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观点
本届Jackson Hole全球央行年会以“培育全球经济活力”为主题，在发言中，耶伦和德拉吉强调了金融监管的积极意义和保持开放对于潜在产出增长的重要性，而“货币政策”主题的缺席也突显出，在渐渐走出金融危机之后，经济不再亟待宽松货币政策的支持，货币政策在经济调控中的位置退居二线，经济活力不可能简单来自于低利率的刺激，财政、贸易开放、金融监管的重要性得到更多重视。
此外，财政政策也获得了学者研究和IMF的正名：Alan Auerbach和Yuriy Gorodnichenko的研究成果表明，对于发达国家，政府支出的冲击不会导致债务/GDP水平和借款成本的持续上升，经济疲弱期的财政刺激还可能有助于提升财政可持续性。而IMF对美国财政政策的研究亦表明，高效的财政政策或有助于提升生产率水平。
收入差距加大和对于开放的态度的微妙变化是2016年以来两个突出的全球“症状”，自由贸易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整体经济增长均有益。但是，技术进步、贸易和金融开放却有可能加剧收入的不平等，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在收入差距加大的背景之下，贸易保护主义在发达国家的兴起了。那么如何兼顾两者呢？在本次年会上，学者Nina Pavcnik提出，贸易确实使一些人的状况变得更糟，但解决这一问题的真正关键在于如何设计出更好的分配机制，使得那些受到损害的人能够更广泛地分享贸易和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增长和机会。
以下为正文内容：
Jackson Hole会议由堪萨斯城联储主办，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1982年，前美联储主席沃克尔出席了这一会议。这是Jackson Hole首次在现在会议地点——大提顿国家公园举行。也正是从这一次起，会议的中心话题转向了央行货币政策。近年来全球央行首脑多次在该会议上给出关于货币政策的更多线索，并对金融市场起到推动作用。因此，Jackson Hole会议备受市场瞩目，也逐渐成为全球央行给世界投资者的窗口。
今年的会议主题是“培育全球经济活力”，议程上则包括了培育市场活力和确保竞争市场、收入不平等和国际贸易分配、短期财政刺激与长期可持续性的平衡、实现均衡的全球增长四个主要议题。
1、耶伦谈金融监管、德拉吉谈开放
虽然资本市场十分期待美联储主席耶伦和欧央行行长德拉吉能够在发言中提供有关货币政策的进一步线索，但两人在本次年会中均回避了这一话题。
（1）美联储主席耶伦的发言主要着眼于金融危机以来的金融监管及其对经济的作用，耶伦肯定了金融危机以来的监管加强对于控制、防范风险的效果，认为金融系统稳健是保持全球经济活力的关键，并且资本金的提升使得美国银行的贷款增长和盈利回报增长比全球其他国家银行更快。同时，耶伦也回应了针对金融监管的问题：改革是否走得太远，从而致使金融系统的负担过重，无法支持合理的风险承担行为和经济增长？从监管对于信贷可获得性和市场流动性变化（固收市场、公司债）两方面的影响来看，信用记录不完善的购房者和一些小企业可能较难获得信贷，小企业的形成是经济活力和增长的关键，小企业较为依赖来自小银行的贷款，而美联储已经采取步骤来减少不必要的复杂性；更高的资本金标准给经济增长带来了可观的净收益，简化沃克尔规则的某些方面可能有好处，但同时，新的监管框架加强了交易商的冲击抵抗能力，而在过去，交易商陷入困境所带来的后续负面冲击是造成流动性恶化的重要因素。因此，对监管框架的任何调整都应该是适度的，并应保持大型交易商和银行在近几年改革中的弹性提升。
可见，耶伦显然不认同大规模裁撤《多德-弗兰克法案》，而这与特朗普放松金融监管的政策取向有所冲突。
特朗普一直认为金融监管抑制了美国经济增长，今年2月3日，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要求美国财政部长在120天内给出修订《多德弗兰克法案》的建议。随后，美国财政部在6月发布了一份近150页的报告，提出了对金融监管框架进行100多处修订，主要方向是放松金融监管。
（2）欧央行行长德拉吉则发表了题为《在不断变化的全球经济中保持开放》的演讲，演讲中，德拉吉肯定了全球的经济复苏，并认为欧日处于复苏的初级阶段，因此议题将不再是如何稳定经济，而是如何提升经济活力：OECD国家的潜在产出增速从2000年的2%左右下降到当前的1%左右，潜在产出增长放缓将使许多发达经济体在高债务和人口老龄化背景下面临的挑战更大。竞争、研发和破产制度等国内政策确实可以促进生产率的提升，但对全球经济而言，提高生产力的关键因素之一是开放，开放的贸易、投资和资金流动在新技术扩散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国际贸易带来了生产要素更高效的利用和基于比较优势的专业化分工，从而带动了生产率增长和企业与消费者福利的提升。对于发达经济体来说，贸易的重要性实际上可能正在增长。随着经济向全球技术前沿靠拢，创新对于持续的生产率增长更为重要，而贸易开放是决定一个经济体能否受益于创新前沿的关键因素。
但开放进程目前受到了威胁，保护主义倾向有所上升，全球受到贸易壁垒影响的产品从2000年的1%上升到了 2.5%，转向保护主义将对持续的生产率增长和全球经济的潜在增长构成严重风险，而这背后的核心问题是，开放是否带来了公平、安全和平等。监管趋同有助于避免开放的负面影响，金融监管是其中的重要领域之一，这就需要WTO、OECD、G20、金融稳定委员会、巴塞尔委员会等多边组织发挥作用。
（3）虽然两位央行行长的主题都侧重于中长期问题，但耶伦对货币政策评价的缺席加之德拉吉对全球经济较为乐观的看法仍然刺激了欧洲货币的集体走强，并使美元指数再度跌破93。
