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近政府远离政治？

王健林所说的“亲近政府，远离政治”，一度被视为中国式政商关系的至理名言。但是今天万达所遭遇的“困局”，似乎证明政治，并非中国企业家想远离就可以远离的（图源：VCG）

在中国，政商关系向来是一个复杂而敏感的地带，企业家与政府，资本与权力，究竟应该保持一个怎样的关系？从王健林“我亲近政府，远离政治”，到马云“我随时会把支付宝献给国家”，从媒体评论中国政府将“BAT”视为新的政权拱卫力量，到近日王健林和他的万达集团所遭遇的“风波”，由邓小平改革开放迄今已经持续近三十年的中国式政商关系，似乎到了一个转折点，“重构”的旗帜在时代的风中猎猎有声。

2017年，在中国首富榜单上占据了4年的王健林，将自己的“首富”头衔拱手相让，因为他的万达忽然从6月份开始就遭遇种种“不测”，从6月22日“股债双杀”，到随后海外投资屡屡受限，到被中国政府点名禁止“贷款”进行海外投资，再到“甩卖式”的将减资和连续出售重大资产，万达这家中国明星企业在过去几个月吸足了眼球，甚至连王思聪消失100天都能够让公众号炒作出“10W+”的点击。

普遍认为王健林的“马失前蹄”是他在海外投资项目上的不谨慎，或许犯下了“政治性、方向性”错误，似乎他曾经那句“我亲近政府，远离政治”成为笑谈。政府和政治，怎么能够割裂呢？

这背后是对政商关系的一个深刻思辨，实际不只是王健林，马云说过“我随时会把支付宝献给国家”。柳传志：“我希望改革，中国企业家是很软弱的阶层”，王石“在商言商，是祸躲不过”，兰世立：“老板再大，一个处长都能搞死你”、“商人跟政府走太近就成黄光裕”，中国证监会主席刘士余“要有计划地把一批资本大鳄逮回来”……

从2000年前的吕不韦开始，中国商人就开始用一种贪婪但谨慎的态度看待政治，“奇货可居”四个字中渗透着这种贪婪。从沈万三、胡雪岩一路走来，中国商人一直不断尝试如何与政治保持一个恰当的关系。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有“中国特色”政商关系，是从改革开放之后所基本建立起来的。几十年的过程中被不断修正，调整，企业家依赖政治牟利，政客借助企业家的资本发展经济，二者似乎达成了一个平衡点。当然中间不乏“腐败”与“原罪”的指摘，但是无人否认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企业家所起到的积极作用。

亲近政府 亲近政治

如果观察改革开放后的一部中国政商关系演进史，可以将其简单梳理为三类“人”。

第一类是以鲁冠球（万向）、何享健（美的）、吴仁宝（华西村）、禹作敏（大邱庄）、李经纬（健力宝）。褚时健（红塔山）、柳传志（联想）等“史前创业家”，他们大多是在上世纪20年代——40年代之间出生，“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有着坚定的政治信仰，对于中共的“共产主义理想”有着天然的认同，即使在“人人向钱看”的年代，他们仍然坚信自己从商的最终目的是那个光明的“共产主义”，他们最大的特点是亲近政府，亲近政治。

但是即使这一批经历过历次中共党内“政治斗争”的企业家，也未能保证所有人“轻舟已过万重山”。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大邱庄的禹作敏。于1978年，略过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的包产到户政策，天津市静海县蔡公庄乡的大邱庄党委书记禹作敏直接发展企业及工业，打破了大邱庄原本极为贫困落后的局面，并踊居中国首富。尽管随后大邱庄的“衰落”看似是1993年与政府“对抗事件”所致，但是真正的关节在于禹作敏没有处理好他作为一个有体制内身份的“商人”，该与上级政府保持怎样的关系。大邱庄地方官商利益不断扩张，造成对上级政府的离心趋势和独立趋势，才是最终导致禹作敏失败的关键。

同样，李经纬和他的健力宝，同样是因为没有处理好政商关系，公司的迁址和资本结构变动造成地方政府利益受损，由此产生矛盾，带来企业衰败。在创业的前10年，李经纬是三水民众心中的英雄、地方政府眼中的财神爷，官员们对健力宝的支持也不遗余力，在企业用地划拨及各项优惠政策上都予以倾斜。有记者回忆说：“在很多地方活动的仪式上，县委书记、县长坐中间，旁边接着坐的是李经纬，再下去才轮到政府的其他官员。”

