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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缩影 习近平时代必打的一场硬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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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落选中共十九大代表,到调任中国国家质检总局副局长,昔日的共青团第一书记秦宜智的仕途起伏,亦步亦趋地佐证着外界的诸多猜测:共青团已经到了不得不改革的地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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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宜智突然调任质检总局担任副局长,超出外界预料,认为中南海对他极为不满(图源:VCG)

事实上,过去五年时间里,对于共青团的改革一直在进行。习近平便曾多次公开怒斥共青团的种种积弊,甚至直言“高位截瘫”。而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经过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的《共青团中央改革方案》,更是从四大方面、十二个领域对共青团进行了降格、缩编、拆墙。

前身是1922年5月成立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改称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5年11月,党中央为团结广大青年一致抗日,决定改组共青团,先后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青年救国会、青年抗日先锋队等青年抗日救国团体。至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共青团伴随着国内外政治局势变化起伏不断。1949年4月18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1957年再度改称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延续至今。

虽然十八大之后,改革早已成为习近平治国理政的核心关键词之一,但以整体方案改革一个系统,这种情形通常多见于经济领域,像共青团此次整改这般,不仅延伸到“从严治党”层面,而且还大刀阔斧、不留死角,实为罕见。这一次拿共青团开刀,可谓情理之中、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在于,共青团作为“党的助手和后备军”,不仅自身正在走向蜕化、变质,而且严重脱离群众尤其是失去青年人,中纪委年初的巡视通报便是最好的说明。意料之外在于,共青团系统盘根错节,任何幅度和力度的改革势必会引发纷争,加之共青团作为中共的缩影,其改革不免会勾连起外界对于中共这个百年大党的追问。

重视程度前所未有

针对共青团的改革,并不是临时起意,而是经过长期的铺埝和酝酿过程。而习近平对于群团工作的重视,也是有目共睹。

2013年6月20日,习近平在中南海会见团中央新一届领导班子,在这场相当于“动员会”的谈话中,习近平多次犟调青年的重要性,“团的工作要把握广大青年的脉搏”,“扩大团的工作有效覆盖面,关键是要把工作延伸到广大青年最需要的地方去”。

2014年底,中共中央印发经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加犟和改进群团工作的意见》,开宗明义点出群团工作存在的问题。2015年,中共历史上第一次召开群团工作会议。习近平在会上重提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并进一步喊话:必须加犟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最大限度把人民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打造抵御国内外敌对势力干扰破坏和“颜色革命”的铜墙铁壁,夯实党执政治国的群众基础。

首次群团工作会议结束后一个月,亦即2015年8月10日,《北京日报》发布《正厅级团干“降格”使用释放什么信号?》,直指共青团干部“爬得快、根不深”,缺少基层历练。同时提到,“中央提出干部任用不再按年龄一刀切后,主打年轻派的团系统自然也不能成为特殊群体”,“年轻干部如果将群团工作作为仕途投机的一条通道,不仅容易滋生官僚化、特权化、脱离群众的问题,更是违背了自己苦读报国的那颗初心”。舆情沸腾一番后,这篇文章蹊跷被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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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春,毛泽东发出“五七”指示,号召广大干部下放劳动,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中共团中央系统的1,500名干部、工勤人员和家属子女于1969年4月来到河南省潢川县黄湖农场办起了黄湖团中央五七干校,实行军事化生活。 图为共青团在天安门前留个影(图源:VCG)

延续至2016年2月,对共青团的旁敲侧击终于被中纪委巡视组摆上台面。从中纪委公布的共青团“罪状”来看,主要是党的领导弱化,学习传达党的群团工作会议精神不够深入,结合实际工作贯彻落实不够,有的干部误读误解;改革创新行动不坚决、措施不具体,对下指导不及时,“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问题仍然存在;党建工作薄弱,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有的党委、纪委未按时换届,个别党员领导干部为他人伪造预备党员身份;全面从严治党不力,执行干部选拔任用制度规定不严,对直属单位监管不到位,有的单位民主集中制和“三重一大”决策制度不落实,有的单位一把手长期不交流。

眼看昔日辉煌一去不返,眼见这场改革自上而下喷涌而来,共青团却后知后觉。至少从团中央负责人答记者问情况来看,共青团仍未认识到自身问题究竟出在哪儿,只是病急乱投医,循着中央的宏观步调亦步亦趋。

2015年10月,《人民日报》理论版刊发署名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的文章指出,如果共青团再不奋起直追,不仅是跟不上、不适应的问题,而是会被青年边缘化,被党边缘化,甚至失去组织存在的价值。2016年4月,团中央常委扩大会议和机关改革动员会接连召开,团中央领导誓言要积极消除“贵族化”倾向。可是经过近半年的整改,实际成果如何呢?

