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人汉·凡·米格伦堪称世界上最著名的伪画制造者，他伪造的荷兰著名画家维米尔的画作可以以假乱真。二战期间，德军占领荷兰，米格伦将伪造的维米尔的画作卖给德军军官，战后因叛国罪名锒铛入狱，原因是他仿制的画作太逼真了，以至于没人相信那是仿造的。真相大白后，米格伦一下子从通敌者变成了民族英雄。然而，米格伦并非人们眼中的浪漫复仇者，两本新传记从不同角度揭示了他的诡计和恶劣个性。
1 945年5月，荷兰刚刚解放，两名官员来到汉·凡·米格伦的工作室。当时，他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画家兼艺术品商人。这两名盟军艺术品委员会的官员负责寻找被纳粹掳掠的艺术品。他们在纳粹魔头赫尔曼·戈林的私人收藏中发现了一幅荷兰伟大画家约翰尼斯·维米尔从前不为人知的画作，题目为《以马忤斯的晚餐》。由于纳粹保留了详尽的买卖纪录，他们很快追查到卖画人是凡·米格伦。现在他们想知道这幅画原来的主人，以便物归原主。但米格伦却拒绝说出画主人的名字。两名官员于是以叛国罪将他逮捕。如果被判有罪，他将被送上绞架。
米格伦并没有出卖国宝，他也可以拿出证据，但如果这样做他必须承认他策划准备多年的一系列罪行，在短短5年里，他靠此大发横财，总收入相当于今天的6000万美元。汉·凡·米格伦是一名名画伪造者。他仇恨现代艺术----—他认为它们丑陋，幼稚，颓废，是昙花一现的潮流。他曾靠给富翁贵族画仿伦勃朗风格的肖像画为生，但终未成名。一名著名评论家写下这样的评论：“一名天才的工匠，小心翼翼地模仿遍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各种风格，他掌握了所有技法，唯独缺乏创造性。”米格伦决定报复刻薄的评论家。他要绘制一幅完美的“维米尔”----—不拷贝、也不模仿，而是绝对的原创作品----—要骗过艺术品鉴定，让博物馆收藏此画。首先他发明了一种能够通过17世纪油画真伪测试的颜料，然后创作了《以马忤斯的晚餐》，并把它交给著名艺术品鉴赏家亚伯拉罕·布雷迪乌斯鉴定，得到他的肯定。布雷迪乌斯在艺术杂志《柏林顿》中写道：“当一个艺术品爱好者发现迄今为止不为人所知的大师作品时，那真是一个美妙的时刻……多棒的画！我要说，我们找到维米尔的一幅杰作。”
《以马忤斯的晚餐》被鹿特丹Boijmans画廊以相当于今天600万美元的价格买下，并被誉为画廊展品的核心作品，欧洲艺术王冠上的珠宝。在画廊参观自己伪造的杰作时，凡·米格伦会故意大声宣称这幅画是赝品，然后听别人向他保证这幅画确实是维米尔真迹。之后6年内，米格伦先后伪造了6幅“维米尔”，总共获得6000万美元报酬。他用这些钱买下了一打房子，即使这样还是花不完，于是他把数十万荷兰盾藏在花园里，暖气管里，地板砖下。经常忘记自己藏钱的地方。在他死了30年后，居住在他的旧房子里的人还找到成箱的战前钞票。
米格伦发现无论他的画多么拙劣，人体构造多么失常，无论画的来路多么离奇，仍然能够得到专家们的认可。他唯一的错误在于让自己的画落入了敌人手中。
