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中国大陆刮起的这股环保飓风迅猛非常,而随着2017年8月7日中共第4批环保督查工作的正式启动,一场全国性的“两断三清”(断水断电,清原料、成品、设备)运动或呼之欲出。各地省、市、县多级环保检查全面展开,着重对“小散乱污”行业企业进行清理,但在有效打击违法、违规企业和个人的同时,也导致很多企业停产,工人停工失业。由于生计无着,不少人走上街头抗议这种一刀切式的环保行动。

“十九大”前的天津街头路口的政治氛围浓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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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整治不力”到督改“先锋”
在中共环保督改重压下,天津市的环保工作走上了另一条道路,相较一些其他省市,天津响应“两断三清”的态度要更坚决,整肃氛围更凝重,联合行动的部门、派出的人员要更多,执行手段也更彻底和严苛。
天津的做法之所以如此突出,很大程度上因为该市一度摇摇欲坠的环保情势。2017年7月29日,中共中央环保督察组向全中国通报批评天津整改工作不力,称天津环保治理只做“表面文章”。8月中旬,东丽区副区长李洪艳、津南区副区长陈波工作落实不到位被免职,各区县多名相关责任人被问责。
环保督察组针对天津整改工作的反馈意见如是写道:“一是工作落实不够到位。二是大气环境治理仍显薄弱。三是是水环境问题较为突出。四是一些突出环境问题长期没有得到解决。”
“做好东道主,办好全运会,迎接十九大”是天津当前喊得最多的口号,在全运会和十九大的合力下,当地政府的“脸面危机”已上升为最主要矛盾。在被通报批评的会议上,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当场表态,称“反馈意见就是整改方案”。天津市长王东峰当天召开专题会议部署落实整改。

在天津东丽区不显眼的街角仍然可以看见关于全运会和十九大的宣传语
本刊记者经数据比对了解到,2017年5月15日,在督察组对天津各区公示的96项督改信息(根据举报部分核实后给予公示)中,涉及大气污染的条目有33项,涉及水污染占14项,涉及垃圾污染占33项,这其中还存在不同污染类型互相交织的情况,而且除这三类污染外,还有油烟、扬尘、噪音等多种污染项。
而在具体做法上,以东丽区为例,中金路的舜滨筑路材料有限公司经检查无环保手续,有废气排放,料堆苫盖不完全,执法人员对其进行现场取证。该企业已经被东丽区环保局联合军粮城街道进行查封,并且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
此外,有居民区业主私占大部分绿地改建菜园,施肥产生臭味,还有个体户养鸡逾300只产生异味,这类工厂和个人都被责令清理整改并限期强拆。
如果说以上整治举措属于有针对性的必要行为,那么近日天津的督改执行活动则展现出另外一种面貌。
自8月以来,天津环保整顿形式进一步加剧,已经由原来的单一部门(环保部)延伸至多部门共同协作,包括:环保局、工信委、安监局、消防、发改委、公安局、卫计委等十几个部门。并且,各部门所派出的人员数量、执法时间及地点都有明确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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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云压城的环保联动
以天津市北辰区为例,该区关于取缔“小散乱污”企业的通知上写明,在8月12日——8月13日的9:00——16:30,分别赴北仓镇和西提头镇进行清理行动。而在8月15日——8月18日的相同时段,分赴双口镇、青光镇、宜兴埠镇和开发区执行清理任务。
参与此次行动的人员组成有:环保局5人、工信委2人,市场和质量管理局5人、安监局3人、消防北辰支队5人、发改委1人、执法局20人、公安分局20人、城东供电公司2人、信访办1人、新闻中心2人、卫计委3人(一部120急救车)、属地镇政府40人(含专业电工2人)。
通知要求提到,各单位要自备车辆,每天上午9:00准时在相应镇政府院内集合,按照“行动方案”开展工作,行动中“坚决采取‘两断三清’措施,妥善安抚疏导取缔企业职工群众”。
本刊记者发现在走访东丽区涉污工厂时发现,该区域的企业大都已摘牌或是用黑胶覆盖厂名,陆续清拆设备、遣散员工,一片萧条景象。环保组的白色车辆在各工厂间穿行、停靠,后面跟着叉车。

财岗利公司先后两次拒绝中共督改组检查,这直接导致该区副区长被撤职,如今这里已经人去厂空,厂牌也被摘下
在天津本地媒体工作多年的郭琳琳(化名)对于清理整顿违规企业的行动不以为意,“天津的一贯做法都是这样,等两个月或是半年之后再看,估计就又回到原样了,该怎么生产还是怎么生产。”
在过去,也许郭琳琳所说的情况真的存在,但现在人们愈发感到这次的整治行动不同以往,要严峻很多。
除了参与行动的部门和人员增多意外,执法部门在执法手段上发生了变化,措施更加强硬。以往当企业发现执法人员来检查的时候,企业就关门停产,执法人员一走,就再次开始生产,双方打起了游击战。可现在,当局安排执法人员蹲点驻厂严查,一旦发现不合格,立马行动,进行取缔。甚至,执法人员直接调来挖掘机,一旦企业环保不达标,没有二话,强制进行拆除。
当地直接受到环保行动冲击的企业中,电动车厂情况较为棘手,之前网传天津某电动车厂偷偷生产,连看门狗都被击毙了,更有企业由于不达标遭挖掘机车强拆。眼下正值销售旺季环保严查,一系列的清理行动导致配套厂关门,整车厂无法生产车子,进而即使经销商拿着现金都订不到货。接下来的天津电动车版块将面临涨价,无货可发的境地。
而在东丽区,本刊记者也遇到了相似的情况,一个从事净化设备生产的王姓老板称,由于附近一家机械公司不配合督改行动,导致周边所有工厂全部被迫停产关门,这几天都正忙着遣散工人、撤走设备。
王老板还透露,由于环保局拒绝补办环评,自己正在遣散员工。王老板的设备厂年产值2,000余万人民币,每年上缴税款200万左右,现有员工三四十人,大多数是下岗职工和残障人士。他们在这里做工每个月能有3,000元的收入,现在设备厂倒闭,这些人暂时无处可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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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劲风暴的软肋
紧锣密鼓的联合治理行动所产生的连带影响,让环保的正义性变得似乎不再那么清晰,它的整个操作流程隐隐给人一种往昔“政治运动”的既视感。
天津和平区公务员程军伟(化名)认为,把环保搞成政治运动是值得商榷的,“其实对天津普通百姓来说,并不特在意环保这个事儿。整治多少个工厂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太远,人们只关心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东西。环保或许只是个名义,这背后的事情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说清楚的。”
如前文提到的一些工厂只是缺少一纸环评,而并无理论上的违规行为,却遭强行拆除设备,被迫遣散员工。虽然在行动通知上写明要“妥善安抚疏导取缔企业职工群众”,但失业工人高举的抗议横幅已然说明了问题的严峻。
初始阶段的地方运动式环保督改行动,是一把横在取信于民和失信于民之间的无刻度标尺。有问题的散乱污企业固然是需要清理的,但是,如果最后沦为指标作业,走向运动式,是有问题的。到头来,可能还是治标不治本。
而且,从经济发展角度来看,这种运动式的治理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经济提速,如何平衡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如何不使投资者被过度的环境监管吓跑,良性地引进对环保工作优异的技术和创新,实现环保治理的真正现代化,这是在行动伊始就应该明晰的问题,而所谓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的真正内涵也应该在这个前提下重新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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