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年前，我为了追心爱的女孩，离开北京来到深圳，结果发现自己被监控，客厅，卫生间里都被人偷偷装了摄像头，我在客厅和卫生间的一举一动监控人员都知道，我的想法监控人员也能知道。
回想从前，其实我一直被监控，只是以前监控级别比较低，比我的领导，一位清华博士低的多。我来到深圳后，监控级别不知道为何上升了很多，可能跟我以前的领导监控级别相同了。
我无法摆脱监控，我多次被监控人员逼到崩溃，我不想心爱的女孩像我一样没有任何隐私，只能放弃追求，我辞掉工作，离开深圳。
我回到老家，发现在老家我一样无法摆脱监控，我想过几天卫生间里没有摄像头的生活，我决定离开家去旅行。
结果，旅行途中，监控我的团队越来越多，我的监控级别越来越高，后来，有的监控人员对我说，我的监控级别已经比省部级官员高了，只比中常委的监控级别低一点点。也许监控人员会对所有人都这么说，我只是一个普通人。只是，每天，我自己都不清楚我口袋里有多少钱，监控人员比我还清楚。
中常委拨给监控人员的设备和经费，也就是老百姓的钱，中常委应该定出各类监控级别。但监控人员自己也有实际的监控级别。实际上，中常委的监控级别最高，然后是省部级高官，然后是市级官员，局级干部。有钱人也有对应的级别，越有钱，监控级别越高。各行各业的顶尖人物也被监控，越顶尖，监控级别越高。其他老百姓随时都可能被监控，看监控人员的意愿了。每个人的监控级别会根据情况调整，有时调高，有时降低。
被监控人员的隐私和把柄被掌握后，随时都可能被敲诈。如果想反抗，随时都可能被逼自杀。
由于思想都被监控人员知道，监控人员可以掌握你是否有犯罪情况，你是否做过对不起朋友的事，你的所有隐私，你的所有把柄。他们可以轻而易举的要挟你，逼迫你，逼你老老实实的听话，他们要你做什么，你就得做什么，你想反抗，随时都可能被逼自杀。
在深圳，经常有人说自己是企业的高管，哀求我不要监控他们的子女，我自己都是被监控的，怎么可能监控他们的子女，他们找错了对象。
在深圳，经常有人说自己是某某城市的局长，哀求我不要监控他们的子女，我自己都是被监控的，怎么可能监控他们的子女，他们找错了对象。
在云南，有的警方监控人员知道我以前在北京工作，他们说，他们用监控我同样的方法，控制了100多个良家女孩卖淫，云南卖淫挣的钱不多，他们想去北京发展，问我有没有门路。我只是一个软件工程师，怎么可能有门路。
在云南，有一个黑社会人员，也像我一样被警方监控，他的想法监控人员也知道，他犯的是贩毒之类的死罪，监控人员要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后来，他无法忍受了，他觉的他也很无辜，他决定临死前疯狂一把，想杀人就杀人，想强奸就强奸。
在四川，一伙监控人员对我家了如指掌，说要杀光我全家，另一伙监控人员说可以帮我，但要2000万，如果我不给，他们就帮另一伙监控人员一起杀我全家。也许这两伙监控人员是一伙的。
在四川，还有一伙低端的监控人员，可能是警方的监控团队，警察没空，就让一伙黑社会监控我，想敲诈我身上的几千块钱。警察得意洋洋的说，他们是用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也不知道帮他们敲诈的黑社会能不能分到钱，保住命。
在四川，可能省长也像我一样被监控，一直派人来问我是谁进了他家。
在北京，国家安全局的监控团队和警方的监控团队为了争夺对有钱人的监控权，大打出手，互相对对方的家人下手。都在招兵买马，最喜欢有能力的犯了死罪的人。把柄捏在手中，让干什么就得干什么。警方之间的监控团队也经常为了争夺对有钱人的监控权，大打出手，互相对对方的家人下手。
在老家，街边商店的老板基本都被监控，有把柄的就会被敲诈。老家的官员子女和有钱人的子女基本都像我一样被监控。
监控人员经常去大学，监控漂亮的女大学生，捏住女大学生的把柄，逼迫女大学生做不愿做的事情，有的女大学生被逼自杀。
有的监控人员想拉拢我为他们卖命，对我说，他们工资不高，但待遇很好，基本上要什么有什么。
十四年前，我写下监控人员监控百姓的事实和我被监控人员逼迫自杀的经历，但中国没有言论自由，无法披露，给几千家媒体投稿，给上百电视台投稿，没有人理会。网络上也无法发表。我只好告诉一下亲朋好友，同学，同事，然后了事。
十四年过去了，情况还在继续，很多人还是生活在监控之下。还是有很多人隐私被侵犯，被敲诈，被迫害。
所有这些监控人员都该被杀死，他们罪有应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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