没有任何人发现米格伦的赝品。在监狱中被关了6周后，他终于忍不住了。“蠢货！”他对监狱官大吼，“你们认为我把无价的维米尔卖给了戈林，那不是维米尔----—是我自己画的。”米格伦不曾想到的是：没有人相信他的坦白。一名官员建议，如果他能够画出戈林的维米尔，他也能根据记忆画出一幅拷贝。凡· 米格伦傲慢地拒绝说，“画一幅拷贝根本无法证明艺术天才。我这辈子还没有临摹过一张画！但是，我可以给你画一幅新的维米尔。我将给你画一幅杰作。”
于是在记者和法庭指派证人的围观下，他用6周时间画了最后一幅“维米尔”----—这是为了证明自己确实犯有伪造艺术品罪的绝望之举。突然之间，米格兰从一名叛国者变成了欺骗戈林的民族英雄。据说正在纽伦堡等待被处决的戈林听说他珍爱的维米尔是赝品时流露前所未有的眼神，就好像“他第一次发现这个世界上确实存在邪恶。”
如果说达芬奇是艺术家中的王者，那么凡·米格伦就是历史上最胆大妄为的名画伪造者，他的故事充满传奇色彩，涉及多位颇有声望的名人，一大堆金钱，最后还以一场惊心动魄的审判结束。这个故事甚至有严肃的一面。自从1947年去世之后，米格伦成为人们谈及艺术品伪造话题时必须提到的人物。他成为名画伪造者中最有创造性的一个。他放弃对大师（主要是约翰尼斯·维米尔）作品的简单模仿，创作全新的作品，然后把它们当作“新发现的”大师原作出售。维米尔是一个作品产量极少，且不太为人所了解的神秘画家。迄今发现并被公认为维米尔原作的画作只有35幅，而且其中有几幅的水平甚至令人不敢恭维，对于伪造者而言，他是仿冒的理想对象。凡·米格伦的高明之处与其说是技术，不如说是他的头脑。他了解他要糊弄的对象：亚伯拉罕·布雷迪乌斯，一名83岁高龄的虚荣老怪物，当时公认的维米尔作品认证专家。得到权威布雷迪乌斯认可后，迫于不让国宝外流的压力，其他荷兰专家也附和布雷迪乌斯的判断。今天这幅赝品仍然悬挂在鹿特丹Boijmans博物馆。
两本新书重新探讨了凡·米格伦的故事。一本充满关于小配角的有趣细节，夸大了伪造技术的神秘。另一本则建立在详尽的研究之上，更有深度。记者爱德华·多尔尼克的《伪造者的符咒：维米尔、纳粹和20世纪最大艺术品骗局》夸大了一些耸人听闻的细节，比如凡·米格伦的受害者包括纳粹头目赫尔曼·戈林。 1943年，戈林用他收藏的137幅画作换回一幅米格伦伪造的维米尔。作家兼艺术家乔纳森·洛佩兹的《造维米尔的人：赝品大师汉·凡·米格伦传奇》揭示了米格伦的诡计和非常恶劣的个性。洛佩兹揭穿了米格伦的真实面目，他并非之前传记作者所描绘的浪漫复仇者。值得一提的是，根据洛佩兹的调查，纳粹大魔头戈林在纽伦堡等待行刑期间并未获知他所珍爱的维米尔是赝品，事实上，直到他被送上绞刑架也不知道自己受骗上当。这个细节之所以值得关注，是因为曾经糊弄过戈林这一事实不但帮助米格伦逃脱通敌者的罪名，而且帮助他成为民族英雄。仅仅因为曾经欺骗戈林，米格伦和纳粹占领军的亲密关系被掩盖起来。1947年，一项报纸民调发现，凡·米格伦是荷兰第二受欢迎的人，声望仅仅次于刚刚当选的总理。
凡·米格伦1889年出生于荷兰城市代芬特尔，是一个中产阶级家庭5个孩子中的第3个。1907年，米格伦的校长父亲把他送到维米尔的城市代夫特学习建筑。这个体弱多病的孩子更喜欢绘画。1911年，他让他的清教徒女友安·德·弗戈特怀孕，两人奉子成婚，很快有了第二个孩子。这期间，米格伦担任绘图助手，这是他一生做过的唯一一份稳定工作。1917年，受一份导游手册蛊惑，米格伦举家迁居“美丽的无聊城市”海牙。在这座王室成员的有钱闲人聚集的城市，米格伦开始以画家自居。
