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建章／30年前，1978年深秋季节，中共中央在北京的京西宾馆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会议结束后，中共中央第十一届三中全会随即召开，从此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新时代的序幕。今天人们回忆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总会记起当时席卷全国的那场理论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度，我当时所工作的红旗杂志社是那场讨论的关注点。
1977年9月10日，我走进位于北京景山附近的沙滩北街2号的大院。这是一个在中国近代史上发生过著名事件的地方：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的学生在这里集合，走上街头，组织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民主、科学为诉求的民众示威活动，即我们所说的“五四运动”。以后，这个大院被命名为“民主广场”。广场的前面就是著名的北大红楼，当年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李大钊和毛泽东都在那里工作过。解放以后，在当年的民主广场上盖起了一座新的红楼，中共中央宣传部从中南海搬到在这里办公；1958年，中共中央决定创办一个党的理论刊物，这份被命名为“红旗”的杂志编辑部也“落户”在这里。我是9月10日来红旗杂志社报到的。那时候，我刚刚从部队复员不久，粉碎四人帮以后，百废待兴，宣传部门正需要新鲜血液。
60年代以前出生的人大概都还记得“两报一刊”这个词。在文化大革命中，这是中国权威的舆论工具，两报指的是作为党报的人民日报和军报的解放军报，一刊就是党刊红旗杂志。红旗杂志1958年创办，总编辑是陈伯达，当时官居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毛泽东的政治理论秘书。红旗创刊不久就赶上中苏大论战，“九评”的文章就发表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面。文革开始以后，红旗杂志在姚文元的亲自控制下更是不可一世，成为四人帮重要的舆论工具。1977年我进入红旗杂志的时候，红旗杂志在全国的发行量仍然高居800万！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以后，中共中央成立了宣传口，由原中联部部长耿飙担任第一把手，第二把手是新华社社长朱穆之，接下来是解放军报社长华楠。中国驻联邦德国大使王殊被调回，担任红旗杂志的总编辑，排在宣传口的领导人的第四位。这四位官员都是正部级。他们的上面、是中央主管宣传口的汪东兴，党的11大以后，汪东兴被选为党中央副主席，正式作为中央主管意识形态领域的“总管”。
王殊是从中国驻西德大使的岗位上、作为“笔杆子”被调到红旗杂志总编辑的岗位上的，官虽然是升了，但是他对这个岗位并不热衷。王殊曾经对我说，他是新闻记者出身，而红旗是搞理论宣传，纯意识形态，他感觉很不适应，因此多次向汪东兴反映，希望回到外交界工作。这是一个原因，另外的原因是，在意识形态这个领域中，王殊不是“圈子”里的人，一些老的意识形态“专家”看他不顺眼。不久前，邓力群在香港出版的回忆录中证实到了这点。文革前，邓力群是红旗杂志副总编辑，粉碎四人帮之后，邓力群一度被安排官复原职，继续到红旗杂志做副总编辑，但是邓力群没有把王殊放在眼里，不愿意为王殊做副手。到了1978年5月，中央正式批准王殊回外交部工作，红旗杂志总编辑由熊复担任。
熊复当时是中共中央毛主席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的副主任，这个办公室的主任是汪东兴，另外几位副主任是胡绳、吴冷西、李鑫。“毛办”设在林彪原来的住宅、西四的毛家湾，当时主要的工作是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以及为中共中央领导人撰写文件和讲话。早在1975年，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的时候，就成立了国务院研究室，把党内的一些理论工作者调到国务院研究室，针对党内的极左路线写了不少文件和文章。1976年邓小平被毛泽东第二次打倒，国务院研究室的人员的政治态度开始分化，在四人帮的政治高压下，一部分干部不得不追随毛泽东的政治路线，紧跟“批邓”。但是时间不长，毛泽东去世后，四人帮被粉碎，邓小平复出，这批干部便兵分两路：一批去了华国锋、汪东兴手下，俗称“毛家湾一带”，这就是胡绳、吴冷西、熊复和李鑫等；当时未得华、汪赏识，或者不想投奔华、汪的就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如胡乔木、邓力群和于光远等。