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那个时代中国企业家和政府之间的关系。

亲近政府 远离政治

第二类是以王石（万科）、马云（阿里）、马化腾（腾讯）为代表。与他们的前辈相比，这批中国企业家接受过比较完整的高等教育，是“长在（改革的）春风里”。如今，这些人都以企业家教父的形象仍然活跃在商场上。这一代企业家具有不安分的特性和冒险精神，不愿按照既有的轨迹生活，不断冲破体制樊篱，从政治大气候中嗅到变革的节奏。他们的特点，就是亲近政府，远离政治。

尽管这批企业家中，类似黄光裕（国美）一类锒铛入狱的企业家也不在少数，但是很显然，能够最终成为中国“商界”话事人的“大老”，都是能够在政府和资本之间长袖善舞的。“万宝之争”刚刚落下帷幕，可以看到，在事件刚刚发生时，尽管王石放弃了他心爱的“爬山和红烧肉”，重出江湖，喊话“野蛮人”，但是仍然没有阻挡住宝能“野蛮人”的窍门。最后还是靠政府出手，“政策”“资本”双重加压，将姚振华和宝能提出万科的“牌局”。

马云和马化腾更不用说，接近半退休的马云，今天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在世界各地做“演讲”，“Jack Ma”已经和“Jackie Chan”一样几乎成了中国另一个名片。至于马化腾，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的相关建议，是小马哥作为人大代表提交的，随后总理列入了政府工作报告。这才刚过几个月，事情就办成了。我们很少见到一个这么积极发声、高调参与政治相关议题的小马哥。就在三年前，他还报称腰疼，请假缺席两会，事后被发现他那一周跟刘强东在深圳吃饭，而彭博社点评马化腾近来的反常高调，说“新一代中国技术巨头正快速成为他们国家事实上的‘大使’ ”。这话其实有点道理，小马哥也开始“玩政治”了。

如果不是王健林和万达，这代企业家还是有骄傲的“资本”的。

投机政治 依赖权力

第三类则更为典型，就是以郭文贵为代表的“资本大鳄”，特点就是投机政治，依赖权力。

对郭文贵的性格进行剖析，可以发现其性格中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为了达到目的不惜一切方法。2013年前，当他在大陆拥有巨额的财富以及还在得到中国安全部门官员庇护时，郭文贵的手段是“借用公权力”。当逃遁到美国，财富缩水、政治靠山倒台时，他为了达到目的，最频繁使用的手段就变成了“虚拟公权力”。这是郭文贵最大的发明。他能够在虚拟的网络世界中“创造”出庞大的“权力网络”。 

郭文贵绝对是一个奇葩,像这样的人并不多，但盘根错节的“关系网”，各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政商关系，在改革开放后的几十年杂草丛生，确实滋养了不少“野蛮人”。

周永康，中共中央原政法委书记，改革开放以来首名被调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级别官员。随着周永康桉调查的展开，多达 300 多名与之相关的人列入被调查名单，其中包括众多商界人士，如郎酒集团董事长汪俊林、成都国腾集团原董事长何燕、成都高投集团董事长平兴、四川金路集团董事长刘汉等。

2013 年，江苏省南京市委原副书记、原市长季建业被查处，受其牵连的不乏知名商人，包括江苏上市公司金螳螂控股有限公司董事、苏州首富朱兴良，吴中集团董事长朱天晓，苏州美田集团董事长高琪等。

《人民日报》海外版旗下微信公号《学习小组》曾在一篇考据气息浓重的短文中，引述了习近平一段“在中国要警惕权力游戏”的论述。习近平说，“每一个权力中心的周边，都聚集了一批仰其鼻息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些人因为接近权力中心，得以垄断资源，获得巨大的利益。他们可能是权贵阶层，也可能是白手套，他们游走在边缘，与权力完成合谋。”

从2016年以来，中国政商关系已经到了重构的时候。这种重构体现在事件上，就是打击“野蛮人”，是“把金融大鳄抓回来”，是“不要让曹德旺跑了”，更是“王健林危机”；体现在法律规则上，以8月20日中国四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引导和规范境外投资方向的指导意见》为最新案例；体现在官方态度上，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一句“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已经言有尽而意无穷了。

过去三十年里，中国一直处在一个剧烈转型的时代，法制在逐渐的建设和完善中，很多企业家都是冒险者，他们往往需要穿越现行的某些法规，这造成很多商业行为都将在一种灰色的中间地带运行，企业家将遭遇商业之外的众多挑战。至于与政治保持怎样的距离，这个问题已经被谈论将近三十年了，但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如何有技巧地处理政商博弈关系，仍将是考验中国企业家的最大智慧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