本次全球央行年会主题是“培育全球经济活力”，而“货币政策”主题的缺席一定程度上也突显出，
在渐渐走出金融危机之后，经济不再亟待宽松货币政策的支持，货币政策在经济调控中的位置退居二线，经济的活力已不可能简单来自于低利率的刺激，财政、贸易开放、金融监管的重要性则逐渐得到更多重视。
而这种重视与德拉吉所强调的提升潜在产出、提高生产率是一脉相承的。潜在产出指一国在一定时期内可供利用的经济资源在充分利用的条件下所能生产的最大产量，它会受到劳动力、资本投入、资源、技术和效率的影响；生产率衡量每单位投入的产出量。因此，在人口老龄化、债务水平较高的情况下，劳动力、资本投入、资源都是相对受限的，唯有生产率的提升可以提升潜在产出增速。而生产率的提升需要依赖创新、制度、结构性改革等，而货币政策对其作用较小。
2、学术研究和IMF均为财政政策正名
本次会议另一备受关注的内容则是Alan Auerbach和Yuriy Gorodnichenko的研究成果《财政刺激与财政可持续性》，这篇论文的结论是，对发达国家样本的研究表明，政府支出的冲击不会导致债务/GDP水平和借款成本的持续上升，特别是在经济疲弱时期；经济疲弱期的财政刺激有可能有助于提升财政可持续性。
这一研究或许为未来的发达国家采取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提供了注脚。
8月30日，特朗普将在密苏里州演讲，对公众表明税改的必要性，并推动税改计划在年底前通过，对于如何弥补在下调个人所得税和企业税之后产生的税收缺口，特朗普团队和国会领导人已就部分最优办法取得了广泛共识。这意味着特朗普的财政计划有可能较之前的悲观境况小有进展。
而IMF对美国财政政策的研究亦表明，高效的财政政策有助于提升生产率水平。
IMF针对美国的财政政策提供了两种情景假设，第一种情景假设下，美国公共基础设施支出的扩大对产出有显著积极影响，并且劳动所得税的下降是广泛的，则美国GDP将显著上升，2021年达到比无政策变化水平高1%的峰值，并且会永久性地提升公共资本存量，从而提高私营部门生产率和潜在产出水平；在第二种情景假设下，财政扩张对生产的促进作用很小，基础设施开支无效益，减税的好处主要由富裕居民获得，他们将增加的收入用于消费的边际倾向非常低，则美国GDP到2021年的上升幅度约为0.5%，但赤字和债务与GDP比率都将上升更多。在两种情况下，面对需求扩大和通胀上升，美国货币政策都将收紧，美国实际利率的上升导致美元升值。而财政政策对美国中长期的积极影响主要来自税收和支出变化（特别是降低企业所得税和扩大基础设施投资）带来的有利的供给侧效应。
3、贸易保护是解决收入不平等的答案吗？
收入差距加大和对于开放的态度的微妙变化是2016年以来在美国大选、英国脱欧等等重要的政治事件中得以凸显的两个全球“症状”，而两者间也存在着内在的关联。
理论上，自由贸易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整体经济增长均有益。
发达经济体的贸易开放有助于其接近全球技术前沿，发展中国家通过开展国际贸易获取技术先进国的外溢技术对提升本国技术进步也有重要作用，具体的途径如下：国际贸易给予技术落后国模仿技术前沿国技术的机会；国际贸易增进了进口国之间关于产品设计、生产方法和市场等信息的了解从而提升各国的劳动生产率；进出口使各国避免重复劳动而改善全球范围内的研发活动效率；源于进口的产品竞争也会促使出口国的技术进步；出口通过提高资源在不同产业间和同一产业不同部门间配置的效率而提升一国的技术水平。
但是，技术进步、贸易和金融开放却有可能加剧收入的不平等。
（1）技术进步表现为资本货物部门相比其他经济部门生产率增长更快，它降低了投资品的价格，因而促进公司以资本替代劳动力；（2）自由贸易将导致资本充足的发达经济体专门生产资本密集型货物，引发资源的跨部门重新分配，从而降低劳动力收入占比，而劳动力充裕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则情况相反，尽管这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整体的劳动力收入占比下降情况不一致，但是它在一些特定经济体（例如劳动力收入占比上升的经济体）的劳动力收入占比发展演变中会更显著；（3）资本自由流动有助于将生产迁移到资源投入更为廉价的国家，从而削弱了劳动力的议价地位，并且有助于促进资本稀缺国家的资本深化，且有可能导致资本在更大程度上对劳动力的替代。
由下图可见，技术进步是发达国家劳动收入占比的最主要原因，而加入全球价值链亦有小幅的影响，从美国的收入分配状况看，美国的财富也在持续向高收入人群集中，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在收入差距加大的背景之下，贸易保护主义在发达国家的兴起了。
从发达经济体的历史经验来看，倡导自由贸易的前提往往是其自身具有竞争优势，一旦失去优势地位，政府就会重新引入保护主义，或者进行国有化等干预。
那么，贸易保护是解决收入不平等的答案吗？
本次年会上，学者Nina Pavcnik的研究表明，虽然贸易加剧了不平等，但这不是不平等的主要驱动力；不过，进口竞争带来的对收入和就业机会的不利影响似乎在地理层面高度集中，并且长期存在，虽然大多数公众认同贸易对整体经济有好处，但反对全球化并不是因为人们怀疑自由贸易的总体利益，而是反映出贸易确实使一些人的状况变得更糟。因此，
解决这一问题的真正关键在于如何设计出更好的分配机制，使得那些受到损害的人能够更广泛地分享贸易和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增长和机会，
其具体的方式可能包括通过重新培训来提升劳动者的技能、对非工资财富征税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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