熊复是党内著名的“秀才”之一，四十年代曾经担任重庆新华日报的总编辑，解放后，先在中南局担任宣传部长，后调到中共中央宣传部担任副秘书长。据熊复说，在原来号称“民主广场”沙滩北街2号盖一座新的红楼，作为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办公楼，就是他在中宣部时操办的。60年代初期中苏交恶，论战开始，熊复调到中共中央联络部，担任副部长，继而参加“九评”的写作组，一直到文革开始后，他接替下台的吴冷西，担任新华社社长。时间不长，就因为在一张新闻照片中，陶铸的头像换在另外一位中央领导人的头上，搞了所谓的“换头術”，陶铸下台，熊复便也被打倒（据熊复说，其实作为新华社社长的他哪里敢擅自搞“换头術”，这些都是“上面”的旨意，他只不过是个执行人），一直到1975年，邓小平复出，熊复进入国务院研究室，重新登上意识形态的舞台。
1978年的5月，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正在酝酿之中。这次思想解放的中心话题就是破除对毛泽东的迷信，清除毛泽东解放以来特别是文革以来的错误。导火索是以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先是由中共江苏省委党校的一位哲学教员所写，后来被时任中共中央常务副校长的胡耀邦发现，加以修改后，在光明日报刊出。这篇文章的真实意义在于，通常所说的“一句顶一万句”的毛泽东的立言、立论，也要由实践检验，是否正确。至少，由他本人亲手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就是错误的，或者说就是一场灾难。这种观点是直接针对早些时候两报一刊的文章提出的“两个凡是”的说法。
四人帮被粉碎后，两报一刊的文章作为变相的中央文件的做法仍然持续了一段时间。但是这篇文章虽然是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社论的名义发表，这两报和一刊的老总们却丝毫不知情。据说当时宣传口的负责人耿飙拿到稿子后，在宣传口负责人的会议上通读了一遍，便算认可，然后就只字未改，原样照发了。文章的来源是汪东兴办公室，起草人是汪东兴担任主任的毛著编委会办公室的理论组。当时，龚育之、郑必坚都是理论组的成员。以后有人指出，“两个凡是”的说法其实出自于郑必坚之手。后来担任多届中央领导人秘书的郑必坚对此始终没有表示过说法。其实，即便就是出自于郑必坚之手，这个思想也是一定来自于中央高层领导。只不过是借郑必坚之手表达出来而已。熊复到红旗来以后，有时候也请龚育之、郑必坚等人来编辑部参加对一些重要稿件的讨论和修改。资历远在他们之上的熊复对他们几位也是必恭毕敬的。
胡绳、吴冷西、熊复和李鑫后来被称为“凡是派”，并不是因为他们直接执笔起草、撰写了那篇“两个凡是”的宣言（我想，作为毛著编委会办公室的领导人，他们一定是参与了社论的讨论），而是在后来光明日报评论员文章发表后党内引起的争论中，他们旗帜鲜明地反对批判毛泽东的错误，试图继续维护毛泽东的许多错误理论和做法。用吴冷西的话说，提出用实践检验毛泽东的思想，就是要砍倒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这个罪名在早几年是够枪毙的罪名的。事实上，粉碎四人帮以后，全国各地仍然有以“恶毒攻击罪”判处极刑的案例。
我在很多年以后都不能理解，为什么许多老干部像熊复、胡绳、吴冷西、胡乔木、邓力群这些人会那么执著地维护毛泽东的“旗帜”。从个人来说，他们都受过高等教育，至少是博览群书，通晓古今。人们通常认为，熊复本人思想极为保守。可是在有的问题上却又不尽然。熊复在五十年代末曾经在中国青年报上以“傅容”的笔名撰文，大谈人道主义的正当性，除了没有讲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异化”，其观点之尖锐并不亚于后来周扬的文章。中国青年出版社后来还专门出了小册子。这个事情是我在有一次采访党内老资格的理论家吴亮平所说，后来我从图书馆找到了这本小册子。文革中这些帮助毛泽东政策提供注解的理论家，也成为毛泽东极左政策的受害者，有些人甚至下过狱。文革后，从政治上来说，审时度势，极左的一套在中国越来越没有市场，想维持一个没有毛泽东的毛泽东时代，是一个太不现实的空想。所以，华国锋、汪东兴等人既没有和邓小平、陈云等人较量的实力，又不主动顺应党内、党外要求变革中国政治的时势，他们不败，谁败？
在被称为“凡是派”的四个人当中，最先被冲击的是吴冷西。吴冷西文革前是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总编辑。因为他给当时的人民日报总编辑户籍为打电话，提出“真理标准讨论是砍旗”而受到普遍的批评。吴冷西之后便是是红旗杂志的总编辑熊复。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以后，全国各地、党内军内纷纷表态，支持变革毛泽东极左思想和政策的做法。最后只剩下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对这场讨论时若罔闻，一言不发。我记得有一天在值班室值班，接到一个社外打来的电话，质问红旗杂志为什么不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文章。
来电话的人是当时国防科委的副主任叫罗元发，是个将军。按照熊复当时在红旗核心小组会议上传达的精神，中共中央分管意识形态的副主席汪东兴要求红旗杂志“不介入这场谈论”，即，不发表任何观点和文章。当然，按照邓小平后来的说法，这种“不介入”其实也是一种介入，是一种消极的抵抗。和红旗一起忠实执行汪东兴指示的还有中宣部，那时的中宣部部长是由华国锋点名从湖南调来的张平化。也就是说，主管宣传的党中央最高领导人汪东兴不赞成“实践检验真理标准”的讨论，并下指示，要求宣传部门采取消极、不介入的态度，以这种态度来表示中央对于这场讨论的不认同的立场。
