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代以后，北方列强的东移、南侵和西迁反映了戈壁滩的逐渐扩张。
中国大西北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碰撞和渗透的一个界面，而这个界面一直到新石器晚期还没有显现，或者还没有接近河西走廊和黄河中上游一代，黄河河套及其西面的地区曾孕育了灿烂的新石器晚期的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
图3.1：陕北神木石峁古城遗址和那里出土的鳄鱼骨板（左下角）
位于陕北神木附近的石峁古城（图3.1），大约兴建于3800至4300年前，为已知中国新石器晚期面积最大的城址，是一个典型的远古都城,显然当时这里是一个农耕文明的中心。在这里发掘出了大量玉器、陶器、石器、骨器、墓葬、房址、壁画等遗存，同样引人注意的是，这里还出土了杨子鳄的骨板（见图3.1中小插图）。无独有偶，在西周都城镐京遗址（约3000年前），也出土数片扬子鳄骨板，在山西的陶寺遗址（距今3900-4500年）也出土了许多存于鼍鼓内的扬子鳄骨头。鼍鼓是用扬子鳄的皮蒙制的木鼓，传说始于五帝之一颛顼，是古代礼乐仪式中的一件重要礼器，在《诗经》、《商颂》、《吕氏春秋》等许多诗词歌赋里都有提到。扬子鳄这种生活在长江流域的水生动物，怎么会出现在干燥的北方？有学者认为这是从其它地方带过来的，然而更大的可能是它就出自当地，说明当时黄河流域的环境和南方一样湿润，那里有许多沼泽湿地。史料记载，甚至到了周代，在秦国境内还有很多大湖，例如陇山的弦蒲薮，六盘山的朝那湫渊，而泾阳北的焦获薮和潼关的阳华薮位列古代九大湖泊，汉代时关中仍被称为“陆海之地”[1]，另外先秦的经史中还经常提到兕，一种野水牛或犀牛生活在黄河流域。
到了青铜器时代之后，北方的游牧民族才似乎越来越逼近西北一带，或者说游牧民族与农耕文明的分界才越来越清晰。在华夏王朝的盛衰更替过程中，北方的游牧民族也是风云流转。他们彼此之前，他们与华夏王朝之间，上演了一幕幕跌宕起伏、波澜壮阔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在秦帝国时期活动在河西走廊至黄河河套地区的是月氏人，月氏与东胡东西夹击，甚至使匈奴屈服。到了西汉初年，匈奴兴起，击溃月氏，威胁汉室，曾将汉高祖32万大军围困于平城（大同）的白登山七天七夜。汉王朝历经文景之治，到汉武帝时局面才彻底改变。三国到魏晋时期北方的强国则是鲜卑，之后柔然被突厥推翻，突厥又被隋唐击溃。北宋与西夏、辽国角逐，南宋则与金国较量，接下来是蒙古兴起，明朝则被女真所取代。
自汉代以来，称霸北方的游牧民族所兴起的根据地，有一个逐渐向东移动的趋势，犹如书卷，一页页翻开，越翻越薄。它们由弱到强登场，又由盛及衰谢幕，最后大多一分为二，一部分向西迁徙，一部分则与当地的其他族群融合。这说明跨越这段历史，中国西北位于蒙古高原上的广大区域，变得越来越干燥和贫瘠，游牧民族赖以生存的草场逐渐退化，战略纵深受到挤压，只得向四周扩展。然而在南侧受到农耕文明的抵御，向东则遭遇原住部落的抗衡，向北则气候太冷，不得已只有向西迁徙，在中间则慢慢形成一个真空地带，这就是戈壁滩，其面积在东、南、北三个方向逐渐扩张。纵观历史，北方游牧民族与华夏农耕民族的碰撞在周代以后愈演愈烈。显然西北地区的干旱沙漠化进程是引发动荡的重要因素，而来自北方的威胁也促使南边的农耕文明向集权统一演进。
河西走廊在古代是一个人文荟萃之地，它介于青藏高原和蒙古高原（高度远低于青藏高原）之间，从祁连山上流下来的疏勒河、黑河、石羊河等河流在这里孕育了丰富的农耕和游牧文化。疏勒河原来是向西流入塔里木盆地东端的罗布泊，黑河是中国仅次于塔里木河的第二大内陆河，在古代曾经绵延流向黑龙江。石羊河曾是黄河河套左岸的一条大支流[2]，《尚书·禹贡》中大禹治水所涉及的“原隰底绩，至于猪野”正是石羊河所经的湿地大泽。夏、商、周时这里隶属乌孙，先秦时为月氏的领地，西汉初则为匈奴的牧场[3]。
