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功卓著的粟裕为何在政治上不得意？

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上强加在粟裕头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其中最关键、最重要的一大罪状是说粟裕是“野心家”、“向党要权’、“向国防部要权”、“争夺军队领导权”。原因是“与陈毅、聂荣臻和彭德怀三位领导都搞不好”。

陈毅与粟裕之间，确实有过分歧。那是在解放战争初，研究在何处歼敌的问题，充其量是工作分歧。当陈毅知道党中央、毛泽东已经批准了粟裕关于“在内线先打几个胜仗后再行西进”的意见后，便改变了态度，与张鼎丞、邓子恢一样，全力支持粟裕，从而取得了“苏中战役”（七战七捷）这个极其辉煌的伟大胜利。粟裕与聂荣臻共事时间甚短，帷一出现的一次误会，是发生在聂任代总长期间。当时聂荣臻担心毛泽东事情太多、太忙，认为不必事无巨细都直接报主席那里去，因此要求军队方面的报告，都要经他批阅后，再根据情况看是否有必要上报。过去一向按毛泽东提出的要求每半个月报告一次的粟裕，自然也按照聂代总长的意见办理。没想到毛泽东时军队系统的报告减少格外关注，在1952年夏提出了批评。为此聂荣臻写报告向毛泽东做了检讨。粟裕认为自己也有责任，因此也向毛泽东做了书面检讨。毛泽东在他的检讨上做了批示，表示“检讨很好”，而且把粟裕和聂荣臻的工作做了对比，肯定了粟裕半年来的工作，同时对聂荣臻又做了批评。他还特地把这个批示交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聂荣臻等传阅，这就引起了聂荣臻的很大误会。

彭德怀从朝鲜战场下来以后，周恩来即提名彭接替他主持军委工作，1952年7月得到政治局会议的批准，彭德怀很快走马上任。1954年10月粟裕任总参谋长。

成立国防部后，各总部仍直接受中央军委的领导，但彭任国防部长后，为了体现国防部的领导，许多原来由中央军委和总部颁发的命令、指示，都要求改由国防部署名。而哪些要以国防部的名义发布，哪些不用，又没有明确的规定。于是，总参为中央军委起草的和总参本身下发的命令、文电，就常因署名问题而受到指责。鉴于这种情况，粟裕要求明确国防部与总参谋部的职责，以便今后在日常工作中有所遵循。1955年3月16日，中央军委接受了粟裕的意见，责成总参起草国防部与总参职介条例。但总参一连五易其稿，均未能获得通过。

粟裕的第二大罪状就是，1957年11月，粟裕作为彭德怀率领的中国军事代表团的成员，根据原定的日程对口拜会了苏军总参谋长。粟裕从借鉴苏军经验的角度，向苏军总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提出，请对方提供一份苏军“关于国防部和总参谋部工作职责的书面材料”，以便参考。这件极其正常的事，却被军委扩大会组织者认为粟裕“告洋状”，后上升为“里通外国”。

军委扩大会于1958年7月22日结束。对粟裕近两个月的日批夜斗也告一段落了。8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解除粟裕总参谋长职务”的决定，并决定将他的“错误”口头传达到军队团一级，地方地委一级。随即，有领导找粟裕谈话，调他去军事科学院任职，可以搞点科研，但不要接触部队。

从此，粟裕开始了既不能接触部队，又必须搞好军事科研的岁月。一次，在冰雪北疆进行一项重要课题调研，粟裕不敢住在部队，而住在牡丹江地委招待所。凡涉及重大问题，不是地委书记胡立教在场，就由牡丹江市委书记李友林陪同。其处境之艰难，由此可见一斑。

历史有时也会给人们开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在1958年军委扩大会上，主持会议的彭德怀元帅，在正好一年之后的庐山会议上，坐上了被批斗的位子，被定为“反党集团的首脑”。粟裕也出席了庐山会议。一些老战友一再建议粟裕借这个机会，把1958年的事提一提，“你不便说，由我们来说。”粟裕回答：“我不愿在彭德怀受批判的时候提自己的问题。我决不利用党内政治风浪的起伏，我相信我几十年的革命实践足够证明自己。”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开始着手处理历史遗留下来的冤假错案。邓小平明确讲：要了结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这桩公案，但直到粟裕蒙冤26年后离开人世，仍没能等到组织上为他的正式平反。