可是汪东兴的指示除了红旗坚决执行以外，其他的宣传单位并没有理会，甚至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更高一轮的“表态”：各大报刊、各个省市党委纷纷表示，积极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理论，从政治语义学上来说，就是支持否定毛泽东错误理论的举动。按照当年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的说法（他在华国锋去世之后撰写了一篇文章），华国锋对党内这种公然违背汪东兴和他的旨意的行为和做法没有采取任何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措施，因此是开明的。胡绩伟写道：
“胡耀邦直接领导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出笼和全国大讨论，实际上矛头直接指向华国锋的“两个凡是”的思想观点，思想解放运动也是对着华国锋、汪东兴等人。应当公正地说，华国锋并没有以势压人，打压不同意见的同志。华国锋主持的会上，汪东兴公开指责胡绩伟，胡绩伟也针锋相对地进行反驳，对于激烈的争论双方，华国锋没有做偏袒汪东兴的插话，最后也没有做总结或表态支持汪东兴。实际上，华国锋允许胡绩伟当着他的面批评汪东兴，也就是批评华国锋本人。散会后，华国锋还主动同胡绩伟握手。”
不久前，海外中文网站发表了一篇专访，谈1978年《红旗》杂志的“起义”，被采访人是国内一位叫陈小雅的学者。陈小雅的父亲方克在1978年曾经担任红旗杂志副总编辑。陈小雅在采访中谈到，1978年他父亲曾经以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主持撰写了一篇“重温实践论”的文章。这篇文章表示了对“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认同的观点，因此应该把这篇文章看作是一种“起义”的举动。陈小雅的这个说法没有事实根据。方克本人在思想上是否赞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我不知道，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身为红旗杂志副总编辑，方克从来没有在实践标准讨论问题上有过充当“起义者”的举动，甚至可以说，真实的情况恰恰相反：
众所周知，正是由于这篇文章表达了红旗杂志对于当时全国全党正在进行的“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的不同意见，这篇文章在给几位中共中央副主席送审时，叶剑英提出要召集一个理论务虚会，“大家把不同意见摆出来，在充分民主讨论的基础上，统一认识，把问题解决一下”。倘若这篇文章真如陈小雅所言，是一个“起义”的举动，是认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观点，叶帅为何把它作为“不同意见”？事实上，当时红旗杂志编辑部包括熊复、方克这些社领导遭受到社外和社内的很大压力，为了策略地执行汪东兴的指示，既不表示对这场讨论认同的观点，同时又不完全置身于事外，当时的编辑部核心小组决定写作这样一篇文章，谈实践论，谈实践标准，但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谈“实践标准”，即肯定真理有绝对性的方面，一旦真理被实践所证明，成为绝对性真理，这种真理就可以作为检验实践的标准。把这些晦涩的哲学语言说开，就是毛泽东思想已经被实践所证实是“真理”，所以不再需要实践检验。
那些提出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说法，其实就是要用实践检验毛泽东思想错误。这在哲学上是一种不可知论，政治上是一种“非毛化”。这就是这篇“重温实践论”的中心思想。我想象不出来，由方克主持的这篇文章在什么意义上成为“起义”？在红旗杂志社当时确实有“起义者”，编辑部不断有人贴出大字报，要求刊物介入到这场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讨论中。有一位副总编辑也签了名，但他不是方克，而是卢振川。
陈小雅还提到方克曾经提出向谭震林约稿，结果谭震林在文章中大谈实践时检验真理的标准，使得红旗杂志核心小组非常被动。熊复和方克本来以为谭震林文革前一直紧跟毛泽东，毛泽东曾经用谭震林替换下了被认为是“一贯右倾”的邓子恢来主管农业，谭震林因此会自觉维护毛泽东的旗帜，没有想到情况正相反。熊复只好把矛盾上交，想借汪东兴之手“毙掉”谭震林的文章，但是汪东兴也没有那个胆量，再加上邓小平、叶剑英和李先念都表明了态度。红旗最后不得不发表谭震林的文章。
