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政府公布修订后的《宗教事务条例》,在中国境内外引发强烈反应。欢欣鼓舞者有之,不满忧虑者有之,批评其打压宗教自由者亦有之。跳出各方特定立场和倾向来看,中国官方此举究竟有何背景,又意在何处?

中国一度频发的恐袭事件背后存在宗教因素(图源:央视截图)
中共治宗教显现三个策略
对比2004年11月首次推出的《宗教事务条例》(下称《条例》),此次修订有较大篇幅的增加,特别是提出“保护合法、制止非法、遏制极端、抵御渗透、打击犯罪”的原则。分析来看,其变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抵制极端”。宗教是近年中国社会极端恶性事件频发的一个重要关联因素。原版条例中“极端”一词仅出现一次,是为要求相关出版物不得含有“宣传宗教极端主义的”内容。修订版不仅明确提出“遏制极端”的原则,在第八章有关“法律责任”的规定中,第63条、64条、73条,对有关违反行为作出严格限定。
这种变化可以从一处细节中有所观察。原版第一章第三条提出:“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以及其他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公民合法权益的活动。”
修订后的相关表述则改为:“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在不同宗教之间、同一宗教内部以及信教公民与不信教公民之间制造矛盾与冲突,不得宣扬、支持、资助宗教极端主义,不得利用宗教破坏民族团结、分裂国家和进行恐怖活动。”
二是加强官方管理,强推“中国化”。“抵御渗透”,是修改版提出的另一个重要原则。习近平在2016年4月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指出,“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支持我国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此次修订后的《条例》发布后不久,负责相关工作的中国政治局常委俞正声在“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宗教工作重大决策部署经验交流会”上强调,“特别是关于‘导’的重要思想,在‘导’上下功夫”。
有意思的一个细节是,修订版接受了原版“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宗教活动场所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接受境内外组织和个人的捐赠”的表述,同时在其下新增了“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宗教活动场所不得接受境外组织和个人附带条件的捐赠,接受捐赠金额超过10万元的,应当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审批”的新规定。
另外在有第八章有关“法律责任”的规定中,新增禁止项:“受境外势力支配,擅自接受境外宗教团体或者机构委任教职,以及其他违背宗教的独立自主自办原则的”。
三是宗教管理继续法治化,进一步明确“宗教不是法外之地”。从2004年原版《条例》到2017年修订版,宗教成为中共治国理政的常规议程,而且能够根据新的形势问题,作出及时应对调整。
确立原则、规范活动、梳理财务、明确责任,使得以往缺乏监管、渐致紊乱的宗教行为被进一步纳入法治化的轨道,是中共所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宗教与政权之争
宗教在人类活动中有着久远的历史,或许比政治的出现还要早。甚至有观点认为,宗教是政治的先声与源头。
宗教类型极为多样,在不同的地区文化、历史阶段、文明水平之中有着不同的表现。即使在同一族群之中,也会存在多种宗教形态。总体来看,经历近现代科学文明的洗礼之后,宗教一度有所退潮,不过约在冷战结束前后却呈现明显的复兴之势。
在中国,中共执政的毛泽东时代,强势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革除了几乎所有宗教的存在空间,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无神论和对毛泽东个人的崇拜取而代之。
毛泽东时代之后以至如今,中共再也未能建立绝对强势的意识形态。尽管邓小平曾提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但在中国物质建设狂飙突进的过程中,包括中共执政者自身在内的中国人的思想领域却如未经修葺的花圃一般,虽有各色小花点缀,却被疯长杂乱的草木所掩。中共官方唯物主义意识形态成为则被竞相奚落和踩踏。

道教、佛教与中国文化和政治的关系似乎更为和谐(图源:VCG)
正是在这种时代环境中,中国成为宗教急剧发展的沃土。除了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道教、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不太相融的伊斯兰教、基督教等等,都迅速得以复兴或发展。其中不乏一些极端宗教,对中共构成了严重的执政挑战,例如20世纪90年代末曾出现某宗教冲击中南海的情况。
一般认为,一个宗教之所以成为宗教,是因为它至少包括三个层面,其一为宗教的思想观念及感情体验(教义),二为宗教的崇拜行为及礼仪规范(教仪),三为宗教的教职制度及社会组织(教团)。
从政治的角度来理解,宗教不仅有完备的意识形态,还有独立的组织架构、统一的行为规范,以及一定的动员能力。
当然,不同的宗教会有不同的表现。不过当其信徒在中国社会达到一定规模之后,几乎可以肯定会对坚持唯物主义无神论的中共构成执政挑战。
正如没有“乌托邦”式的政治形态,同样也没有能够始终如一至善至美至仁至慈的宗教,或者说宗教比世俗政治更容易沦为一种工具。相对而言,已经在中国存在千年以上的道教、佛教虽然也会对中共官方意识形态有所侵蚀,却能大体与政治保持一种和平关系。
强调分权制衡的政治一般无涉社会道德秩序与情感诉求,良善的宗教主张则能够对社会构成积极的补充。而强调集中统一的政治则将社会、组织与个人的诸多因素都纳入治理的范畴。这种体系一方面可能对后者构成较多限制,无法面面俱到,而且会有较重负担,另一方面却能有效防止和遏制极端事态。两者的比较,是未来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观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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