华主席，叶、邓、李、陈副主席：（为中共中央华国锋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副主席。）

在党的三中全会方针鼓舞下，我对1958年彭德怀同志利用军委扩大会议对我进行批判提出申诉。

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议，是在党中央、毛主席的关怀下召开的。会议的任务是检查总结建国以来的军事工作。全国解放和抗美援朝胜利后，我军面临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由战争时期到和平时期这两个历史性的转变，军事工作出现了一系列的新情况，大家缺乏经验，工作中存在不少问题，各方面意见较多。召开军委扩大会议，研究总结八年来的军事工作是十分必要的。会议上，毛主席对军队建设形势作了正确的估价，指出："同志们大多数都说，八年来基本上搞的好，有些缺点、错误。""基本方针是没有错的，但工作有很大缺点。"毛主席还为我们承担了领导责任。但是，彭德怀同志背离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和当时的实际情况，把工作上的某些缺点和错误，以及正确的东西，上纲为"建军新阶段中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把肖克同志打成这条军事路线的代表人物，实际上是批了刘伯承同志；同时又把我做为反党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者拿来批判，混淆是非界限，破坏七大以来党内民主和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把会议引向了歧路，在军内开了很坏的先例。

在这次会议上，彭德怀同志对我搞突然袭击，实际上把我一棍子打死。在总参工作期间，彭德怀同志对我专横跋扈、训斥谩骂，使我实在难以忍受；我在工作上同他也有一些争论。他抓住我在工作上和处理问题上的某些缺点和我性格上的弱点，牵强联系，混淆是非，给我扣上"反党反领导"、"向党争权"、"阴险卑鄙"、"告洋状"等等莫须有的罪名，企图把我打成反党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份子而置于死地。为了把我的问题搞到外部去，还组织地方干部参观大字报。在当时的形势下，我无法为自己做实事求是的申明。而且，为了不致被打成敌我矛盾，只得违心地做检讨。尤其是我的第二次检讨，（粟裕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突然遭到猛烈批判深感意外，对被强加的种种罪名困惑莫名，在家中连续七天闭门反省，百思不得其解。高度紧张的思虑，引发血压升高头昏脑胀，无奈中由楚青代写了这份检讨。）完全是违心的，不符实际的，把强加给我的罪名差不多都兜了下来，把自己说得简直不成样子。就是这样，彭德怀同志还不放我过关，以后他竟在中央说我"里通外国"。

我向中央申诉：我在总参工作期间，由于我的思想政治水平不高，又没有在首脑机关工作的经验，工作没有搞好，对我进行批评是应该的。但是，彭德怀同志发动对我批判用心是不好的，方法是错误的；强加给我的罪名是莫须有的，目的是要把我打下去。我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包括我在总参工作期间，尽管在工作上、思想上有过这样那样的缺点甚至错误，但是我对党对人民一直是忠诚的，任何时候没有反党反领导，，没有向党争权，没有在背后搞过任何同志的鬼，没有任何两面行为。我深信，我参加革命五十多年的实践是足以证明自己的，（注：1959年7月和8月，中共中央在庐山先后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粟裕出席了8月2日至16日的八届八中全会。会后他回到北京家里已是深夜，我正熟睡。往常他见我睡熟总是轻轻进来以免影响我，这次却推醒我，"快醒醒!快醒醒!"庐山出了大事了，彭德怀挨批了。""有个下午，少奇同志对我说，1958年的事你也可以说说嘛。还有位老战友也建议我乘此机会把1958年的事提一提。""我没有发言。我不愿在彭德怀受批判的时候提自己的问题。我决不利用党内政治风浪的起伏。我相信我几十年的革命实践足够说明自己。也是经得起组织上审查的。

