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客网

中国增长的奇迹能归功于政府干预和有限的民主吗?

声明:本文转载自 「文津博客」, 或因排版与篇幅原因进行过编辑,内容未经本站独立核实,不代表本站立场、观点或建议。 如涉及版权问题,请联系我们,核实后立即删除。 [ 免责声明 ]

近些年来,中国增长的奇迹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话题。美国的LawrenceSummers做了专门的研究,并就此做过以下的评述:回顾人类发展的历史,欧洲从古代希腊一直到英国工业革命之前的2000多年的时间里,生活的水平提高了仅仅不到一倍;英国从工业革命开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生活水平提高了两倍;作为自由市场经济代表的美国,自1870年到1970年这100年间,生活水平提高了四倍;中国自1980年到目前,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生活水平提高了近100倍。对于中国增长的事实,已经比较少人还有质疑。有争议的问题是:什么原因使得中国有这样高速的增长?

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讲一个小故事。有一头猪,这一天它心情超好地走进了一个树林,看到左手边和右手边各有一个树,同时它看到左手边那个树上面站着一只猴子在撒尿,而猪顺着撒尿的方向看去,左手的那棵树下开着一片美丽鲜花,而再看右手边那个树,树上没有猴子,树下也只是长着一些青草。这时如果你让猪来探讨那片鲜花的成因,猪会很自信地告诉你那片鲜花是那只猴子撒尿的结果。如果你这时对它的观点提出质疑,猪会马上会反问你:如果鲜花盛开不是因为猴子撒尿,那为什么右边没有猴子撒尿的那棵树下没有鲜花?

同样的判断今天也发生在对中国增长奇迹的讨论中。一个踌躇满志的中国留美博士,自认为对中国和西方均有相当的了解。当他回望和比较中国和西方市场经济国家过往40多年的发展时,他看到在经济方面,中国的经济存在着更多政府的干预,而西方那边政府的干预相对较少;在政治方面,中国这边是一党执政且民主的程度有限,而西方国家那边一般是多党制且民主的程度更高。因此他得出判断,中国增长的奇迹在经济方面应该归功于较多的政府干预,在政治方面应该归功于一党制和有限度的民主。

这样的判断是静态的而不是动态的,且这只是看到了事物的表象,而没有看到事物的内部,特别是没有看到内部的变化。中国经济的确存在着更多的政府干预,但同样的政府干预,今天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已经大大不同了,如果动态地看过往的40年,中国经济实际上发生了很多市场化的变化。第一:所有制形式已经从以前的单一公有制发展成多种所有制并存。合法的私有产权已受到法律的认可和保护。而这恰恰是市场化经济的重要内容和基础。第二:中国非公有制经济占GDP的比重已从改革前的几乎为零发展到今天的超过60%,对税收和就业的贡献超过50%和80%。民营经济在当代中国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已经占据不可撼动的地位。很多人引以为自豪的,把西方、甚至中国的香港和台湾都甩在后面的互联网商务和电子支付,如百度、阿里巴巴,腾讯,更是私人经济的优秀代表。第三:我们的生产资料和商品的价格已经更多地由市场决定和不是由行政制定。且多数工业制成品的价格已经和国际接轨。第四:中国的经济已经系统地融入到全球化及世界的大市场之中。对外贸易的依存度已经跻身中等贸易依存度行列。第五:尽管我们仍有政府计划,但政府计划的指令性特征已经不复存在,政府对经济的直接计划已经转化成间接调节。第六:尽管我们还有国有企业,但这些企业的股权结构也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其运营和管理已经相对地市场化。所有上述这些变化,都是实实在在发生了的,这些变化都是市场化改革的结果。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恰恰应该归功于这些市场化的变化,而不能仅仅把中国高速增长的奇迹归功于政府干预。当然,政府的作用在现代经济发展中有其不可否认的作用,比如在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维护经济平稳方面。而且,我们也不应否认,政府作用在新兴市场国家加速工业化方面的重要作用。但具体到中国这四十年来的高速发展,功劳应该归功于市场化的改革。

