革命”不搞，让老人、病人挡住比较年轻、有干劲、有能力的人的路，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于要涉及到亡党亡国的问题，可能要亡党亡国。
同一年的中共十二大上，邓小平出任中顾委主任。在他的带动下，中共中央政府和各地方一批年老官员退出第一线，增选为中顾委委员和地方的顾问委员会委员。邓小平借此成功结束了毛泽东时代的官员尤其是高级官员的终身制、推进了中共的“干部年轻化”，同时也缔造了中共政坛上的另一个名词——元老政治。
当时著名的“中共八大元老”，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中共八大元老”并非正式的成为，其最早见于香港媒体，具体人物也各有不同，以下为两种比较常见的讲法：一是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彭真、杨尚昆、邓颖超、薄一波、王震；二是邓小平、陈云、彭真、杨尚昆、薄一波、宋任穷、万里、习仲勋。
宋平、万里、乔石、李鹏、邓小平、江泽民、薄一波、姚依林、杨尚昆在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上（名单出现两个版本的原因可能是适用于不同时期，即原八老中的李先念、邓颖超、王震在1992年至1993年相继过世后，八老成员又换入宋任穷、万里、习仲勋。
1980年代起至1990年代，“八大元老”拥有凌驾于中共最高决策层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之上的权力，甚至接连罢免了胡耀邦、赵紫阳两任中共总书记。
邓与江 是与非
从邓小平时代“八大元老”产生，老人干政就一直笼罩中共政坛。但是一个特别的现象是，邓小平和中共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都在卸任之后，有“干政”的情况，却得到了外界截然不同的评价。
1989年的六四事件后，江泽民于当年6月底出任中共总书记和军委主席。同时，中共高层就是否继续改革开放出现意见分歧。1989年11月，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判定改革开放进展过快。转向全面公有制、结束改革开放的苗头出现。
1990年11月26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引发极大的争议，“姓资还是姓社”以及改革是否过快的舆论硝烟再起。1992年1月17日，88岁高龄的邓小平无奈之下开始南巡，1月19日，邓小平在深圳发表长篇讲话：“改革开放是大势所趋，得到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拥护，谁不改革谁下台。”
邓小平南巡为处在僵局中的中国改革开放事业推进了一大步，他被评价为“以老迈之躯推动停止转动的改革开放车轮，确保中国的改革开放没有出现令人担忧的逆转。”如今，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经济大国，每年经济增量超过了25年前中国经济的总量。
1992年10月的党代会（中共十四大）依照邓小平的意愿撤销了以“元老”为中心的中顾委，“元老”一词也不再被官方使用。令人遗憾的是，“元老政治”并未随着“元老”一词在官方语系中的消失而消失。
从1989年六四风波之后上台，一直到2002年中共十六大上把总书记位置让给胡锦涛，江泽明担任中共总书记13年。卸任总书记之后，他仍然继续掌握军权，即所谓“扶上马、送一程”。而江泽民的“送一程”则一直被外界批评为是典型的“老人干政”。
江泽民“干政”的最典型的案例，就是众人耳熟能详的2008年中国汶川地震期间，解放军高层借口要请示“老领导”，不听代表胡锦涛奔赴灾区的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指挥。这种尴尬现象的背后，是江泽民留任军委主席两年的影响，以及一直到中共十八大后才撤销的“江泽民办公室”的长期存在，对于胡锦涛发挥领导权的掣肘。
是非不同的背后
从本质而言，邓小平南巡也是一种“干政”，为什么外界对此和江泽民的“干政”有不同的评价？梳理邓和江的“干政”，可以发现有很多不同。
同是总理，同是地震救灾，李克强2014年在云南地震现场，已经摆脱了温家宝当年因“老人干政”之祸抢险无力的无奈（图源：制作）
邓小平的“干政”，是一种不得不为之的无奈。比如他的南巡，当时的历史背景是六四之后，中国的改革开放遇到挫折，不仅当时的意识形态领域“百家争鸣”，当时的中共高层也对于是否继续改革有极大的争议。当时的历史环境，需要一位德高望重的政治老人，出来平衡争议，稳定局面。所以，邓小平出面干预政治，且他的干预领域在政策，在于中国如何继续发展。
而而反观江泽民的“干政”，是在政局稳定的局面下，对权力的不放手，且他利用没有放手的权力，对中共政坛高层人事安排作除了不应该出现的干预。掣肘了当时的中共在任领导集体。这两种目的的不同的“干政”，对中共政坛造成了截然不同的影响。因而也得到了截然不同的评价。
“在中国尊重长辈， 尊重老长官的传统中共之前有早已有之。老人政治也可以说是中国的政治文化。”美国俄亥俄州政治学教授冉伯恭曾经如此评价中共的“元老政治”。诚然，“元老政治”，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有其可以理解之处，不仅因为中国有着悠久的尊老传统，而且政治老人确实在经验、阅历上更丰富，会对后辈有所建议，关键时刻可以起到压舱石的作用。
但是不能否认的是，“元老政治”确实有其负面影响，尤其是对于推动国家朝向执政现代化和法治而言的中共第五代领导集体而言，他们需要以更现代更法治来回应时代，也许他们可以接受“政治老人提出意见”，但是绝对不应该在有“老人干政”现象的出现。所以，中共十九大期间可能还会出现元老们的身影，但是他们更多的四象征中共的团结和尊老，而非对政治大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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