世代交替的考验

既然共青团改革从一开始就不应止于器物层面,那么面对这项重大任务,突破口又在哪里?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什么是共青团的初心?早在1922年5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就提出,团的任务就是要遵照党的政治主张,为革命事业培养青年。而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的定义,共青团也被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主业是替中共联系青年。

可现实情况如何呢?封闭于高楼大院中的共青团,不仅忘了初心,不懂得如何与广大青年打交道,甚至还不断高举民族主义大旗误导青年走向民粹,不久前甚嚣尘上的“赵薇风波”便是最好的例证。

所谓青年,其生存形态与交往方式天然地处于不断地更新迭代状态中,叛逆求变、不按常理出牌、以自我为中心,才是这一群体的特征。他们颠覆的,正是守旧、僵化的官僚体系。里约奥运会上迅速走红的“洪荒少女”傅园慧,其脱颖而出正是因为她的真性情,以及褪去体制色彩后更符合年轻人特质的“赛后感言”——当被告知成绩突破以往时,傅园慧一脸惊诧地反问:“我游这么快?我很满意!”而当被问及“这个状态有所保留吗?”这个90后运动员很直率地回答:“没有保留!我已经、我已经用了洪荒之力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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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园慧在接受采访时表现出的真性情,令观众印象深刻,受到大家的喜爱(图源:VCG)

共青团应该明白,以往那些被当做“盆景”和“典型”推介出来,绝对政治正确的高端青年,只是极少的一部分。农民工、青年创业者、青年导演和演员,以及以傅园慧为代表的一大批年轻人,才是构成庞大青年群体的主力。他们可以一边吃肉一边骂娘;他们可以留下一张“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的字条贸然出走;他们可以为了买名牌包包而削尖了脑袋往演艺圈钻;他们可以在应该回答“对不起党、对不起国家”的场合大胆说出“我尽力了,我很满意”……我们没必要苛责任何一方,正如没必要将泪洒赛场的孙杨与傅园慧放在天平两端一样,因为这才应该是从广大青年身上体现出的多样性和独特性。

共青团真的懂这些年轻人在想什么吗?真的有设身处地去帮助这些年轻人解决困难吗?真的做到习近平所要求的,以青年为本、深深植根青年、充分依靠青年、一切为了青年,做青年友,不做青年“官”吗?

事实上,不独是中国,随着青色一代迅速崛起,欧美发达国家在新形势下也做着大量的青年工作。加之当今日益严峻的国内外形势以及复杂多样的社会思潮,也促使各国政府加快了联系青年的步伐。美国共产党2000年对党章进行了修改和调整,以加犟共青团建设;法国社会党在全国建立1,500个青少年“虚拟议会”,借此培养年轻人参与政治的兴趣;德国社民党早在1988年即指出,“一个没有青年人的政党是没有前途的政党”,并推出“项目党员”制度,鼓励青年对本地区发展提出建议。

青年世代是任何政府都极力争取的,击败国民党上台的台湾民进党也不例外。蔡英文在“5·20”发表就职演说时,不遗馀力向年轻人喊话:“我们的年轻人处于低薪的处境,他们的人生,动弹不得,对于未来,充满无奈与茫然……帮助年轻人突破困境,实现世代正义,是新政府的重大责任。”而这,既是民选政府赢得选票的策略,也颇有唿应两年前“太阳花”学子的意味。

但蔡英文能长久赢得这些年轻人的支持吗?结果并不一定。蔡英文的确在某些方面赢得了太阳花学子的支持,但并不见得就懂得他们的所思所想。至少对于“台独”的理解,蔡英文就不见得与太阳花学子们相一致。一段时间之后,当绚丽的口号和信誓旦旦的承诺落空,当“以创新、就业、分配为核心价值,追求永续发展的新经济模式”不能让青年感受到变化,蔡英文也最终会被同样的一群人抛弃。

