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还未上台时，特朗普就对中美贸易中美国的贸易赤字耿耿于怀。但世界上的贸易盈余国并不只有中国一家，我们在先前论述德国紧缩偏好的系列文章中已经指出，德国也是当今世上典型的贸易盈余国。实际上，中德两者间的贸易量其实也十分可观，两个贸易盈余国相撞，为什么德国没有像美国那样因“遭受中国出口冲击”而导致大量就业岗位流失呢？
VOX的这篇文章为解释该问题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视角，以下为正文内容：研究表明，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与中国出口产业竞争的美国产业内的低技术劳工之就业与工资因此而受到了深远的影响。失业的工人在其他行业中并没有找到新工作，工人工资也因此大幅下降。然而，德国的类似研究却表明，中国崛起对德国劳动力市场几乎没有任何负面影响。这就提出了为什么德国工人没有经历同样的命运的问题。这是很令人困惑的，因为中国加入世界经济不仅影响了美国，而且也影响了其他国家。那么为什么德国可以独善其身呢？
中国出口品的竞争风险敞口通过研究主要发达国家受中国出口品竞争的风险敞口数据表明，所有发达国家面临的中国出口品竞争都历经明显的增长，但这种上涨的竞争风险敞口对美国的影响最大。
2000年至2010年，中国进口在美国进口总额中所占的比例在美国上升了25%。
在英国和荷兰，同期份额同比增长约16%。
西班牙，意大利和德国的中国出口风险敞口较低（进口份额增加了14%），而法国和瑞典则较少出现（进口份额增加了13%）。因此，与美国相比，德国的中国出口品竞争风险敞口并不明显，这可能已经解释了部分原因。
不过还有其他一些因素促成了德国为何不像美国那样遭受中国出口品的竞争。
首先，德国往往从其他低成本国家（如希腊，意大利和土耳其）进口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如纺织品），中国的崛起导致了进口流的转移，造成了这些国家的失业，但德国并没有因此造成失业东欧的帮助第二，中国的崛起发生在铁幕倒塌之后，也就是说，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前，德国已经开始前计划经济的东欧国家进行贸易。而作为邻国，德国受到东欧市场自由化的影响其实很大。
不过，东欧与中国贸易对德国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因为东欧是一个技能密集型的劳动力市场，而中国则是一个劳动力数量密集型的劳动力市场，所以，他们对德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自然也会有一定差别。
Dauth等人（2014）发现，东欧崛起对德国的净影响是积极的，它实际上导致德国制造业部门就业的增加。因此，中国入世后带来的激烈竞争对德国劳动力市场的负面作用部分程度上被东欧崛起给德国劳动力市场带来的正面作用抵消了。而美国则没有那么幸运了，因为美国与东欧之间的贸易往来相对而言小到可以忽略不计，所以它没有东欧这么一个帮手。
东欧的崛起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德国出口所面临的竞争，但在另一个意义上，这也给了德国出口更多的机会，从而客观上也促进了德国的出口（出口到东欧）。所以，德国与东欧的贸易从某种程度上看更偏向于一种“产业内贸易”（intra-industry trade，即一国同时出口和进口同类型的制成品，而非出口初级品，进口制成品等），而不是与中国贸易时的“跨产业贸易”（inter-industry trade）。德国从中国进口纺织品、玩具和电脑设备，并将汽车和机械出口到中国，而德国却同时从东欧进口汽车与汽车零部件并向东欧出口汽车与汽车零部件。
如前所述，东欧的技术劳工数量众多，这不仅为德国企业提供了新的市场机会，而且还提供了一批熟练和廉价的工人。铁幕崩溃后，德国企业在那里生产，导致德国价值产业链向东欧扩张，这也有助于德国应对20世纪90年代特别严重的技能劳工短缺。向东欧的离岸外包帮助德国降低成本，并赢得全球市场份额，且有助于维持德国就业。世界银行最近的一项研究估计，全球价值链在德国与东欧间的贸易中占了60％的比重。
崛起的中国对产品质量的偏好第三，由于对中国的出口数量迅速扩大，中国的需求为德国创造的就业岗位可能部分抵消在中国出口竞争下减少掉的德国工作岗位，因此德国可能从中国崛起中获益超过美国。Dauth等人研究发现，1988年至2008年期间，德国对华出口增长了六倍。2009年金融危机之后的五年中，德国对华出口几乎又翻了一番，增长幅度比其他国家都要强劲——2013年德国对东欧的出口还没有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如何解释德国对华出口的快速崛起呢？
Marin等人的研究表明，德国公司引入了分散（ decentralised ）的管理风格，将决策权力下放到了较低层次的企业层级。我们认为分散化管理为员工提供了提高产品质量的激励措施，这有助于企业以质量而不是价格竞争。
企业层级较低的工人通常对市场需求了解更多，给予这些工作人员更多的决策自主权，可以使他们能够适应产品特性以满足市场需求。我们确实发现，德国出口商在分散化管理的公司组织下运作时，其出口市场份额提高了将近三分之一。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不断崛起的中产阶级对德国汽车以及中国企业对德国机床的需求或成为德国对中国出口迅速增长的重要动力。
总而言之，德国在中国崛起时，表现优于美国，主要原因有三点，分别是：第一，在进口方面，低成本竞争的贸易调整已经在中国崛起之前发生;第二，东欧的兴起为德国企业提供了新的出口机会，其创造的就业部分抵消了损失的就业；第三，中国家庭及企业对高质产品的偏好，与德国企业扁平化管理下的高质产品两者一拍即合，从而促进了德国对华贸易的迅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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