在这里，我还要向中央报告，听说现在还有人说，1943年饶漱石赶走陈毅同志，我是支持饶漱石的。这完全是莫须有的。我想这是1958年对我的批判所造成的恶劣影响。1943年华中抗日根据地还处于被敌人分割和多层封锁的状态，军部在淮南地区盱胎县黄花塘，一师师部活动于苏中海安、东台地区。当时我们对军部的情况很不了解。对饶漱石制造的"黄花塘事件"我们根本不知道，事后也没有听到传达。我是后来才从长期在黄花塘军部养病的一师政委刘炎同志(已故)处听到一些传闻。解放战争期间，我经常在前方，几乎全部精力集中于打仗。我对于饶漱石的阴谋活动完全不知道，这一点即使在1958年的高压下，我也是坚持了的。我对陈毅同志一贯是尊敬的，而且认为华东部队必须由陈毅同志来统率。1947年，军委要我带六纵(王必成纵)到鲁西南，同已在鲁西南的陈(士榘)、唐(亮)部队会合，统一指挥这六个纵队。我当即请求，这六个纵队是华东的主力，必须由陈毅同志亲临指挥。中央同意了我的请求，我是随陈毅同志一起去的鲁西南。1948年5月初我随朱德同志（注：这是笔误。粟裕同陈毅于1948年4月25日从濮阳出发前往西柏坡，5月中旬朱德总司令在陈毅、粟裕陪同下亲临华野指挥机关和部队驻地濮阳。）、陈毅同志一起到西柏坡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作战方案。汇报结束后，毛主席对我说，以后华野就由你来搞，陈毅同志要到中原去。我立即请求说，陈毅同志无论如何不能离开华野，毛主席说，那边必须陈毅同志去。我又请求说，如：果陈毅同志必须去中原，华野也仍然要由陈毅同志兼。当时毛主席同意了我的请求。如果我有排斥陈毅同志的思想，那不正是机会吗?这些历史事实是有案可查的。

我记得1958年批判我，硬说我一贯反领导，我曾说了这件事。我还举了另一件事来说明：1946年，中央任命我为华中军区司令，张鼎丞同志为副司令。我认为张鼎丞同志是党内很有资望的老同志，新四军二支队时他是司令，我是副司令，华中军区司令应该由他任才好，我压下了这个任命，向中央做了报告。后来，中央同意了我的报告，下达了新的任命。但是，当我讲了这些情况以后，彭德怀同志竟然说，"这正说明你阴险"，压我对此做出检查。仅此一例就足以说明当时对我的批判是如何不实事求是。

1958年对我的批判，虽未形成正式决定，但曾经传达到团一级，我还看到一个中央文件上把我做为军内的坏人点了名，影响及于全党全军。而且那些不符事实的发言、简报，我的违心的检讨等等，均已做为历史文件存档。二十多年来，它已成为压在我身上的沉重负担，使我内心深为痛苦。但是，由于近二十多年来，党内民主生活很不正常，我一直克制自己，没有提过申诉。现在，我们党已经取得了粉碎林彪、"四人帮"的伟大胜利。在党的三中全会方针指引下，历史上许多冤假错案已经陆续纠正。中央对彭德怀同志的功过是非也已做出评价。我迫切恳求中央能将彭德怀同志对我制造的冤案予以甄别，撤销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对我的错误批判。请求中央受理我的申诉，使我在今后有限的余年终于能放下这个沉重的包袱，更好地为革命贡献全部力量。

此致

敬礼

粟裕

1979年10月9日

一直到文革结束后，军队的冤案都已平反。但唯独５８年错批粟裕长期不能平反。为何？批判粟裕的中央小组负责人是邓小平。直到９０年代初，张震等粟裕原先的老部下主持军委后，而邓小平此时已淡出政界，聂荣臻，黄克城，谭政都已离世，蒙冤多年的粟裕才得到最终平反。此时粟裕已离开人世１０年了。粟裕没能看到这一天。

直至1994年12月25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同时发表了刘华清、张震共同署名的文章《追忆粟裕》，明确指出："1958年，粟裕同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受到错误的批判，并长期受到不公正的时待。这是历史上的一个失误。这个看法，也是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意见。”。

１９７８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开始着手处理历史遗留下来的冤假错案。邓小平明确讲：要了结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这桩公案。“反党集团”（指萧克等）要专门平反；另一种情况（指没有戴“反党”帽子的）也要平，情况不一样也要平。后一种情况明显指的是粟裕一事。

在1979年夏天，得知这一情况的粟裕在烟台看望叶帅时，向叶报告了他要求平反的强烈愿望。叶当面对他讲：这件事应该解决一下，你写个报告给中央，我回京后同小平同志也说一下。

以后从叶副主席处得知，叶已同小平同志谈过，小平同志同意。但是叶仅是传达了邓的同意，确没有什么具体的文件下达或具体的批示，例如由谁去负责，怎么解决等等。那么邓到底有没有决心彻底为粟裕平反呢？这么从头说起。

