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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墙”前的风暴 中共将再次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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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香港中文大学校园内一块“民主墙”意外成为舆论热点,风头盖过了稍早前险酿战争的中印边境对峙,以及让美中两国都感到焦头烂额的朝鲜核试验。这也再次验证了全球化背景下局部地区微小的极端事件如何能够引发“蝴蝶效应”,被扩大化为全球性事件。

当然,此次所谓“港中文民主墙风波”并非孤立事件,背后有着长远的历史原因和复杂的社会背景。其中,有着“港独”倾向的学生与来自内地反“港独”学生之间的冲突,折射出香港与大陆之间目前存在的巨大反差和深层矛盾,以及正在进行之中的接轨过程。

邓小平为解决香港回归和中国统一问题,就“一国两制”的设想说过,“我们派军队是为了维护国家的安全,而不是去干预香港的内部事务。我们对香港的政策50年不变。”这成为香港回归,回归后政治状态,以及与大陆之间相互关系的一个基石,以及未来走向的时间表。

不过,双方始终同属一个国家,香港也始终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一国两制”的原则与底线,以及50年后政治制度完全接轨实现更具实质性“一国”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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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依然发达,却被越来越多的中国大陆城市追上(图源:VCG))

那么,最终如何实现这一目标?是50年后“休克式”一步到位的接轨,还是渐进式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的接轨?邓小平并未对接轨的方式作出过多表态。目前看来,应该是第二种方式。

例如,2015年12月,时任香港行政长官梁振英前往北京述职时“靠边坐”,一改以往与“主席位”并坐的情况;2016年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就香港“宣誓风波”释法,这是其第二次主动释法,也是最有争议的一次;2017年7月1日习近平在视察香港时指出:“任何危害国家主权安全、挑战中央权力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权威、利用香港对内地进行渗透破坏的活动,都是对底线的触碰,都是绝不能允许的”;“港中文民主墙风波”后,中国参与官媒解释“港独”入刑的合法性。

另外,还有2014年4月正式被批复的沪港通,2017年中国政府工作报告正式提出的包括香港在内的“粤港澳大湾区”计划,等等。

随着香港与大陆在经济金融合作、人员往来工作交流的持续深化,已经有意或无意地加强了香港与大陆的联系。其背后也有作为中央政府保障和发展香港地区经济的责任。

不得不正视的还有客观形势的急剧变化。一方面中国大陆经过近40年改革开放与经济“奇迹”,正在全面振兴;另一方面是香港在延续回归之前发展走势的同时,其相对于中国的诸多方面发展缓慢,甚至有下滑的迹象。

1993年香港GDP总量高达中国大陆全境31省级地区的四分之一,如今仅毗邻香港的深圳市GDP总量已有望于2018年超过香港。两地形势的巨大变迁与反差,由此可见一斑。

与此同时,中国大陆政治制度与治理效果逐渐得到西方认可,特别是中共十八大后法治化水平迅速提高,社会更趋安全与稳定。这些或许是香港社会和舆论没有及时了解到的新变化。这一变化可能也在香港与大陆之间形成了反差。

从2014年一再无视临时禁制令持续两个多月的“占领中环”,违反宪法的“港独”行为渐获声张,再到此次“港中文民主墙风波”中“港独”支持者对另一方的公开叫骂。香港似乎出现社会法治倒退与民粹主义兴起的苗头。

“自由”与“法治”,两者相生相克,一直是香港成功的重要优势。不过,因为香港民生改善不振和巨大的贫富差距等多方面原因,如今这一天平似乎在向“自由”的一方倾斜。如果得不到法治的及时匡正,实现两者之间新的平衡,确有可能滑入民粹主义洪流以至分裂动乱的深渊。

问题是,香港自身可能缺乏有效的自我调节功能。或许自英国专政式的殖民体系撤出并有意图地打开“自由”和“民主”的“潘多拉魔盒”前后,香港自身从未具有、也不会生成这项自治功能。

因此,对于香港目前的乱象,尽管有外界所理解的“一国两制”方面的一些制约,中国政府有责任以某种方式出手,以扭转其发展减速和衰落的趋势,纳入中国整体进步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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