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有着近9,000万党员的执政党,是否会在2017年秋季,5年一届的全国党员代表大会上,推出以领导人命名的新的政党行动纲领——现在,这正成为海外舆论面前的一项“选择题”。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正以不同语言版本形态出版,并由中国政府逐渐向世界范围推广(图源:新华社)
海外的政治观察家似乎达成共识,对于中共十九大会期中,将有极大可能会出现新的“理论看点”来丰富这个政党的“理论思想库”——一个标记着“习近平”字样的理论已经呼之欲出,不过,在名称上,是“习近平思想”,还是“习近平的思想”,抑或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舆论似乎陷入了自己挖设的“语言陷阱”。
最恰当的标签?
敏感的海外政治观察人士注意到,还是在2016年10月的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刚刚结束,坊间就已经流传,“习思想”或在十九大会期中“诞生”的说法——就政治话题而言,对中共十九大前瞻,理论层面的最大看点就是“习近平思想”会不会出炉。
随之而来的是,中国大陆一些仕途看好的中共高级官僚开始在党媒上不断地释放从“习核心”到“习思想”的讯号。
7月17日,蔡奇在中共北京市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发表讲话称:“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思想为根本遵循,切实作为案头卷、工具书、座右铭”。据信,这是中共高级官僚中首次出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思想”的说法。
而此前的说法不一而足,“标签”的样式也各有特征。
今年4月30日,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海外版旗下的新媒体“学习小组”刊发了中办主任栗战书在中央直属机关党的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栗战书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系列讲话已经初步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
5月16日,中共政治局常委刘云山在中共中央党校发表讲话称,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形成了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科学理论体系”,“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
7月15日,中国前外交部长,现任国务委员、中共中央外办主任杨洁篪罕见地在中共党刊《求是》发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外交思想 不断谱写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篇章》,指出中共在过去五年已经“形成并确立了习近平总书记外交思想”。
值得注意的是,7月15日当天,中国政坛发生了很多大事。在杨洁篪发表文章鼓吹“习近平总书记外交思想”的同时,中国政治明星孙政才落马;与此同时,隶属于中组部的党媒《党建研究》刊发文章称:“十八大以来的创新理论,也可称之为习近平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
不过,这篇文章发布后不久,就被删除,而该媒体亦未向外界做任何解释。
在《解读十九大拼图:漩涡中的“习思想”》一文中,援引政治观察人士观点称,《党建研究》本身虽然影响不大,但毕竟是中组部直属的期刊杂志,而且具体用了“也可以叫做习近平思想”这样的措辞,并且以编辑部集体的名义署名发表,所以带有某种“试水”的意味。
实际上,从今年3月起,就有媒体报道称,“习近平思想”可能在中共十九大上诞生,并被写入党章。
现在,海外媒体在中共十九大前,“不慎”落入自己设置的“语言陷阱”,并颇感困扰。
BBC中文网在评价“中共会否在会议期间确立‘习近平思想’,甚至会把它写进共产党的党章”时,引述了香港科技大学社会学教授丁学良的观点认为,在共产党的意识形态里,差一两个字的意思分别是很大的,而“习近平思想”跟“习近平的思想”就很不同。如果会议期间以前者来表述,官方需要理顺很多的事情,包括搞清这是习近平“一个人的思想”,还是从某个特定时间开始,中国历任领导人的集体思想。
这并非是海外舆论对文字表述上的纠结。如果中共十九大要正式推出“习思想”,在表述上,目前存在有多种可能性。其一,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其二,是“习近平思想”,其三是“习近平的思想”。
如果是第二种表述,显然是将与中共前党魁毛泽东、邓小平的理论体系并列。是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样,成为执政党纲领性的指导思维——而舆论普遍认为,在担任中共最高领导人仅5年后,急于出台与毛邓一样“高度”的理论为时过早。
《纽约时报》的观点称,“问题不在于他(习近平)的思想写入党章,而在于作为指导思想能否‘服众’,具有吸引力,赢得社会的认可。”
熟悉中国大陆事务的政治分析人士指,习近平近五年来的内政外交论述均已初步成型,如何提炼出一个核心的概念,是一个难以回避的政治命题。中共在理论标签方面有着极其严格的表述方式和政治规格,无论最后十九大会期中,讨论形成一个怎样的理论框架出来,与之对应的是,应是这个政党的政治成熟度。
“第二个一百年”入中共党章
毋庸讳言,中共在突出“领袖意志”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这是红色中国一直保持着一定程度上的政治狂热的秘钥之一。
海外政治观察人士认为,中共十九大的另一个理论层面的看点是“第二个一百年”即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2049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能实现。”的论断是否会进入中共党章。
2012年11月,习近平正式接任中共最高领导人后提出“中国梦”口号,陆媒称,“显示出提高党内凝聚力的态度。”履新后不久,习近平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发表讲话,首次提及“中国梦”的概念——“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
彼时,美国《华尔街日报》认为,“中国梦”已经成为习近平具有代表性的词语。习近平甚至为实现梦想设定了具体日期:2049年,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

“中国梦”一度被舆论认为是“美国梦”(American Dream)的翻版,但中共给出了完全不同的内容解读(图源:AFP)
“2049年实现中国梦”,这被舆论认为是习近平的个人政治愿景中的“第二个一百年”。“第一个一百年”是到指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2021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中共将以“2020年消除中国贫困人口”作为小康社会的标准,随着日期的日益临近,虽然习近平与中共都有相当大的压力,但在行动力和信心方面,均已表现出足够的“目标可期”的态度——执政党将“扶贫”视为一项优先度极高的政治任务,习近平将具体的指标下达到了中共各级大小官僚的头上,以完成这项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在“小康社会”的数字化衡量标准的对称下,“第二个一百年”在内容的表述上并未给出“数字化的标准”,甚至也没有相对详尽的标准——“中国梦”,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些词汇能够包涵的内容,执政党还未向公众和舆论给出相应的标准。
有评论人士认为,“第二个一百年”是否会在中共十九大上写入党章,与党内是否认同习近平个人政治愿景有着直接的联系。习的第一个5年任期中,中国梦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经是中国大陆的社会热词,但尚未真正转化成为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愿景,一旦写入党章,则类似于1960年代中国政府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具有现实层面的可操作性,而时间跨度上(到2049年)也在可接受的范围。
显然,将一个“政治领袖的个人愿景”转化整个国家行为的“中期民族化目标”是需要通过写入党章再次“确认”的。这是中国大陆政治的一种集体思维理论化的惯例。
政治观察人士指,“第二个一百年”入党章,首先需要在理论层面将内容具象化,甚至需要指标化。这虽然“制定指标”并不具有多高难度,但对执政党来说,将中国梦指标化要考虑现实中官员的执行难度,毕竟“社会主义就是土豆加牛肉”已经是过去了的历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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