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题图
摩根大通：人民币的支撑因素将逐步消退。
近期人民币强势可以归因于三个因素：中国实际GDP反弹、商品价格上涨（带动再通胀主题、降低银行体系压力）、利差扩大。据测算，近几个月，中国企业抛售美元持仓显著上涨，由于仓位调整尚未完成，美元/在岸人民币存在进一步下行压力。但是，前瞻指标如M1、M2和调整后社融见顶并放缓令人担忧，使得人民币的支撑因素逐步消退。信贷和供给侧指标放缓、房地产市场降温预示着GDP和商品价格将放缓，而国内经济杠杆较高也限制了加息空间。
人民币下行风险来自于：美联储年内加息，驱动美元上涨和非美货币抛售；中国经济下行，导致资本外流担忧；欧元或日元超预期疲软，导致亚洲货币对美元贬值。
人民币上行风险来自于：美国经济复苏低于预期、美联储推迟加息，导致非美货币上涨；中国经济增长动能和贸易盈余持续上升，削弱人民币贬值预期；在岸人民币中间价强于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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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银：日本央行最好的方法是，保留移除每年
80万亿日元目标的政策选项，同时降低购债速度。
日本央行在2016年9月引入收益率曲线控制政策，并将货币政策工具从货币基础转向利率。此后，日本央行放缓了日本国债购买速度。尽管日本央行的货币政策依然表明将以每年80万亿日元的速度购买日本国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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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日本央行目前每年购债速度为60万亿日元。由于日本央行下调了通胀预期并将2%的通胀目标延后至2019年，这一操作意味着，日本央行不得不在未来两年内继续实施大规模的货币宽松政策。日本央行购债可持续性：日本央行购债计划的可持续性取决于日本政府发行国债的速度（供给因素）和除日本央行以外的实体所持有的日本国债（需求因素）。
自2013年4月推出QQE以来，日本央行所持有的日本国债上升了292.9万亿日元，其中163.7万亿日元来自于供给因素、129.2万亿日元来自于需求因素（国内银行、小企业金融机构和养老基金等的日债持有量大幅下降）。
因此，日本央行可否持续购买日本国债还要取决于这三类实体能否持续减持：
1.养老基金2014年10月，日本最大的公共养老基金GPIF将其对日本国债的配置比例从67%下调至35%，并且随着股市反弹和日元贬值，配置比列进一步下滑至28%以下，很难像之前那样再度大幅减持。
2.国内银行和小企业金融机构与公共养老基金不同，这类实体没有明确的投资组合目标，如果假定这类机构所持有的日本国债占的总金融资产比列不少于5%，可以发现，国内银行的距离最低配置比列仍有1.5%的空间，小企业金融机构仍有15%的空间，合计相当于85万亿元日债。如果日本政府每年发行国债35万亿日元，那么供给因素和需求因素合计将提供未来一年120万亿日元、未来2年155万亿日元的购债空间。
按照日本央行每年新增80万亿日元日本国债的步伐，那么该计划可能在2019年3月达到极限。然而这个假设是在非常乐观的基础上的，国有银行和中小型金融机构向日本央行出售日本国债的速度和强度可能更小。
收益率曲线控制（YCC）的可持续性：自从去年9月引入收益率曲线政策之后，日本央行的国债购买量取决于是否能将10年期国债收益率保持在0%左右。随着日本央行增持日本国债，其他实体抛售持有的日本国债的能力下降，使得日本央行通过较小规模的增持就能控制收益率。因此，理论上日本央行可以无限期的维持收益率曲线控制。但实际上，如果日本央行不希望大幅减少购债规模并买入了超量的日债，将导致收益率大幅下降。极端情况来讲，如果日本央行完全停止其国债购买计划，收益率仍将继续下滑直到日本央行不得不抛售国债来控制收益率。日本央行也可以通过降低收益率目标来避免这种情况，这样做的问题是会让市场产生对日本央行控制国债收益率的承诺的担忧。因此，最好的方法是，日本央行保留移除每年80万亿日元目标的政策选项，同时降低购债速度。
摩根大通：在2011、2013和2015年美国债务上限问题得到解决的前几周，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通常下行，之后收复大部分跌幅。如图所示，美债收益率近期还有下行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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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丰：中国企业正在不断努力降低外国科技依存度，近年来，中国拥有的专利数快速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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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盛：美国企业离岸现金回流可能会打击到离岸美元的供应，进而增加离岸美元的融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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