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中共十八大至今，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被提到了新高度，尤其是环保督查组对各个省市的通报，更是毫不留情面，直指问题所在，也查处了一大批问题官员。其中既有人的问题，比如不作为，瞒报，漏报等等，也有制度层面的问题，还有意识层面的问题，比如一贯的重GDP而轻环保的政绩观，以及治理层面的不够现代化等等。
以问题为导向，我们实地走访了北京，上海，深圳，天津，山西等地，这些省市的环境治理究竟现状如何？治理层面做了哪些工作？这些“工作”与中央的要求是否有差距？如果有，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距？是人的问题还是制度的问题？如果是人的问题，那么具体到每个地方，主要是什么问题？如果是制度的问题，具体又是什么问题？抽丝剥茧之后，方有可能最大限度一探究竟。
作为中国大陆曾经的“政治明星”，于幼军担任山西省长期间曾接受大陆媒体人柴静的采访，说过这么一句话：“山西以往总说自己是污染最严重的地方之一，我看把‘之一’去掉吧，知耻而后勇，以‘壮士断臂’的决心来治污。”
然而十年过去了，山西依然是中国污染最严重的地区。2017年7月30日，中共第二环保督察组向山西领导层通报反馈意见，措辞严厉的指出山西存在大气污染、水质保护、生态破坏等三大方面的问题，不仅对一大批问题企业点名通报，更批评某些领导干部“环保工作摆位不够，重发展、轻保护，不作为、慢作为”等等。
虽然环境治理任重道远，官场曾经积弊丛生，但山西的确在变，记者在实地走访中，也切实地感觉到了变化，民众层面“比原来好很多”的评价便是这种变化最有力的证明。但山西之变的背后，依然存留着“不变”的底色。而这样的不变，却也恰如其分的解释着煤炭背后的真问题。
在“一煤独大”的航程上行驶了太久，山西的经济结构转型与生态治理都处在一个极其艰难的过程中。图为山西焦煤集团的巨大烟囱
立竿见影
一次督查能改变多少东西？这或许是观察中国政治与中国社会的一个有价值的角度。2013年10月31日，中共中央第六巡视组进驻山西，并在2014年2月的意见反馈中直言“少数领导干部利用职权谋取利益……尚未形成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也正是从2014年2月开始，山西爆发了令全世界关注的“塌方式腐败”，一系列窝案让十几名高官落马或免职。从人事到思想认识的巨大变动，让山西走上重建政治生态的长路。
而发生在2017年上半年的环保督查，同样对山西各地的环保工作带来“迅速而有效”的改变。记者在临汾市看到，城区内多处都在修建集中供热管网，力求在2017年冬天使用天然气供暖，全面解决督察组通报中重点提及的散煤燃烧问题。据洪洞县赵城镇焦煤工业园附近居民的说法，“县环保局的人差不多隔天就来巡查一次”。在太原，以环保、治污为主要内容的“百日攻坚”成为全市动员的头号任务，现任山西省委书记骆惠宁更是亲自认领了太原市黑臭水体治理，煤改电、煤改气等两项重点工程。类似的变化还出现在吕梁、大同、朔州等山西各地。据山西当地媒体人透露，这些工作在环保督查组进驻之后进展迅速，民众也非常认可。
显然，这些改变的核心，在于官员头脑中对环保治污的重视程度。吕梁岚县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是通报中诸多“未能按时完工使用”的污水处理厂之一。当记者来到岚县污水处理厂的老厂区，一名工作人员用手指着数公里外的一处建筑说，污水处理厂的二期工程在“两三天前”刚刚“被逼着上马”，目前处于调试设备的阶段。
岚县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最能体现环保督察组“立竿见影”的效果
至于为什么是“被逼”，这位工作人员脸上露出表情复杂的笑容：“主要是运营经费的问题。”他向记者透露，岚县污水处理厂靠政府全额拨款生存，属于典型的“事业财政”，二期工程建好后一直开不了工，就是因为“县里财政困难”。而现在“被督察组点名了，力度一大，各级政府一层一层压下来，就成了上也得上，不上也得上”。