根据洛佩兹的描述，“凭着三寸不烂之舌，粗俗的幽默感，身材像鸟一样羸弱的米格伦骗倒了整个城市。米格伦成为贵族们最喜欢的画家。他的作品风格轻快，有一种保守派的怀旧风格。他把朱莉安娜公主的宠物母鹿画得轻盈美丽飘渺，一时间享誉荷兰。复制品显示，米格伦对色彩很敏感，擅长绘制生动的肖像画。
凡·米格伦的首次合法画展于1917年在海牙举行。展出作品种类繁多，获得好评。5年后，他的第二次画展以基督教题材为主，卖得不错，但那种接近谄媚的虔诚风格让批评者大倒胃口。之后，评论家们把米格伦划归“曾经有潜力”一类画家。1945年，米格伦公开承认负面评价让他深受打击：“作品无人欣赏，这让我陷入一种持久的焦虑和压抑。在某一天，我决定向艺术评论家和所谓的专家们复仇，我要创造这个世界前所未见的东西。”这完全是一派胡言。米格伦所谓的“创造”----—他所发明的新维米尔风格----—只是他所经营的不为人知的犯罪事业的最后一章。洛佩兹发现，早在名誉扫地前，米格伦早已开始染指肮脏的骗局。他猜测，伪造行为损害了画家创造性：“慢慢地，伪造者的模仿逻辑禁锢了凡·米格伦的创造性。自我创造性被弃之不顾后最终死亡。”
洛佩兹推测，米格伦早在1920年就开始涉足海牙的艺术品诈骗世界。他是艺术品交易商兼画家瑟罗·范·维京格藤（TheovanWijngaarden）的门徒。而维京格藤又是列奥·纳杜斯（LeopardNar-dus）的高徒。纳杜斯将无数旧的仿冒大师作品和新赝品卖给富有的美国人，大发横财。1908年，艺术品鉴定专家对费城电车大亨P·A·B·怀德纳（P.A.B.Widener）的收藏进行鉴定，发现纳杜斯卖给怀德纳的画只值其要价的5%.为了保全怀德纳和其他受骗富翁的面子，纳杜斯未被曝光，让他得以继续享受自己的两大嗜好----—象棋和剑术。1912 年奥运会上，他为荷兰队赢得一块击剑铜牌。聪明不亚于纳杜斯的维京格藤为了在检测油画年代的标准实验中蒙混过关，完善了一种新的绘画材料凝胶，和酒精混合后用于溶解新涂上的油质颜料。这种凝胶能够抵抗酒精腐蚀，一旦和另一种化学物质----—水----—接触则变软。当人们最终发现它的这一性质时已经是1个多世纪后。维京格藤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同伙网络，触角远及伦敦和柏林。这伙人能让赝品混入主流艺术品市场。维京格藤所缺乏的只有优质产品。他自己虽然能画，但水平不够。他需要一个精明世故的门生，米格伦正符合这个要求。
移居海牙后不久，米格伦抛弃了安娜和孩子们，勾搭上放荡的乔安娜·德·波尔，她是一名演员也是米格伦的一位朋友的老婆。1928年，她成为米格伦的第二任妻子，纵容他的酗酒和奢侈自由的生活方式。战争期间，米格伦甚至在阿姆斯特丹另外购置一套房子，专门用于开晚会，有报道说，妓女们可以任意从一个打开的盒子里挑选珠宝作为报酬。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米格伦的收入累积高达几百万美元（经济大萧条前未贬值的美元），这个数目本身已经说明问题。 1932年后，米格伦夫妇搬迁到法国里维埃拉，在那里他们能更方便地回避神秘财富来源的疑问。
