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理论自明确提出至今已40年,虽然中西一些学者和研究人员对“理论”这一表述存疑,但并不影响今天我们对邓小平在具体领域和问题上的处理方式及理念的解读。在解读过程中可以发现,邓小平的若干思想与西方哲学,尤其是西方政治哲学的一些智慧互为映现,这为理解邓小平理论提供了一条较新途径。
改革开放以来,在曾经“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下,中国的经济、法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对于公平的关注却稍显弱化,积累了一系列矛盾与问题。譬如,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低收入群体的被剥夺感日益增强;城乡壁垒依旧存在,农民工在城市中难寻归宿;法治建设亟待推进,弱势群体权益还得不到司法的有效庇护等等。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建立在制度公正的基础之上。

邓小平的改革思维根植于对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理解,也闪动西方哲学智慧,更充满博弈意味(图源:VCG)
上述指向中国的社会公正问题,而社会公正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大陆的一些研究者认为,邓小平关于社会公正的思想不仅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特性, 也体现了罗尔斯(John Bordley Rawls)在《正义论》中所确立的伦理内含。
在这里我们并不是要用西方政治哲学的理论来硬性解释邓小平的改革、指导思维,而是希望看清二者的真实关联。
上世纪70年代初,罗尔斯的《正义论》出版后在世界范围内产生深广泛影响。他的正义理论之所以引起社会的瞩目, 从侧面反映了社会公正问题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日益凸显。社会公正对于实现社会发展的宗旨, 对于实现正常的社会运转, 对于激发社会的活力,均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罗尔斯提出的正义原则主要有两点:首先他认为每个人对与所有人所拥有的最广泛平等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第二,关注的对象主要是最少受惠者群体,也就是社会的弱势群体。
虽然效率与公平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但是目前中国的公平问题是比效率更加值得关注的问题。邓小平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 将社会公正视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性的问题, 认为社会公正问题的解决会直接影响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和基本目标的实现。

邓小平理论中对罗尔斯《正义论》当中的伦理内涵有所体现和发挥(图源:VCG)
邓小平的公正思想主要体现在政治和经济两方面。政治方面,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中这样写道:“ ……政治上, 充分发扬人民民主, 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政权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 享有各项公民权利”。
现代社会愈来愈看重和强调机会平等,机会平等原则是现代社会中社会成员具有平等权利的直接体现, 它以作为个体的人为基本出发点, 主张通过确立一种自致性的努力方向来开发每个社会成员的潜能, 并为社会成员提供一种平等竞争的公平环境。
在经济方面, 邓小平提出走社会主义道路, 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设想。1992 年初, 邓小平在视察南方时, 提出“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 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其理论的基本立足点是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 由此,得出关心人民的切身利益,消灭贫穷现象,为广大社会成员确立最为基本的生存底线的结论当属必然。
邓小平关于社会公正的思想呼应了罗尔斯所关注的两个方面, 基本上较为全面地体现了罗尔斯正义理论的伦理内含。邓小平社会公正思想是基于对中国特定历史和社会发展的深刻认识, 与罗尔斯的正义理论相比, 现实根基要更深厚一些。
社会公正问题是一个世界话题。贫富收入差距悬殊也不是某一国独有,即便是市场经济体制比较健全的西方发达国家,这一问题也是存在的。邓小平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 实事求是地提出社会公正的现实道路, 摒弃了乌托邦式的社会公正理想,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 建立了一种相对“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公正理论。
而为实现所谓“共同富裕”就必须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再分配机制。通过运用再分配机制救助最困难的社会群体, 为大多数人提供社会保障, 并尽可能地缩小贫富差距,这套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则考验中国新一代领导集体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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