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人们都认为“赵家人”只是“闷声发大财”，但陈云的长子陈元说：“统治阶级要有统治意识”；“对干部子女政策的出发点应是阶级利益”，这让我们明白了：干部子弟为何占有了一切有利先机：参军、保送上大学、提拔当官、公费留学……
阎淮于八十年代初期到中期，在中组部青年干部局任职，他们这个部门主要负责考察过可能提拔到省部级的后备官员（一度有“第三梯队”之称）。这些官员，当时已经位居厅局级的跳板上，被省、直辖市和自治区党委看好列入备选名单，只待中组部官员来考察、筛选，通过这一环节认可之后，就安排提拔。
阎淮在书中写道：他所在的中组部青干局二处，负责各省，一共就三人：处长、处级调研员（就是他）和处员。全国六个大区，华北、东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他们仨每人负责两个大区，他受到陈云所钦点的青年干部局首任局长李锐的青睐，分工负责最重要的两个大区：华北和东北——这说的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要是今天，论最重要的大区，肯定非华东莫属。
阎淮书中详细讲述了到北京、天津、山西、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地考察的过程，他筛选推荐的官员中，后来升为省部级以上的至少有几十人，更有近十人升为正国级、副国级——即所谓“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长春、张德江、李铁映、吴仪、陈元、张立昌、白立忱、郑万通……这后面几位，一般人都不太知晓何许人也，这几位最后都官至全国政协副主席——俗话说“别拿豆包不当干粮”，政协副主席也是副国级，虽然没什么实权，但享用国家规定副国级待遇标准的民脂民膏，是一点不容含糊的。
我请阎淮做嘉宾。我问他：当今反腐打老虎，三十年前的“第三梯队”，现在都位居要津。你统计过没有，你考察推荐的官员中，迄今落马者比例如何？
他告诉我，他没有统计，但肯定有，因为经济问题、腐败落马者也有，还有一些非常优秀的官员，因为政治观点、价值理念而主动出局（我将之形容为“炒了体制的鱿鱼”——老高注），当时担任天津开发区主任的张炜，就是一例。
接下来我问：“出了这些腐败者，那么你是否为你当年看走眼而反省呢？”阎淮说，这个问题要回答，恐怕不那么简单。毕竟，自己当年所把关的，只是他们仕途升迁的众多台阶上的一级。这些官员从一般办事员甚至普通劳动者中脱颖而出，升到股级、科级、局级，必然遇到很多提携者、很多把关人；他们通过了阎淮的考核，随后升到了副省级、省级之后，是否能继续升迁，更归中枢要员和那些元老来审视和拔擢。
当年阎淮对他们的考察，只是在他们仕途的那一阶，尽可能仔细周全地遴选，未必能说他们后来的腐败已经在当时就埋下了祸根伏笔——不是有句话说“权力是春药”吗，他们后来官越当越大，权力越来越无人制约，权钱勾结、谋私寻租的欲望越来越被刺激起来。
这些落马的倒霉蛋，且不去说了，更引起我深思的，倒是那些升到了权力金字塔的上层、顶峰那些人。他们年轻时，在阎淮考察他们的那个年月，是何等意气风发、改革开拓啊！前几天有位朋友与我谈起阎淮考察过的这些官员就十分感慨：李长春、张德江、李铁映……这些人，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都是锐意改革、卓有建树的闯将呀！曾几何时，他们到了高位、顶层之后，除了极少数为国为民立下若干功勋之外，其余多数官员，要么庸庸碌碌，尸位素餐；要么为虎作伥、与民为敌。中途落马的贪官固然是悲剧，这些人成了能臣、悍吏、庸官（姑且不论他们是否尚未暴露的貪腐“老虎”），他们的人生何尝不是一个悲剧？
何以至此？最显而易见的解释就是：制度。阎淮在从事了几年考核筛选官员的实践之后，也索性组建人事科研所，去草拟改革人事制度的方案，然后上上下下地去游说——在书中有很生动的描写。最后果然通过时任中组部长的尉健行，获得赵紫阳的首肯。按说，对人事制度的那套改革方案，是当时高层邓小平、陈云“双峰政治”的共识，“六四”之后，邓小平认可了陈云、李先念推荐的江泽民来继承大位，又斩钉截铁地说：赵紫阳的“十三大报告一个字也不能动”！然而，事实怎么样呢？正如阎淮说的：直到今天，倒是一个字也没动，但是一个字也没实行！
可见，尽管党内保守派、改革派都看到了制度的弊病，也都认可了改革这一制度的方案，但最终就是不实行！可见，制度之外，必然还有别的因素。
尽管当时的阎淮有李锐的鼎力支持——李锐甚至顶住了政治局委员、周恩来遗孀邓颖超要把阎淮赶出中组部的压力；在青干局也有几个志同道合的伙伴，但他们在中组部这个积重难返的机构中，显然是少数，寡不敌众。无独有偶，最近我采访胡耀邦的前部下、改革开放年月的中央党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兼理论研究室副主任阮銘先生，他也告诉我，尽管在外人眼中，中央党校在思想解放运动、真理标准讨论中叱咤风云，一马当先，但实际上他们在党校内是颇为孤立的“一小撮”，周围同事，更多的还是思想保守者，视他们这少数人为“另类”，只不过忌惮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主席、总书记，不敢发难而已。到胡耀邦下台后，王震来当校长，整他们就易如反掌了。
回顾八十年代，往事并不如烟！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