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治国思想被中共官方称为“邓小平理论”，并在1997年9月写入其《党章》，距今已经二十年。事实上，邓小平关于中国发展的构想对中国的影响不仅二十年，自文革结束后，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一直延续着邓小平的框架发展。不可否认，相对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邓小平的治国思想在现实意义上确实改变了中国。
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将中国引向正常发展的轨道（图源：AFP）
邓小平一生在政治上经历了“三落三起”。他真正对中国产生深刻影响是1977年的“第三次复出”。因为毛泽东在1976年去世，所以邓小平复出时的中国正处于后毛泽东时代。后毛泽东时代，中共面临的两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评价毛泽东的问题以及中国是否还要沿着毛的路线继续阶级斗争。
关于这两个问题，中共内部当时产生了分歧，有一部分是以时任中共主席华国锋为首的“凡事派”，试图延续毛泽东的文革路线；另一部分则倡导“非毛化”，彻底否定文革乃至新中国成立以后以后的革命和建设道路，另起炉灶，学习西方模式。对此，邓小平说：“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我们……都是毛泽东思想教导出来的。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邓小平的这个回应说明他十分清楚，对毛的评价不仅涉及毛个人，而是涉及中共的历史和其政权建立的合法性，因此，邓彻底地否定毛是不可能的。但是，对于毛晚年的错误所导致的国家经济瘫痪、社会秩序的混乱，邓小平心里也十分清楚。他说：“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这种既是否定了“非毛化”的政治主张，又否定了“凡是派”的政治主张，承认毛泽东也有“没有做好的事情”，这是对已经被神化的毛泽东的“祛魅”，最后邓小平以“三七开”评价毛泽东的一生。
对毛泽东的“祛魅”，实际上为邓小平之后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推行他的改革理论提供了条件。邓小平首先为改革找到了与毛泽东革命的对接点，以接续中共的政治传统。邓小平接着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的话进行了发挥：“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使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获得解放，这是革命，所以革命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为了破除一些人对革命的狭隘理解，邓小平还特别强调：“革命是要搞阶级斗争，但革命不只是搞阶级斗争。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从历史的发展来讲是最根本的革命。”
如果解决生产力方面的问题？邓小平严格区分了社会主义制度和实现社会主义的方式。在邓小平的心中，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大锅饭、平均主义、僵化的计划经济不是社会主义，闭关锁国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不是社会主义。实际上，从社会主义本身的发展来说，社会主义的理想与西方所说的福利社会有趋同性，福利社会显然不是一个物质贫乏的社会，因此，如何提高经济效率就是一个现实的问题。邓小平提出了一个在传统中共领导人不敢想的问题：“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
邓小平区分社会主义制度和实现社会主义的方式，实际是为他在中国社会的全方位改革铺路，也是让改革不至于动摇中共的执政地位。经济改革首先在农村地区展开。农业方面，在邓小平和赵紫阳的经济改革方针下，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包产到户，提高农民的积极性。农业生产总值在1978年至1984年中提高了50%，农民纯收入也大幅提高，经济改革初见成效。在城市，当时中共开放了商品经济，鼓励城市个体户从事经营行业，逐步“有计划地发展商品经济”，同时，建设中国东部沿海城市深圳、珠海、厦门和汕头为经济特区，扩大对外开放地程度，其中包括扩大进口的数量及进口国范围；改善进口产品结构，重点为技术输入；鼓励外资直接进入中国设厂，改善中国生产结构以及派遣大量留学生赴西方学习科技。邓小平重视发展经济的思想，最终在1987年中共十三大时被确立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核心内容。这是中共的执政合法性开始由毛时代的建立在阶级斗争的基础上转变为建立在经济增长上。
改革开放后，中国沿海地区经商活动开始频繁（图源：VCG）
在政治改革上，邓小平极力推行中国政治的制度化进程。文革结束后，邓小平重启了因文革被搁置的刑事立法工作，中国《刑法》终于在1980年1月1日实施，中国自此结束了“公审公判”的以革命的标准审判嫌疑人的时代。随后中国《民法通则》、《经济合同法》、《技术经济法》、《涉外经济合同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相继出台，开启了中国公共事务的制度化进程。
面对着毛泽东时代留下的中共领导人逐渐年老，邓小平意识到中共领导人的代际交替问题将成为影响中共血脉存续的关键性问题，于是在他执政的期间提到了“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的问题，并设立顾问委员会进行代际过度。最终，中共顾问委员会于1992年正式撤销，毛时代的老干部正式完成了权力交接。
有人认为，邓小平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他的思想主要是解决实际问题，“摸着石头过河”，并无体系性。然而，这仅仅是对邓小平的思想的表象性的认识。事实上，邓小平对改革的整体规划和改革的方向都有明确的认知。他主持并制定了改革开放时间表，提出了“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第一步，在80年代，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解决人民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再翻两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同时，邓小平还提出了中共的改革开放的属性是社会主义改革，最终的归宿不是西方式的资本主义制度。他说：“我们的改革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总的目的是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而关于如何判断中共改革的在意识形态上属于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邓小平提出了三个标准，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邓小平关于改革的论述至今仍是中国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风向标。
邓小平在四十年前开始尝试的以市场化机制解决社会问题、以制度化构建行政稳定性、以法治化维护社会公平在今天中国的改革中依然具有启示性意义。邓的改革遗产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内容中均得到了继承。
2017年9月12日是邓小平的思想被中共写入党章20年，同时也正值中共十九大行将召开之际，关于“习近平思想”是否会写入党章的问题，仍然在外界引起广泛议论，但不可否认的是，全面深化改革时代已经比40年前的中共改革程度更深，涉及的范围更大，“习近平思想”或许也能会像当年邓的思想一样，引起中国的剧变，促使中国实现真正意义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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