岚县污水处理厂正是山西各地迅速“动起来”的一个缩影。在上述工作人员看来，环保督察组的到来无疑是一件“增加执行力”的好事，因为岚县在整个吕梁市来说，经济水平算是“中上游的”，只是环保系统内部人员臃肿，“浪费严重，实际上是有钱的”。平时“往往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只有产生强大压力的时候，“自己才会真正想办法解决问题，关键看有没有动力”。
积重难返
不过，思想上的动员并非意味着解决环保治污问题已经万事大吉。记者在实地走访中同样深切感觉到，督查组带给这个煤炭大省诸多变化之外，仍然有难以撼动的“不变”存在。
相关问题首先表现在官员对于环保、生态问题的“运动式思维”。在山西官媒的报道中，吕梁孝义市梧桐镇南窑村的村公路多年来尘土飞扬、坑洼不平，两侧堆满生活垃圾和废弃矿渣，而环保督察组“将群众反映事项交办”后，10天时间就完成了“硬化铺油”，而且“绿树成荫”。这样的事例被当做正面典型宣传，既可以说是“为百姓办实事”，更是一种讽刺——如果环保督察组不来，类似的举措可能依旧遥遥无期。
太原的主政官员则暴露出另一种“运动式思维”。据当地专门从事环保报道的资深媒体人向记者透露，为了应对环保督察组的进驻，太原市将所有“能关停的生产企业都关停了”，甚至“连街头打饼子的小贩都不让出来”。特别是，类似太原钢铁集团、太原重型机械集团等各项环保数据都达标的企业，也在督查期间被政府一并叫停生产活动。这种心思很好揣摩：依托资源、能源的大型制造企业，即使达标，多多少少也会排放污染物，全部停掉，可以进一步为太原市“整体加分”。有太原市民表示，生产企业大面积关停期间，太原的天空确实露出湛蓝“底色”；但更应该看到的是，太原市政府这种粗暴的“一刀切”做法，明显还带有“应付上级检查”的官僚色彩。
另一大尚未发生变化的因素在于普通民众的环保意识。记者在临汾、吕梁等地走访的过程中发现，一些存在污染嫌疑的大型企业周边，村民们往往一边向记者诉苦越来越糟的生态环境让庄稼、果树都大受影响，一边更在乎的是“企业给邻村发的补贴是不是比给我的多”。而在这方面“占便宜”的村民普遍会对记者表示“企业哪能没有污染，只是污染的有点严重”。
记者在临汾、吕梁等地走访的过程中，多位村民表示自家的农作物受到附近煤焦企业排放废气的污染（图源：多维记者/摄）
当然，老百姓不应该被苛求，如何让个人生计从传统产能中剥离、与新兴业态有机结合，需要政府层面的策划与引导。但山西还有一个让政府也时常感到无力的“不变”因素：官方与传统产能的“利益勾连”。
这里的“利益勾连”并非外界对于山西“官员必然与煤老板勾结”的思维定势，而是来源于山西至今难以从“一煤独大”中挣扎出来的客观现实。事实上，一些山西媒体人并不认可环保督察组对于山西官员“摆位不够，不作为、慢作为”的评价，他们基于日常工作中的观察，认为山西多数官员近年来对规则与法律的执行已经相当严格。
这里的“利益勾连”真问题是：污染、生态治理背后的关键，是地区的产业转型升级。山西作为一个“成也煤炭，败也煤炭”的省份，在建国伊始就被定位为重工业区域，几十年来一直围绕煤炭、焦炭、冶金、电力、化工、建材等高污染产业发展。特别是从2008年开始，山西实施“晋电外送”战略，大量建设坑口电厂，将煤炭资源就地变为清洁能源送往各地，却给自身留下污染。有中国官媒曾在2014年的一篇报道中引用现任中纪委书记王岐山的话：“山西在支持中国工业化的同时，付出了巨大的能源和生态代价”。
生态环保问题需要资金与时间跨度，裹挟在经济大环境中，地方官员显然无力“单兵突进”。面对中共“三大攻坚战”的要求，山西各级官员大都有“这是倒逼产业转型升级好机会”的表态，但在“百姓饭碗”与GDP的双重现实压力下，他们恐怕将长时间生活在“一边艰难前行，一边接受批评”的阴影中。山西缩影的这一重要侧面，正是环保督查组无法改变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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