前文中提过，那就是邓小平被老毛任命为中央反教条主义的组长，全权负责这次运动。所以，一些重要的指示老毛都是通过邓传达的。邓在建国后经历了三此很重要的考验，一个是高饶事件，然后是1958年的反教条主义运动，再次是反右运动。在三次政治风波中，老邓充份表现了一个政客的本性，得到了老毛的信任，从而赢得了政治资本。

在6月7日的上午，老邓在老毛的委托下，召集彭德怀、林彪、罗荣桓、叶剑英、黄克诚等开了个座谈会，传达了老毛的指示，重点是两个问题：

一、对前几天会议的估计。小平同志认为，会议的"温度"不够。意思大体上是说，只有35度，没有37、38度，更没有40度。暴露问题不够，......，应当鼓励大家摆开。

二、今后会议的开法，决定采取机关整风的办法，不再开小型会，只开小组会和大会。出大字报、小字报，配合大会、小会的发言，争取在一周内造成鸣放的紧张气氛。

当黄克诚把此座谈会的精神传到到会上时，批粟的火力一下子猛增，大字报满天飞。这创造也一个很不好的先例，那就是没有任何经过严格组织的审查，大小字报就成为批判和定性的材料。把对个人的斗争会当作一个机构来对待，明显是对人性的一种抹杀。

当中共中央决定撤销粟裕总参谋长职调离总参时，邓代表中央同粟裕谈话明确讲，今后你就到军事科学院去工作，在那里搞学术研究，不必到部队去跑了。可以看出，粟裕连接触部队的权利都没有了，后来还是因为林彪的照顾，粟裕才能够又一次接触到军队。

时光飞速，我们回到邓小平本人对粟裕平反的真实态度上。先看下这个事实，按照陈丕显的指示，杨尚昆传达了粟裕平反的中央精神：

我同张爱萍、余秋里商量了一下，研究出一个方案，即宜粗不宜细，发一个文件，把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文件全部收回、销毁。收文件时可以派人去收。文件上可以写销毁也可以不写，待收回后再由办公会议作出决定销毁。另外，同粟裕同志谈一下，明确说这件事已经不存在了。要谈就是我去谈。

楚青汇报说：据我了解，粟裕本人没有设想过要逐项地甄别他的问题，这已是历史问题了，有当时的历史背景。但是我觉得如发文件收回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文件，以注明“撤销”“销毁”为好，否则将弄不清楚。

粟裕知道后，要求楚青记录下他自己的意见，转陈杨尚昆：

1、要求文件明确撤销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文件，不要使用“收回”字样。因为这次处理是政治上作出处理，如果使用“收回”，容易理解为是就文书档案作出的技术性处理，若干年后还会产生歧义。

2、撤销的范围，应包括文件、发言、简报、记录等全部会议材料，存放在个人那里的，由组织上收缴。

3、请求由中央军委办公厅派人负责收回全部文件、材料，并负责销毁。

后边的事情我们就知道了，粟裕平反的事情就耽搁下来了。要平反的话，那么一定要销毁，否则中央就不会平反。所谓“销毁”，就是说不要较真了，不必深究了，为什么怕深究？因为深究就会究到邓大人的头上，而且中央要求在注名文件上的处理上坚持用“收回”的字眼，更说明了中央毫无平反诚意，因为粟裕的要求明显是合理的。虽然杨本人没有透露出邓的真实看法，我们可以从一些侧证来推测一下。

《粟裕传》里面提到，粟裕正在写回忆录时，上级把帮助粟裕整理材料的人调走了！为什么？中央高层对于粟裕写回忆录的真实态度由此可见一般。

为什么《粟裕战争回忆录》中没有淮海战役，而后来楚青根据粟裕的零散言论，整理出一份《粟裕谈淮海战役》，却又不录入回忆录中？

因为邓小平曾对粟裕说，有的人写回忆录，我从来不写。而且一向维护粟裕的叶剑英也说，淮海战役是元帅指挥的。因此，粟裕干脆没写这一章。

针对于此，邓小平说过：“我多次拒绝外国要我写自传。如果自传只讲功不讲过，本身就变成了歌功颂德，吹嘘自己，那有什么必要？至于一些同志回忆自己的历史，写一些东西，即很有益处。聂荣臻同志写的那一段亲自经历的事，很真实。有人也写了自己的错误，比如李维汉同志，但有些自传还是宣扬自己的多，这种事情值不得赞扬。”