米格伦从未承认绘制已知的维米尔赝品----—包括《织花边者》和《微笑的女孩》----—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它们都出自他的笔下。维京格藤设法让德高望重的德国艺术品鉴赏家威廉·冯·波德注意到这两幅画，他果然上钩。结果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两幅画根本就是针对波德的思维，投其所好创作的。《微笑的女孩》在细节上模仿了波德从孩童时代就热爱的维米尔作品《拿葡萄酒的女孩》。俄国十月革命给这些“新发现”的大师作品的出处找到一个完美借口----—流亡外国的俄国贵族在穷困潦倒的情况下被迫卖掉心爱的收藏，其中有一两幅维米尔并不稀奇。自从18世纪60年代被法国鉴赏家重新发现后，就有多幅从前不为人知的维米尔作品相继问世。
两幅作品通过当时的名画交易权威约瑟夫·杜维恩被卖给匹兹堡银行家安德鲁·梅隆，现在华盛顿国家画廊展出。其作者一度被标注为“维米尔的19世纪70年代追随者”。现在看来《织花边者》显得尤其傻气。它所描绘的女孩好像默片时代好莱坞影片中的女二号。但是，高超的伪造品通常无意识地体现一种时代精神，这种迎合一时的审美可能一度被误认为不受时间局限的经典。艺术史学家马克斯·弗里德兰德曾说：“赝品必须趁热端上”，40年后，它们明显的时代痕迹将暴露无疑。杜维恩被欺骗了。但他没有再度被米格伦的《以马忤斯的晚餐》所骗。1937年，他派得力助手爱德华·法尔斯去检查这幅画。法尔斯回电说，“此画是赝品。”杜维恩将这一裁决藏在肚子里，拯救其他交易商免于被欺骗不符合他的生意计划。那个时代的艺术品交易行业尚不成熟，甚至谈不上专业化。博物馆的验证技术相当原始。交易通常依靠业余者的瞬间判断。这种情况下，即使最优秀的鉴赏者也难免出错。杜维恩就曾弃绝20世纪发现的唯一维米尔珍品《戴红帽子的女孩》。
与此同时，米格伦的造伪技术逐渐纯熟。维米尔的时代是荷兰绘画的黄金时代，不乏同时代的平庸之作，这些廉价的古老油画成为伪造画作的基础。米格伦最新的花招是采用人造树胶，这种液体介质遇热变硬，能够经受几乎任何溶液的腐蚀。他刻苦钻研，终于掌握了用现代塑料前身模仿油彩流畅笔法的方法，并在众多失败的尝试后找到了一种理想的颜料配方。《以马忤斯的晚餐》原来计划的尺寸更大。但是，米格伦买来用作画布的老画无法装进烤炉。当然，他只采用维米尔时代已有的颜色，并动用了一切制造古旧的效果的元素：表层的龟裂纹、蛀洞、泛黄的凡立水、污渍。成功造出了年久失修的假象。在后来的赝品中，米格伦变得粗枝大叶。卖给戈林的《基督和荡妇》中采用了钴蓝，这是一种19世纪才发明的颜料。颜料之外，他的技法也在退化，人物透视关系也有问题，但是这些都没有关系。米格兰已经不必参照维米尔，只要是画《以马忤斯的晚餐》的同一只手画出来的东西就够了。1945年，抓获米格伦的侦探约瑟夫·皮勒要米格伦画最后一幅仿造维米尔的作品，表面上是为了证明他的造伪水平，实际上是一场哗众取宠的表演。面临可能被套上绞索的危险，米格伦创作的《神殿中的基督》堪称赝品中的杰作。在今天看来，这幅画中，耶稣基督手捧《圣经》，算是真正的后现代派。
