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在进行的过程中，实际充满了当时的必然性。只是历史归结为文字，后人阅读的时候，总觉得有另外一个可能。所以，研究和戏说相辅相成。戏说是研究的发散，研究是戏说的基础。最后一个结论，便是，一切其实不可能发生变化。
李鸿章当时面对甲午海战之前的中日关系，当然有他一个老政治家的经验和方法。
马后炮的研究，都是想当然的。但在当时，李鸿章的办法，叫做以夷制夷。
李鸿章跑到俄国去谈，目的是相让俄国居中说和。之前，中日在朝鲜问题上达成的一致，便是都不要往朝鲜加兵。以保持现状，寻求解决之道。但中国的方法和日本不同，中国觉得自己有更多的本钱和余地。而日本觉得，只此一次，机不可失。所以后面的局面是，中国寻求俄国的帮助，日本开始增兵朝鲜；。俄国手一甩，表示没法帮忙的时候，日本已经加够了兵，蠢蠢欲动。即便如此，英国说要居中帮忙，于是中国又指望英国。日本一看，还有时间，继续布置。
中国从一开始就不太想打仗。很简单，官僚机制，以稳定为第一诉求。而日本不同，日本那会全是刚上来的乡间武士，以前连地位都没有，拿命来搏，现在有了地位，也算明白一个道理，便是赌。本来无一物，输了怕什么，何况，不能输。
于是等中国发现谈判没有机会的时候，日本在朝鲜已经有一万以上的部队。而中国只有之前的两千人而已。战斗一打响。没有志气的军官最大的智谋便是，跑。
袁世凯其实老早看出问题了，可惜，那会他人微言轻，个人懂得跑就不错了。保全了自己。
大东沟海战，被人诟病的是丁汝昌一个陆军军官管理海军。但这是后来的总结。当时，淮军构建北洋，从陆到海，当然是自己的子弟兵负责为好。所以某个层面，说丁汝昌是政治干部也是对的。中国的 经验，对于军队而言，打仗只是小概率，威慑才是主要目的。既然玩的是虚的，当然首要是牢靠。用自己人，李鸿章没有打错，即便不是专业干部。历史上看，拿太监监军并且指手画脚的不在少数，哪里是前人不懂总结，相反，大家知道，枪杆子在谁手上更为重要。打仗，其实只是经验的恶变而已。
丁汝昌其实不差，可惜首战一开头，便被打伤。这其实也是有原因的，中国的炮是军舰上的头炮，转换角度需要把船身转开。所以当时，必然人字布阵，炮对着前面。而第一艘，便是旗舰。因为旗舰性能最好。结果，打的便是出头鸟，现代战争，技术慢一步就吃亏。
日本人的船，稍微晚几年出产，炮身转换的角度也就多一点，于是日军布阵，是一字排开。机动灵活，攻击猛烈。但中日双方，打的都比较激烈，非常英勇。说到底，虽然中国的船打沉四艘。但双方死伤都在千人。伤亡来看，旗鼓相当。中国只算吃亏，不算败。方伯谦临时逃跑，算是插曲，但确实影响到士气。但后来方伯谦打回马枪，又算典型的中国式的鸡贼。功不抵过。
最后，北洋回撤。李鸿章又犯了老问题，还是指望谈判。但不谈判，又没有别的办法。日军一路杀过来，所向披靡。这是人家要价的底气。尤其山县有朋打的太快。连伊藤博文都觉得这样打下去不妥。吃了太快没有办法消化。于是调回山县有朋，。
最后说仗打成这样，慈禧太后还是要办六十岁，。没有办法，这是个政治庆典，不办，天下震动。只有勉为其难。所以，说太后挪用军费，也是后人的揣测。很简单，天下是人家，人家不懂如何运用吗？何至于奢靡到非要办个饭。人家哪里差这一顿。
可是，仗打败了，辛丑年，慈禧带着皇帝，跑到西安去，天下好像也没有乱，继续是他大清的天下。这一节，才是耐人寻味的。
酒多了，看马勇先生谈甲午。忽然感触良多。风云散去。好多东西今日的终结，一个叫个人心思，一个叫政治正确。但当时的事情，其实是一种必然。以致到今日，思考更多，无不落入消沉。
道家的看法，叫做顺其自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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