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哏都”是天津民众对自己家乡的戏称,哏在相声中指代包袱(笑料),哏都即为逗趣之都的意思。相比北京和上海的“帝”、“魔”封号,天津人更享受“小富即安”的自得其乐,不竞不争,点到为止是天津的城市性格。
近日中共中央环保督察组向全中国通报批评天津整改工作不力,称天津环保治理只做“表面文章”。东丽区副区长李洪艳、津南区副区长陈波被免职,各区县多名相关责任人被问责。
环保督察组针对天津整改工作的反馈意见如是写道:“一是工作落实不够到位。二是大气环境治理仍显薄弱。三是是水环境问题较为突出。四是一些突出环境问题长期没有得到解决。”
“做好东道主,办好全运会,迎接十九大”是天津当前喊得最多的口号,在全运会和十九大的合力下,当地政府的“脸面危机”已上升为最主要矛盾。在7月29日被通报批评之后,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当场表态,“反馈意见就是整改方案”。天津市长王东峰当天召开专题会议部署落实整改。
天津目前的环保问题由哪些因素组成,是什么导致在中共如此重拳的督察行动下仍然“整改不力”,中共的环保督察之于天津政坛是目的还是手段?记者日前实地探访天津东丽区,以便解开津门谜底。

中央环保督查组此时批天津“表面文章”,意味深长(图源:VCG)
经比对了解,今年5月,在督察组对天津各区公示的96项督改信息(根据举报部分核实后给予公示)中,涉及大气污染的条目有33项,涉及水污染占14项,涉及垃圾污染占33项,这其中还存在不同污染类型互相交织的情况,而且除这三类污染外,还有油烟、扬尘、噪音等多种污染项。东丽区被通报的4项污染督改案例中,有3项涉及大气污染,一项为噪音污染。
天津市民张德顺(化名)居住在滨海新区开发区西区港城大道附近,据他反映,每天22:00至次日05:00左右,都会闻到一股刺鼻的化学异味,有市民顺着气味追踪,怀疑是东丽区中金路的舜滨筑路材料有限公司排放的废气,周围民众也曾亲眼看见附近有浓烟烟柱。
督察组现场检查时该企业正在生产,无环保手续,有废气排放,料堆苫盖不完全。执法人员已经对其进行现场取证。目前该企业已经被东丽区环保局联合军粮城街道进行查封,并且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
而据中央环保督察组公布的督查反馈信息,天津地区的环境问题集中于这些“散乱污”小厂,尤其是一些中小型钢厂违规生产“地条钢”,对当地环境尤其是大气造成污染严重。
此前,中国国务院发文要求各地在2017年6月30日前彻底取缔“地条钢”非法生产。但截止今年7月份,天津地条钢的生产还在如火如荼地暗中进行着。涉嫌生产地条钢的东丽区财岗利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岗利公司),两次拒绝中共环保督察组检查。但无论在5月15日北辰区公布的6项案例还是东丽区公布的4项案例中都没有涉及地条钢,这背后的信息值得玩味和推敲。
当记者来到财岗利公司门前时,两扇红漆大门紧锁,工厂的招牌也被撬走,红门旁的白墙上还能看见斑驳的痕迹。透过门下的缝隙,可以看见工厂院内比较整洁,一个龙门吊树在角落,一旁有一个写有福字的花鱼屏风,再有就是几盆花草,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杂物,也见不到一个人影。

两次拒绝中央环保督查组检查的财岗利公司,如今已人去楼空
经问询附近的快递小哥得知,财岗利公司已经被整改了,设备也都被撤走。记者发现周边的公司也都已摘牌或是用黑胶覆盖厂名,一片萧条景象。财岗利公司周边区域集中了多家中小规模的工厂,多是从事机械加工、维修、玻璃制造以及废物回收行业等,这些工厂与一个微型村落紧密相连,坑洼脏乱的道路纵横其间,积满垃圾的水沟散发着腐臭,这是中国很多工厂聚集区和长途运输中转区常见的景象。
一家财岗利公司附近设备厂的王姓老板称,由于财岗利公司的“闹事”,周边所有工厂全部被迫停产关门,这几天正忙着遣散工人、撤走设备。王老板说话时,几辆环保联合执法的白色汽车驶过,后面跟着叉车。对于财岗利为什么两次拒绝开门接受中央环保督查组检查,王老板摇摇头操着浓重的天津腔调说:“这个咱就不知道了,人家检查合理合法,没理由不开门啊。”
王老板透露,由于环保局拒绝补办环评,自己正在遣散员工。王老板的设备厂年产值2,000余万人民币,每年上缴税款200万左右,现有员工三四十人,大多数是下岗职工和残障人士。他们在这里做工每个月能有3000元的收入,现在设备厂倒闭,这些人暂时无处可去。
王老板抱怨一辈子的心血就此付之东流,他猜测该区域环保整治力度如此之大部分原因可能是天津当地地产商欲开发这一区域做居民区配套公园。如果他所言属实的话,“天然正义”的天津环保整治运动就染上了利益的刺青。
天津和平区公务员的程军伟(化名)认为,把环保搞成政治运动是值得商榷的,“其实对天津普通百姓来说,并不特在意环保这个事儿。整治多少个工厂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太远,人们只关心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东西。环保或许只是个名义,这背后的事情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说清楚的。”
在天津本地媒体工作多年的郭琳琳(化名)对于清理整顿违规企业的行动不以为意,“天津的一贯做法都是这样,等两个月或是半年之后再看,估计就又回到原样了,该怎么生产还是怎么生产。”
郭琳琳表示,她并不认为经济和环保之间有特别尖锐的对立。两者对立的确存在,但也只是有时可能更偏向经济,有时可能更倾向环保而已。早年她曾经采访过可口可乐公司在华的罐装厂,非常注重和工厂附近村民一起协作保护环境,这在西方叫做。但在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意识至今还没有完全被激活,如今天津的做法有点急迫,多年形成的观念和既有污染的现实都不是朝夕可以更改的。
全运会和中共十九大之后,天津的环境问题是否又会慢慢复旧,现在很难给出答案。但在停留天津期间,多名当地市民向多维记者表示,天津的空气质量要明显优于以往 。
在中国,理解任何事情都不可能与政治相割裂,环保治理也如是。天津复杂的政治脉络和利益网络,或许需要借助一个名义来整治,此次环保督察行动有理由看成是城市污染和官场污染的双重治理。但在戳破“表面文章”的同时,如何兼顾一些小企业主和个人的正当利益;在治理深入的同时,如何更加人性化,这是津门卸下“包袱”时需要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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