反观香港,同样也处在世代交替的危机关头。从“占中”运动到旺角冲突,主体无不是年轻人。他们的愤怒从何而来?他们的意志往何处安放?不断受到诟病的港府自然不懂,所以才有了将“占中”引向扩大化的暴力镇压;作为唯一的驻港机构且肩负统战重担的中联办也不懂,所以才想当然地将香港青年群体中的重要一支力量——泛民,排除在可对话的名单之外。

所以,当共青团中央一名不具名的领导人在《人民日报》解读这次改革时说,“面对社会环境和青年群体发生重大变化,共青团建设和工作中存在许多不适应、不符合的地方”,这绝不是抱怨和卸责的托词,而是道出了实情。这样的“重大变化”,不是依靠简单的行政手段就能解决的,也不仅是共青团这具“政治僵尸”正在面对的。

中共的危机

对于共青团危机,很多人会反问,这难道不是中共自身也在面临的问题吗?的确。姑且不论在硬件方面,共青团与中共有着十分相似甚至配套的机构设置和一样庞大的体系,就连软件方面安生立命的“联系群众”,也曾经是中共夺取政权的三大法宝之一。所以,对于共青团的改革,从一开始就必须采取“中医”思路,予以综合治理,而绝非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么简单。

年轻人代表着未来,失去年轻人就意味着失去未来。作为专门联系青年的存在,共青团之所以失去年轻人,除了受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浸染外,很大程度上还源于其简单地以行政化的手段来解决所面对的文化层面的问题,甚至是文明的挑战。共青团当下面临的挑战,是世代交替必然带来的挑战。而且这一次的世代交替,伴随着将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固有藩篱打破的全球化进程和互联网大发展,同样也有后现代哲学展现出来的缐性和非缐性思维的变化,所以呈现出不同于以往任何世代交替的新特点、新变化。在这样的变化之下,青年人面对的精神环境自然也大不相同。

当然,共青团面临的世代交替,同样也是中共当下所面临的最大的危机所在。这样的危机,已经下野的台湾国民党经历过,已经解体的苏共经历过,留下的教训已是车载斗量。然而,共青团失去年轻人的表象背后,更值得思索的是:究竟是共青团正在失去年轻人,还是中共的核心思想和价值观失去了吸引力?抑或深陷理论危机泥潭中的中共,一以贯之的政治说教式传播手段未能跟得上时代步伐而遭到抛弃?

中共显然也意识到这一点,所以才有了这番对于共青团刮骨疗毒的改革,并将这项改革直接与全面从严治党和全面深化改革关联在一起。再联系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套组合拳才算有了基本雏形。

不过不容乐观的是,在庞大的官僚体系中浸润太久的很多中共官员,其实并不能理解“第五个现代化”代表的时代意义,也无法从共青团的改革中读出世代交替的必然性带来的“重大变化”,而只是简单地将改革停留在降格、缩编等具象层面,抑或陷入到权斗论的泥潭中不能自拔。比如团中央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根本没意识到中共和共青团面临的严峻挑战,只是简单用“部分团员光荣感不犟,团的吸引力凝聚力不够,工作有效覆盖面不足”,或者用一句简单的“脱离群众”来解释自身存在的问题,这显然就是认知不足的体现。经历过一场又一场血雨腥风的共青团尚且如此,又何况其他?

其实,如果理论功底足够深厚,中共应该明白,世代交替既然是必然的,那么这种必然里便天然地带有某种稳定性。这样的稳定性,虽然不足以保障红色江山永不变色,但至少能给中共留足时间和空间去放手大干一场。当下,就看中共是否认识到这是一场文化的改革,是不可避免的文明的挑战,以及是否愿意将共青团视作己方的缩影,是否愿意以革命的魄力进行改革,来红红脸、出出汗。

对于共青团的改革,算是迈出了艰难的一步。后续怎么走,取决于中共的认知能力和理论水平,也决定中共能否在建党百年之际捧出一份货真价实的“厚礼”。而这样的厚礼,既是给中共自己的,也是给整个中国乃至世界的。正如毛泽东在莫斯科礼堂对留苏青年殷切喊话,“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中国的走向,以及世界的未来,都寄托在各类肤色的广大青年身上。读懂了他们,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改革,方敢言第五个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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