到19世纪30年代，假造维米尔对米格伦已经驾轻就熟，困难的部分在于如何让它们得到承认。和同伙失去联系后，他自己也变成了精明的诈骗高手，用花言巧语让无辜的轻信者帮助他卖画。《以马忤斯的晚餐》的中间人是自由国家党议员杰拉德·A·布恩。他曾成功领导争取妇女选举权的运动，是一名尖锐的纳粹德国批评者。米格伦让这名好人相信这幅画的所有者是住在意大利的某个荷兰家庭。由于受到法西斯政府迫害，他们急需现金逃往美国。布恩对米格伦的轻信不免令人疑惑，因为根据洛佩兹的说法，米格伦是一个极右主义者。1928年，他在海牙出版了一份名为《斗鸡》的下流杂志，其中，他“谴责现代绘画是‘艺术布尔什维克主义’，现代艺术推崇者是‘一群仇恨女性的黑鬼迷。’建议国际艺术品市场用”推手推车的犹太人做标记。“他尤其仇恨梵高。
1945年，米格伦被囚禁期间，柏林的希特勒私人图书馆中发现一件令人尴尬的东西：某荷兰纳粹诗人的豪华诗集，插图作者正是凡·米格伦。更加令人尴尬的是他在题记中用德语写道：“敬献给备受爱戴的元首H·凡·米格伦”。在对米格伦的审判中，所有的证据都被忽略，这样做似乎完全是为了顺从普遍的民意。通常很有理性的荷兰人，在对待米格伦的案件时好像被催眠一样急于将他描绘成玩弄纳粹的复仇者。
洛佩兹提出了一个在今天看来让人疑惑的问题：为什么会有人将《以马忤斯的晚餐》当成维米尔的作品？记得多年前，在还不知道凡·米格伦这个人的时候，我在Boijmans博物馆第一次看到这幅画。它不但丝毫不像维米尔的作品，甚至和周围所有的画都显得格格不入。当时我并未发现洛佩兹和多尔尼克所描绘的风格线索----—从1606年卡拉瓦乔的《以马忤斯》中借鉴的构图。这个刻意安插的秘密让当时的学者兴奋不已。他们正在争论维米尔是否受到意大利风格影响，一名作者甚至大胆假设或许会出现一幅“失落的”作品证明两者之间的联系。维米尔曾经创作过一幅圣经题材作品----—《耶稣探望马大和马利亚》（1654 年），为什么不能创作另一幅类似题材作品？直到今天人们仍然怀疑他是一个秘密的天主教徒。这是他妻子信奉的宗教，但在代夫特被禁止。如果真是为代夫特的某座秘密天主教堂所创作，那么无论这幅作品的题材还是它的暧昧出处似乎都合乎情理。但是这一切都无法掩盖一个事实：这是一幅阴郁的作品，审美风格上和维米尔大相径庭。
洛佩兹指出了我们在艺术史知识上的一个盲点，更确切地说是对两次大战期间欧洲文化理解的盲点。我们也许很容易感受到《织花边者》的轻浮风格，也能轻易理解《戴蓝帽子的女孩》（米格伦的另一幅仿维米尔画作，被大收藏家海因里希·蒂森所购买）的语法，但《以马忤斯的晚餐》的时代气息却让我们迷惑。洛佩兹称之为Volksgeist（民族精神），这个词语有着一长串相对容易被人接受的同义词，比如“国民性格”。黑格尔宣称它是一股强大历史力量。但是，在二战前，这一词汇衍生出新的黑暗能量。德国突然大量涌现歌颂普通劳动者的富于表现力的深沉作品。不同于乐观地歌颂无产阶级的社会写实主义，民族主义艺术充满神秘和宗教色彩。除了符合这一时尚外，米格伦还利用了右派批评家试图从古典荷兰艺术中挖掘日耳曼根源的倾向。在《以马忤斯的晚餐》中，他描绘的基督似乎有丢勒自画像的影子。洛佩兹认为，二战后对任何带有纳粹气息的东西的压抑----—加上之后此类作品的长期失宠----—让我们对70年前曾经风靡欧洲的艺术风格视而不见。这种时代反响在当时肯定让观者震惊，但是，这反而衬托了维米尔的伟大。一个如此重量级的大师有预见未来、超越时代的能力并不值得奇怪，达芬奇就常被认为有这样的天赋。
洛佩兹纳粹色彩艺术风格论调难以让人接受，就像莱尼·施芬斯塔尔的《意志的胜利》（美化纳粹的纪录片）让人看不下去一样。然而，那个时代的人们对米格伦铺设的“鱼饵”几乎毫无抵抗力，这一点在1947年对他的审判中得到表现。