这个运动过去已经三十年，现在回想起来，这场讨论其实是一场“造反”的运动：虽然那个时候胡乔木尚未发明“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这个说法，但是已经有了“宣传纪律”，即，共产党的宣传工具必须要听从党的意识形态领导部门的指令。我记得熊复当年就一再强调“宣传纪律”的说法，说红旗不介入这场讨论，是执行中央的宣传纪律。这可能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党的宣传媒介不仅违背党的意识形态领导人的指令，而且故意在全党范围内造成一种态势，迫使意识形态最高领导人就范（这在后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得到了实现）。这种情况在后来的三十年中再也没有出现过，或者被严禁再次出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不久，就出现了“在政治上和党中央保持一致”的说法，党的宣传媒体必须无条件地、绝对服从这条宣传纪律。事实上，在后来许多关于这场真理标准讨论的回忆文章都回避了一个悖论：当时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忠实执行党的宣传纪律的红旗杂志在讨论中采取了错误的态度，而拒不执行党中央意识形态最高领导人指示的绝大多数党的宣传媒体，则在讨论中选择了正确的立场。究竟谁是谁非？如果认同红旗杂志作为党刊当时采取消极、不介入的抵触态度是正确的，那就等于从道义上否定了真理标准讨论的正义性，谁都知道，没有这场讨论就没有解放思想、也就没有后来三十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如果承认红旗杂志的态度是错误的，那就从另外一个方面认同了“媒体造反”这种公然违背宣传纪律的做法。这样做的后果将会导致宣传机构作为党的“喉舌”的基本功能的丧失。这是所有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人，不管他们是汪东兴也好、胡耀邦也好、胡乔木或者是邓力群也好，都不愿意看到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意识形态领域并没有发生巨大的变化。胡耀邦接管了中宣部，兼任中宣部部长，红旗杂志依然由熊复担任总编辑一直到1987年，胡耀邦后来表示，从执行宣传纪律上来说，红旗杂志并没有什么错误，强调这一点比批判熊复在一时一事上的观点更为重要。吴冷西后来也继续受到重用，担任广播电视部部长，胡绳在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多年之后，还进入“国家领导人”行列，成为政协主席，但胡绳晚年一改意识形态的官方面孔，对中国近代历史作出不少深刻的反思。“凡是派”唯一退出政界的是李鑫，李鑫曾任康生秘书，文革后的中国政界没有他的活动空间。
现在回过头来看三十年前这次讨论虽然是一场政治力量的角逐，但是事实上它涉及到一系列非常深刻的问题，比如，党中央的最高领导人是不是可以有错误，谁来判断他们的决策是不是错误？毛泽东和华国锋事实证明都是有错误的。一旦发现他们的错误，谁来纠正？党的媒体可不可以对党的政策的合理性和正确性提出质疑？这些问题都涉及到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管理体制的改革。从这个意义上，反思三十年前这场意识形态的重大讨论，我更倾向于把红旗杂志的当年的态度定位在一种“反对派”、而不是简单的“犯错误”的位置。如果党报、党刊也能够成为“百家”言论中的一家，在意识形态领域保留一席之地，无疑将有助于一种真正的自由局面的形成。这当然是一种空想，红旗杂志后来发生的情况非常有戏剧性：
1988年初，中央决定停办红旗杂志。有人说这个决定是由赵紫阳亲自作出，获得了邓小平首肯。也有人说，这个主意是当时负责设计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智囊们向赵紫阳建议的。红旗杂志的政治态度保守，这是人尽皆知的。1986年，赵紫阳在担任总书记后专门配备了一位政治理论秘书，这位秘书就是从红旗杂志挑选的。如果赵紫阳对红旗杂志真的有什么“过截儿”的话，常理之中，他当时应该选择中组部当时向他推荐的新华社或者人民日报的秘书人选，而不是红旗杂志的。重要的问题并不是这个主意是谁出的，而在于如何实现它。
当时中央决定取消红旗杂志，因为她过于保守。政治学意义上的保守或许可以通过组织手段解决，但是经济学意义上的一份杂志是一个大众传媒，她是一个产业，面对的是大量读者，解除这样一个刊物要有大量的行政、经济和财务方面的工作来配合。这些工作由谁来做？如何做？另外如何向外界公布取消这个杂志的理由？到目前为止，在中国人的潜意识中，“红旗”还是中国国家政体、性质的一个象征，它是一个社会意识形态的维系物。没有人想到这些问题，也没有人想解决这些问题。于是，这个决策不得不改头换面，把红旗杂志改名：庙没拆，佛没动，只是换了一个名儿：求是杂志。
这个杂志名义上不再是由中共中央主办，而该为中共中央党校主办。几年后，求是杂志仍然变回“中共中央主办的机关刊物”。这只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中的一个小小事例：任何一个改革性决策的成功，并不仅仅在于这个决策从政治理念方面来说的价值，比如说民主，或者自由，而在于实现这个决策的实际可行性和技术性操作步骤。中国的改革需要的不仅是设计师，更需要一大批能够把设计付诸于实践操作的工程师和执行操作的技术工人。从这个意义上说，实践一直在充当着真理的检验者，任何人----毛泽东、华国锋、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都不能避免。
俞建章
奥地利维也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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