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政商关系向来是一个复杂而敏感的地带，企业家与政府，资本与权力，究竟应该保持一个怎样的关系？从王健林“我亲近政府，远离政治”到马云“我随时会把支付宝献给国家”，从媒体评论中国政府将“BAT”视为新的政权拱卫力量，到8月份王健林和他的万达集团的“风波”，由邓小平改革开放迄今已经持续近三十年的中国式政商关系，似乎到了一个转折点，“重构”的旗帜在时代的风中猎猎有声。
马云时常跟随中国领导人出访（图源：AFP）
过去很多人都觉得共产主义遥不可及，但是通过这两三年我们的技术布局，我突然发现其实共产主义真的在我们这一代就可以实现。
前不久中国京东集团掌门人刘强东的一席话，经报道后旋即引爆舆论场。
无疑这样的企业家语言极有中国特色，几乎不可能在任何的其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看到。中国企业家们似乎天然对政治有某种愿景或归属感，其从商的一部分价值总是和政治信念相联系的，即便在资本崇拜越来越成为社会主流的当下中国，亦不见十分褪色。
这引发外界对于企业家和政府、资本和政治之间应该有着怎样的关系的思考。从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大陆的民营企业家们在时代的洪流中摸爬滚打，代际更迭。既有褚时健，牟其中这样前规则时代的草莽英雄，也不乏郭文贵、车峰、吴小晖等权贵资本代表，还有一部分人，如以马云、李彦宏、刘强东、马化腾等人为代表的新一代企业家，则是更在结构层面参与了整个中国演进发展的过程。
如何保持与政治、与权力之间的关系，是中国企业家一直在不断探索的命题。踏入歧路，试图绑架政治者，在政商关系整体重构的今天，已渐而成为过去；而那些选择与政治合作，实现更大综合效益的企业，则获得了丰厚的回报，他们不但成为商界巨擘，也成为政治的盟友，得到信任与扶持。
“滴滴”快车改变了人们的出行方式（图源：VCG）
早在两年前，有观察者关注到一个现象，断言BAT（百度、阿里巴巴、百度）已经成为中国的执政拱卫力量——在中国领导人的众多外事活动中，马云、马化腾、李彦宏成为最常见的随行者。这意味着这些企业已经触及中国政治最高层，深入参与中国发展，甚至可能频繁为重大的经济决策提供建议。
拱卫政权的实质是这些企业已是中国最主要的赋能集团。所谓赋能，简单讲就是为某个主体赋予某种能力，而赋能集团则意味着为其所有受众赋予了额外的能力，这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可以看到，包括BAT在内，眼下多数大放光芒的资本集团均为互联网企业，联网技术的突飞猛进为这些集团提供了持续创新的可能，它们的发展又反过来增强了整个社会的计算能力，强化了整体商业竞争力，这是一个良性的相互促进的过程。
企业的强大赋能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用户集中，进而参与社会运作。
如腾讯垄断社交、百度控制在线投放、马云旗下的阿里巴巴更是枝蔓延伸，在多个领域拥有垄断地位。
诚如上述观察者所指，对于中共而言，这些资本集团既是执政的拱卫协防者，也是国家网络信息和经济安全的合作者，还是创新发展的外包商，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耳目喉舌”。
不过由此也产生一种担忧：已经纵横十多年的BAT等大集团如果某一天没落，或者其赋能已到达边界，不再能提供社会更丰富的需求，还有无后来者能继续成为中共执政的拱卫者。
这种顾虑有其深刻的现实性，中共对政商关系的重构并不意味着驱赶政商疏离，而是旨在建立更为清晰、清朗、高效的相处模式，这一方面要求中共在政治和权力层面保持克制，做合作者而非主宰者，另一方面也要求市场上涌现更多具有广泛赋能能力的企业，他们不应再只局限于互联网领域，中共尤其希望在实业层面，特别是高新科技领域崛起更多新星。
事实上新的力量已经在生长，一大批80后企业家已崭露头角，如大疆创新的汪滔、风云资本的高燃、滴滴的程维、“饿了么”的张旭豪等人。
这些企业家在新的时代中成长起来，他们对法制化、市场化和文明化的认识不同于仍残留丛林意识的前辈，其知识结构、是非观、价值观和经营观都有明显发展。某种新秩序已可渐窥雏形。
更为显眼的是，科技性和创新性在这一代企业家身上体现的更为突出，他们中的一部分甚至已展露出那些传统大鳄所不具备的赋能潜力，这是他们走向成功的契机，也是中共不可错过的合作机遇。
当然新生代真正形成气候仍需要时间，他们中的许多人可能中途夭折，另一些人则会经受考验成长为新的市场领袖，政治也会随之成为摆在面前的最重要课题，而他们将给出自己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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