这仅是个小插曲而已。在邓粟之间最大的裂痕在于淮海战役上的看法，当然除此之外，也有聂荣臻的捣鬼。

邓小平89年11月21日曾对写战史的人说(对二野历史的回顾)“淮海战役成立了总前委，由五个人组成，其中叁个人是常委，我当书记。毛主席对我说：“我把指挥交给你。”这是毛主席亲自交代给我的。淮海战役的部署决策是我根据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指示主持决定的。渡江作战，部队突破江防后，我的指挥部在叁野司令部，张震是参谋长。渡江战役也就是京沪杭战役的实施纲要是我起草的。…”

想想粟裕怎么看待淮海战役，邓认为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的总指挥，百万雄师过大江也是他指挥的，而且叁野的张震居然成了“他的参谋长”，粟裕会认同这个看法嘛？就是那个《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也是张震草拟之后邓小平修改审定而已。在邓小平的晚年，在提到淮海战役时，极少提到三野的事情，更是罕有提到粟裕的战功。

淮海战役名义上为中野和华野两大军团参战，刘邓为总指挥，事实上中野实力较弱，只歼灭了一个黄维兵团，而且是华野支援了4个纵队之后才搞定的，而粟裕指挥的华野歼敌占总数80％，伤亡确只占67％，淮海战役解放军60万对国民党80万，在三大战役中是唯一兵力不占优势的，在兵力、武器都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如果打成击溃战已经相当不错了，但是淮海战役确打成了对国民党军队的歼灭战，粟裕的指挥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才是历史的真面貌。

粟裕大将在1958年的“反教条主义”斗争中，受到了错误的批判，被迫离开了军队第一线的领导岗位。他由此因祸得福，在“文化大革命”中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保护，没有被打倒。谁料，更大更多的暗礁险滩、浊浪恶波在等待着他。而历史已经证明，这位睿智冷静、善于审时度势的一代名将，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开始着手处理历史遗留下来的冤假错案。邓小平明确讲：“要了结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这桩公案。”

得知这一消息后，粟裕去见叶剑英副主席时，表示要求平反。叶讲：“这件事应该解决一下，你写个报告给中央，我回京后同小平同志也说一下。”以后从叶处得知，叶已同小平同志谈过，小平同志同意。

据此，粟裕于1979年10月9日就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对他进行的错误批判，向中央正式写了申诉报告，要求撤销会议强加给他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叶剑英在粟裕的报告上批示同意。

但不知出于何种原因，此事一直拖了下来。直到1983年胡耀邦总书记又进一步批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直接受理粟裕的冤案，不久又提出了具体的方案，并征求了粟裕本人的意见，决定即由中共中央指派代表同粟裕本人正式见面，但这一决定也未能付诸实施，粟裕于1984年故去。

中央有关文件中开始提到粟裕受到错误批判的情况，已经是1987年9月11日。在这一天，由于主管编辑的宋时轮上将（曾任三野十兵团司令）的提醒，中央军委常务会议决定，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人物分册“粟裕”条目中加上这样一句：“1958年在所谓反教条主义中受到错误的批判”，公开指出了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对粟裕的“批评”是“错误”的。对此，当时任军委常务副主席的杨尚昆让人向粟裕夫人楚青转达了这样的话：“这件事我已费了很大的劲，只能先办成这样了。”

给粟裕正式平反，是在他去世10年之后。这时，彭德怀，聂荣臻，黄克诚，谭政都已去世，最后阻碍昭雪的力量终于消失。

1994年12月25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和张震（曾任三野参谋长，55年中将，88年授为上将），联名发表了题为《追忆粟裕同志》的文章。文章同时在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和中央军委机关报《解放军报》刊登。

文章除了对粟裕的丰功伟绩和崇高品德作了全面的实事求是的评价外，特别明确指出：“1958年，粟裕同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受到错误的批判，并因此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这是历史上的一个失误。这个看法，也是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意见。”这篇文章经由南京军区和总政治部先后草拟，总政治部、中央军委、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修改审定，最后由***总书记审阅发出。这个代表中央军委为粟裕正式、公开的平反，虽然来得太迟，但终于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还粟裕以清白高洁，既告慰了九泉之下的先烈英灵，也实现了许多干部群众多年的心愿。

这一长达36年的历史公案，至此总算有了一个公正的了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