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上任满一个月之际，特区政府公布了首批副局长及政治助理的任命名单。被指具有“红色”政治背景的资深教育工作者蔡若莲，一如所料获任命为教育局副局长，随即令舆论争议达到高潮，并引起了非建制派的强烈反弹。蔡若莲曾担任过教育团体教联会的副主席，2012年，教联会辖下的国民教育服务中心曾获教育局资助，出版了一套题为《中国模式》的国情教材，其中有章节内容形容中共是“进步、无私与团结的执政集团”，引起争议，是当年反国教科运动的其中一条导火线。正因于此，非建制派质疑，蔡若莲的“红色背景”将令公众对教育政策失去信心，获安排出任教育局副局长是要方便日后重推国民教育，对香港中小学生进行“洗脑”。
国教风波只是近年由文化差异导致的陆港两地间矛盾激增的写照其一
上述争议的背后，折射的是当下香港对于国家认同的一个困境。香港回归至今，尚有部分群体“人心未回归”，那么介入教育环节，推动、强化香港的国族认同概念以及推进国民教育，究竟算不算一些港人眼里的“洗脑”？而香港民意常年抗拒接受的背后，究竟又有哪些认知误区和问题值得陆港双方反思？在反国教风波过去五年后的今天，这些问题仍然需要京港双方面对和思考。
国民教育问题的影响持续困扰香港至今，为这座社会物理空间本就紧张的城池增添更多难以消散的政治紧张
什么才是“洗脑”
2012年，香港爆发的反国教运动，至今令这座城市记忆犹新。高喊“我要思考，不要洗脑”的民间反对声浪，要求政府撤回为中小学推出的“德育与国民教育科”。港府认为，设列该课程的目的，在于加深学生认同祖国及对国民身份的自豪感。但是，由于当时的社会气氛弥漫着港人对中央及港府的不信任，因此此举从一开始就被部分港人质疑为政治洗脑，而后更演变成为反对派群体不满北京的一次宣泄。教育和洗脑之间的张力，在今日香港已格外凸显。
说到洗脑，相信这一概念的很多具体化表现，每个人都十分熟稔，从纳粹德国的政治理念灌输，到非法传销的运作……很多事例都可被列为洗脑。但人们在抨击嘲讽这些看似荒谬的洗脑文化之余，甚少有思考洗脑的本质究竟是什么。而当被视为贬义词的“洗脑”，遇上教育尤其是政治教育这个主题时，两者之间的区别往往并非一清二楚，更难为普通人所明辨。
即便暂且不考虑“洗脑”一词本身带有很大的情绪化、攻击性色彩，其概念能否成立在逻辑上值得商榷，也必须要清楚的是，教育和洗脑的概念不能混淆或混同。而厘清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伴随着近世以来，多元价值、多元文化的理念被广泛接受，个人的自由选择得到推崇等因素的作用下，也变得越来越有必要。
正如内地著名哲学教授陈嘉映所言，教育和洗脑最开始并非对立，假如世界仅有一套至高真理，那么教育的作用就是让受教育者接受这套唯一的真理。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教育和洗脑的定义并不完全冲突，因为两者都具有灌输的性质。但是，自19世纪以后，世界多数国家和地区开始逐渐接受宽容、多元化的观念体系，使得教育和洗脑两者之间的含义差别，也即由此逐渐拉大。
为此，陈嘉映教授曾给洗脑的本质做过定义，认为洗脑的主要特点应至少包含三个方面：其一，是灌输者教予的信息多数情况下并非真理，而可能是错误认知、谎言甚至谬论；其二，是在洗脑的灌输行为中，灌输者无论是否采用强制形式，但其过程一定会具有明显的单一性及排他性；其三，则是洗脑的目的在于是为洗脑者本人的利益所服务，而不是为了满足被教育方的需求。
国民教育绝非“洗脑”
如果将上述阐释带回到当下香港部分群体所面对的“洗脑困惑”当中，逐一对该社会现象映射分析过后，便会发现所谓的“国民教育=政治洗脑”之命题，根本不能够成立。首先，与洗脑多指错误认知、谎言甚至谬论根本不同的是，国民教育是一件正常而又合乎法律的国家行为。作为“一国两制”法律保障的香港《基本法》，其总则第一条便已明晰——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而国家希望于香港逐步推进针对强化认知国家、民族、主权的国民教育，完全属于《基本法》应有之义。
从国家治理的现实层面看，国家在领土管辖地开展爱国教育，放之世界各国也皆是合情合理的通识。就连向来被部分香港家长所推崇的美国学校，亦有许多涉及国教的课程存在，而移民申请成为美国公民时，也均须参加涉及美国文化和政府基本知识的入籍考试。美国尚且如此，香港作为中国的一部分，自然不能例外。相反，如若以此审视那些仍在香港部分群体中活跃的反对国民教育的言论与行动，甚至将国民教育视为国家对香港犯下的原罪，才是真正地违反《基本法》条例和基本政治常识。
其次，对照当下香港拥有的客观教育环境会发现，国民教育在香港并不具备任何的排他性，且自始至终没有强迫港人仅许接纳其一种教育。国民教育的出现，没有使香港社会断掉西方意识形态、价值观以及文化理念的持续输入，这里至今依然享有广泛的言论自由、辩论自由，城市仍然拥有多元文化和开放式的社会环境，甚至市民没有被封禁任何的网络浏览权限，学生更可自由表达政见，参与社会运动——而这些，更令能滋长排他性教育模式的潜在因素无所遁形。
再者，实行必要的国民教育有助于“一国两制”的平稳运行。过去多年以来，“一国两制”之所以出现那么多磕磕碰碰，陆港之间之所以产生那么多争拗，香港之所以越来越陷入严重的撕裂，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正是港人身份认同的迷茫，是香港至今仍未完成的人心回归，特别是香港年轻世代中，很多人对中国历史、文化和国情缺乏认识和认同已是不争的事实。因此，推行国民教育，加深这一群体的认知，便成为了摆在香港社会现实中不容争议的刚性需求，因为只有这样，年轻世代才能更懂得如何在“一国两制”之下寻找到安身立命之处。
也正因如此，一些港人没有必要在面对国民教育时，而莫名地、应激式地感到极度恐惧，更没有必要滥用洗脑的概念，将原本再正常不过的教育内容污名化。“一国两制”的制度之下，香港培养民众的国家认同观念是必要之举，而该制度也赋予了香港在面对教育输入时，较内地文革时期的红色教育有着天壤之别。所以，当反对者面对国民教育时，不应仅因后者传播的思想观念与自身理解存在差异，就急于简单将其扣上攻击性的“洗脑”大帽，而且还应尝试多去理解他者，毕竟理解他者很大程度上便等同于自我理解，才是解决问题的理性态度。
当然，反过来说，一些涉港机构和文宣官僚亦须对此现象做出反思，反省为何固守的政治文宣模式在今日香港屡屡不见其效，甚至往往适得其反。回想数十年前，“反右”、“大跃进”、“文革”、“六四”等事件，已令到香港民众对内地的这些做法观感负面，也由此对内地政治教育感到莫名惧怕，实乃人之常情。而在此境况下，如何能在今后推进国民教育的过程中，意识到哪些问题的存在会令香港如此排斥，并以此从深层次做出改良甚至改革，提升文化软实力，才是至关重要。而港府在此过程中亦要吸取当年反国教风波时处理手法过于粗糙、不够得当的前车之鉴，唯有这样，香港才能出现陆港皆愿目见的局面。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