近代黑河的尾闾湖是居延海，居延绿洲曾是“丝绸之路”以北的粮仓，周围水草丰美、土地肥沃，汉武帝击败匈奴后就在此筑城屯田、设立郡县。这里曾出土三万余枚汉代简牍，为二十世纪四大考古发现之一。自汉至唐，居延地区呈逐渐干旱趋势，在唐代王维的诗中多次提到居延，其中以“居延城外猎天骄，白草连天野火烧”和“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颇能反映当时的景观。宋代时这里是西夏国的领地，在此建有三面环水的黑水城（其废墟见图3.2），是当时西夏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一，是出土西夏文物最多的地方。元朝依然沿用黑水城，并加以扩建，但后来随着干旱加剧，绿洲被沙漠吞噬，当明朝的军队于1372年攻陷黑水城后，发现这座城池再也无法维持了。
图3.2：黑水城遗址
图3.3：统万城遗址
十六国时南匈奴人赫连勃勃于公元418年取得长安，在灞上称帝，建大夏国。不久这位皇帝就开始在河套中部的无定河畔建造一座新的都城，取名统万城，当时这里气候宜人、水草丰美，赫连勃勃感叹道“美哉斯阜，临广泽而带清流，吾行地多矣，未有若斯之美”。统万城建好之后，赫连勃勃就在这里发号施令，而把太子留在长安镇守，这与八百年后忽必烈的元上都、元大都格局有些类似，只是转瞬之间大夏政权就崩溃了。风云变换，王朝更替，统万城和元上都在明朝被弃用，成为废墟（见图3.3和图3.4）。它们之所以没有延续下来，是因为周围的环境恶化，无法再屯田驻防。
图3.4：元上都遗址
十世纪之前沙漠化还局限于河西走廊以北地区，十世纪后逐渐向河套地区蔓延[4]。现今在统万城所在的位置以北广袤的土地已退化成沙地或沙漠，这就是毛乌素沙地和库布齐沙漠，在近五十年内这两个区域都有显著的扩张，同时毛乌素沙地在向流动沙漠转变[5]。无独有偶，元上都的北边也出现了浑善达克沙地，并且近五十年的发展趋势与毛乌素沙地一致。
马背王国结局最悲壮的当数党项人建立的西夏国，其开国领袖李继迁（李姓为唐朝皇帝所赐）仅率几十个族人在地斤泽（现陕西北端与内蒙交界处的红碱淖）周围起事，在抗宋的过程中发展壮大，建立起横跨黄河河套到河西走廊广大地区的西夏国，他们创造了自己文字，信奉佛教，骁勇善战，曾多次大败宋军，与成吉思汗的蒙古铁骑进行过多次对抗，危难时甚至妇女都参军上阵，但最后还是被蒙古所灭。值得指出的是，西夏国的大部分疆域就处在上述干旱沙漠化的中心，黑水城出土的文献中有一封守将仁勇在公元1224年写的请调报告，信中提到了武备缺乏、粮草不足的窘境，说明当时干旱加剧，粮食欠收很严重。李继迁起家所依赖的地斤泽（红碱淖）现在已是四面环沙，成为毛乌素沙地的一部分。有研究认为，毛乌素沙地的形成始于公元十世纪之后，也就是西夏立国之初，所以西夏王朝的命运与该地区的干旱加剧息息相关。
图3.5：从古代城邑的荒废看戈壁的扩张
古代的石峁古城、居延城（黑水城）、统万城、元上都周围都是宜于农耕或畜牧的水草丰美之地，这些地方自然环境的古今巨大反差揭示了自汉唐以来西北地区干旱和沙漠化的进程（见图3.5），是由西到东再向南和北，逐渐的扩张，这是一个空间发展过程，而不是温度变化所引起，因为温度上升或降低造成的影响应该是并行的，即东西南北应该有同样的趋势，而事实并非如此。现今的西北从河西走廊到河套地区，所有的城镇无一不是靠着黄河或其它高山来水而生存，其周围的生态已没有自我维持的能力。
参考文献
[1] 吴晓军, “生态环境影响：解读西北历史变迁的新视野,”甘肃社会科学, 卷 2005, 编号 5, pp. 196-199, 2005.
[2] 冯绳武, “疏勒河水系的变迁,”兰州大学学报, 卷 1, pp. 125-130, 1981.
[3] 龚家林, 程国栋, 张小由, 肖洪浪和李小雁, “黑河下游额济纳地区的环境演变,”地球科学进展, 卷 17, 编号 4, pp. 491-495, 2002.
[4] 吴正, “浅议我国北方地区的沙漠化问题,”地理学报, 卷 46, 编号 3, pp. 266-276, 1991.
[5] 吴波和慈龙骏, “毛乌素沙地景观格局变化研究,”生态学报, 卷 21, 编号 2, pp. 191-196,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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