政治的方面也是同样。表面看上去我们还是一党执政,还是有限度的民主。但再进一步地看下去,虽然都是一党执政,虽然还是有限度的民主,但政治生活中其实已经发生了很多民主宪政方面的变化。第一:在执政党内,党内的民主在40年的时间里已经大大加强。党内原来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已经变得相对温和。一人独断已经发展成集体民主,例如实行过的常委一票否决制。党内对各种不同思想和制度选择的宽容度大大提高,在某些方面的宽容度甚至高过西方的政党,比如:喜欢民主方式的可以搞乌坎村的试验,不喜欢私有制的可以和南街村和华西村一样继续搞集体经济,如果哪个公子哥急于要证明自己和实现其抱负,还可以试着来一个重庆模式。第二:在立法和司法方面,1978年人大在清理当时现行法律的时候,能用的法律只有23部,今天仅我们现行的国家级法律已经超过1100部,且绝大多数法律与国际接轨。立法的程序已经日趋完善。司法方面,司法的独立性大大加强,法官制度已经基本确立,越来越多的案件由法官独立判案而不再经由行政干预。第三:在社会政治生活方面,村一级的直接选举已经普遍实施,尽管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乡以上的行政官员很多实行了公推直选。人大对行政机构的监督和制衡大大加强,每年人大会议上,高法、高检的官员对报告通过的票数统计无不感到紧张至极。国务院各部委行政主管每年在两会期间感觉到压力也越来越大。公安部门的执法越来越受到公众和自媒体的监督,进而也变得越来越透明。第四:在思想和文化方面,在江、胡时期,政府对不同思想和文化的宽容度大大提高,各种思想都可以有一定的生存空间。贺卫方和张千帆在北大的教室里可以宣讲他的民主宪政的主张,而在不远处的另外的教室里,他们的同事孔庆东和巩献田也可以继续颂扬他们所怀念的伟大领袖或是继续给另一些同学推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所以从表象上看,还是一党,还是有限度民主,但实质的内容已经发生了很多具有民主宪政特征的变化,针对对中国奇迹起作用的正是这些变化。

当然,社会和历史发展的归因分析要比金融市场中投资的归因分析要复杂和困难的多。在金融投资领域,当基金经理对一个投资组合做归因分析的时候,他们有很多的量化工具可以使用,可以通过量化工具做backtesting,去模拟不同条件下各种策略的实际作用程度,进而可以得出所有基金经理和分析师们大致认可的归因结果。但在现实社会发展领域,我们无法假设历史和回放历史,也很难运用所谓量化工具。比如,毛左们很难用方法证明说如果我们把私有经济一直控制在多少比例之下,我们就会有更少的权力腐败,宪政派也很难用工具证明如果过往四十年我们不是一党执政,而是两党轮流执政我们发展的会更快。社会发展的归因分析要靠开放的思维、充分的事实数据和多方面参与的讨论。而在这些条件不具备的时候,则只能依赖于执政党领导核心的判断了。

西方制度客观存在着很多的问题,这些问题有很多也很难得到解决。有些人因为西方出现金融危机和经济不景气来否定市场的作用,也有人因为西方社会的种种问题而否定民主宪政的意义,更有些人把民主宪政制度简单地等同选票,然后加以否定和批判。其实民主宪政是一个系统和复杂的制度安排,绝不仅仅是选票,还应包括独立的立法和司法,自由的思想文化环境,自由的新闻和媒体,制衡的权力安排,甚至还包括军队的国家化,如果像泰国那样三天两头的军队政变,尽管有选举,也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宪政。仅把民主等同于选票,那就太幼稚了。试想在1969年4月中共九大选举时,如果毛泽东开恩,在中央委员会主席候选人的名单上多加上几个人,且鼓励代表们自由的投票,选举的结果一定也会是一样的,但你要知道,那完全不等于中国就有了民主宪政。至于有些人说中国的领导人选举体制总能选出一流的领导人,而西方票选的制度总是选出二流的领导人,那更是一个概念不清的胡扯。如何定义一流和二流?一个国家的媒体天天指责他们的总统,那个总统就是二流的?一个国家媒体天天颂扬他们的领袖,那个领导人就是一流的?

中国的高速发展如同本文开头故事里那片美丽的鲜花,然而我们的归因分析决不能像猪那样简单化和表面化。是否应该大胆地肯定市场化改革和民主宪政方面的进步对中国增长奇迹的实质贡献呢?对于中国增长奇迹的这片鲜花而言,你们看到的表象的原因是不是仅仅是那只撒尿的猴子呢?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