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正在逃离中国大陆”——面对这样的说法,中国政府予以回应的是,出台更加开放的政策。

北京CBD所在的朝阳区,一直被认为是中国文化创业产业的领先地带,图中建筑是被坊间戏称为“大裤衩”的中央电视台新址大楼(图源:VCG)
中国官媒中央电视台报道称,作为北京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示范区,北京的中央商务区(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CBD)所在地的区一级政府将出台新一轮服务业开放改革措施,外资将能在投资制作音像制品和设立演出场所。
政治观察人士指,这意味着中国或将重新调整对“意识形态”的边界定义,而根据陆媒披露的即将出台的“8项措施”,其覆盖的领域均是打破以往市场禁锢的“创举”,这背后或将是中国进入“新改革开放”阶段的标识。
“外资外逃”,被认为是本届李克强政府一直需要面对舆论压力。
从2012年开始,海外舆论不断披露外资正在从中国大陆撤离,在2015年、2016年甚至一度出现了“撤资高峰”,日本政府不惜代价地将日资企业逐渐撤离出中国大陆,美国商界亦有证据表明,美资撤出中国的比例正在增加。
而李克强本人及中国大陆政府主要官员坚持认为,外资在中国大陆得到最优厚的待遇和保障——这被认为是李克强政府的“执念”。
2017年6月,李克强在中国大连的十一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上演讲称,“鼓励外资企业在华利润留在境内投资,你们可以耳听六路、眼观八方,可以进行多方面的比较,但是我相信长期在中国投资的企业,你们会感到这里是最佳的投资之地,你们已经融入了这里的经济发展,而且有了很强的当地化的能力,如果把新增的利润在中国进行再投资,一定会创造更加丰厚的利润。”并且代表中国政府保证,“所有外资企业的利润只要在中国取得的,完全可以按照你们的意愿自由进出,不会有任何限制。”事实上,在李克强对外资的“执念”背后,是中国政府对来自内部资金外流的深度忧患。
据报道,2016年12月,李克强在三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一次国务院国务会议、二次部委局专题会议、一次全国省级金融专题电话会议上重复强调,“目前的金融状况是近五年来最严峻、最棘手、最复杂的压力和挑战,金融危机即将到来,这是不以个人意志为改变、自动消失、化解的,指出压力、挑战主要来自内部、内部上层,危机是人为制造、引发的。”李克强称,中国巨额资金以海外投资名义非法外流,规模性虚假对外投资等违法“走资”。李克强在会议上直接批评其内阁中的发改委、商务部、人民银行、银监委、国资委、外汇管理局六个部委局“乱作为、拆墙脚”。
就在2016年的11月17日,多家媒体转载港媒的报道称,李克强对中国大陆资金非正常流失的严重状况震怒,并直斥有人为制造的资金外流漏洞、大洞、深洞,“有扮两面人,也有有恃无恐的,有的内鬼就在会议室内。”政治分析人士指,“外资外逃”固然压力重重,而更加令人愤懑的是中国大陆资金非正常流失的——“内鬼”造成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
对北京授权“是一个新的突破”据中国官媒报道,北京CBD所在地的区政府将出台新一轮服务业开放改革措施,将包含8项内容。
即,在科学技术服务领域,允许外资进入航空运输销售代理行业,放宽外商投资建设工程设计企业的资质要求。在文化教育服务领域,允许外商在特定区域投资音像制品制作业务;选择文化娱乐业聚集的特定区域,允许外商投资设立演出场所经营单位、娱乐场所,不设投资比例限制。在金融服务领域,研究允许新设或改制成立的外商独资银行或中外合资银行在提交开业申请时可以同时申请人民币业务。在商务和旅游服务领域,进一步降低投资性公司、人才中介机构的外资准入门槛,探索密切中国律师事务所与外国及港澳台地区律师事务所业务合作的方式与机制。在健康医疗服务领域,允许在京对符合条件的在国外研发的药品开展临床试验。
分析指,这些开放改革措施的出台并不亚于彼时1980年代,中国中央政府对东南沿海经济特区的政策倾向——当年的经济开放政策是中国经济逐渐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肇始。
2017年7月13日,李克强政府发布了《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推进北京市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工作方案的批复》;2017年7月15日,北京当地政府随即根据《深化改革推进北京市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工作方案》,出台了滚动推出新一轮服务业扩大开放措施——将包含8项内容。
政治观察人士指,北京的“示范区”作用明显。特别是在“音像制品制作业”、“演出场所经营单位、娱乐场所,不设投资比例限制”方面,此前这些均为中国政府认为的“意识形态”领域,是不可能让外资进入到这些领域的。

中国开放音像制品领域和演出领域被认为是“意识形态”的边界很可能会重新被定义,图为北京电影制片厂大门(多维记者:晓慧/摄)
据陆媒报道,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认为,“国务院在(允许外商在特定区域投资音像制品制作业务)这个方面对北京的授权是一个新的突破。按照《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7年修订)》,我国禁止外商投资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的编辑、出版、制作业务。”有评论称,中国政府在挽留外资、引进外资方面已重新厘清“吸引外资的条件”了,制造业和高污染企业已经因为“人口红利”和“环境红利”的过去而成为历史,李克强政府意识到在服务业和文化产业方面的还有极大的待开发的空间,适当地降低“意识形态”的标准,或将带来新一波的外资投资热潮。
事实上,北京一直在“开放意识”层面上扮演着引导中国大陆其他省份跟进的“领头羊”角色。
中国大陆的第一家肯德基(KFC)餐厅就是1987年在北京开业的;第一条可口可乐(Coca-Cola)生产线亦是1981在北京投产运行的……而这些商业举动的背后,有着极为深厚的政治含义——北京有的并且被认可的文化商业模式是可以被推广到整个中国大陆的——政治影响经济的典型模式。
分析称,李克强政府正在北京努力地做出正确的尝试,并且抵挡着中国大陆官方和民间一直存在的文化抵触的保守情绪,在“意识形态”敏感领域中向外资做出开放的务实姿态,是值得舆论给予更多赞赏和关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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