显然，到了1947年，荷兰人不但已经厌倦了战争，甚至厌倦了厌倦情绪本身。在对通敌者实施疯狂报复后，他们开始想要狂欢。凡·米格伦成为这个晕头转向的国家的“复仇之王”。他和占领者签订的合同，和最邪恶的卖国贼（主要是极端反犹分子爱德·吉德尔斯和专为戈林收罗荷兰艺术品的巴伐利亚银行家阿洛伊斯·米德尔）达成的可疑交易全部被忽略。米格伦欺骗了如此多自命不凡的人----—不论纳粹与否----—这是多么滑稽值得宣扬的有趣故事，不能被一两个和故事主线脱离的细节污染。审判在一间悬挂着《以马忤斯的晚餐》和其他米格伦所造赝品的法庭内进行。艺术家已经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专家们用图形表格演示造假技术。还有一段幻灯片演示米格伦伪造赝品的全部过程，最后成品就是令人叹为观止的《神殿中的基督》。米格伦夸张地向准备证据的人的创造性表示恭贺。他说，行业秘密被他们这样一揭露，从此之后，伪造大师作品将不再可能。法庭观众开始鼓掌、吹哨。他们的乐趣也许不仅来自幸灾乐祸。银发、瘦削的米格伦穿着合体的蓝色西装，似乎很擅长阅读人们的情绪，并加以利用。
他说，他之所以伪造维米尔是为了证明自己。这个伪造大师把自己描绘成不被人们欣赏的天才，而控方未能从这个方面进行有力反驳。审判过程中，法官用怀疑的口气问：“但你确实承认这些画卖了相当高的价钱？”米格伦的回答让整个法庭笑声不断。“我别无选择，”他说，“如果要价太低，等于招认它们是赝品。”他的狡辩可以把一切罪责摆脱得一干二净：“我这样做不是为了钱，钱只给我带来麻烦和不幸。”控方只找到一位证人----—一名参加抵抗组织的艺术史学家 ----—证明米格伦战争时期的可疑行径。
审判结束，米格伦走出法庭时，一群支持者为他欢呼喝彩。他被判1年监禁，被没收全部财产。审判结束两个月后，他因梅毒引发的心脏病去世，时年 58岁。虽然花了一本书的篇幅说明米格伦是一个可恶的恶棍，但在书的末尾，洛佩兹不得不承认，“公平地说，他确实是个聪明绝顶的骗子。”
在所有罪行中，伪造艺术品是最容易被人宽容的----—或许受害者除外。受害者通常是富得流油的人，他们的显赫身份反而会让普通人为骗子的罪行开脱。艺术不同于其他创作领域，它和普通大众距离遥远。其经济基础是社会中最富有的一群人，他们和专家及学术精英共同操纵艺术品的价格。米格伦的行为迎合了普通人的这种阶级仇恨心理，更让他们拍手称快的是，米格伦是不容于艺术世界的贱民。不同于马塞尔·杜尚的颠覆性作品，他的离经叛道作品不会成为大学教材和博物馆展品。它们具有绝对破坏性，让人不但怀疑虚伪的品味，甚至质疑品味本身。我们无法在所有情况下都确信没有被人欺骗。艺术品爱好者是那些足够勇敢能够承受被骗屈辱的人。
汉·凡·米格伦对艺术世界最伟大的贡献是怀疑。如果说从古至今的造伪者曾给我们任何启发，那就是重新审视我们热爱某件事物的原因。我们喜欢的究竟是画本身的美还是角落的签名？或许正如西奥多·卢梭所说，“我们都应意识到，我们谈论的只是糟糕的伪造品----—那些被我们发现的----—高明的赝品仍然被骄傲地挂在墙上。”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