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习近平1985年第一次踏上美国的土地时,曾告诉美国人自己看过好莱坞电影《教父》。尽管尚不清楚这部世界影史第二优秀的作品,对习近平此后的人生和政治生涯带来怎样的启迪,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在他的精神世界里,中共建国领袖毛泽东是其重要的“教父”。
红色后代的身份,以及成为中共总书记后在“八项规定”、“党内整风”、“古田会议”等一系列政策的推行,抑或会议名称的使用上,无处不带有“毛泽东”的色彩。而贯穿整个2017年,中国政坛一直未曾“降温”的一个话题,就是今年10月份召开的十九大上,“习近平思想”会否出炉,成为“毛泽东思想”之后,第二个用“领导人名字+思想”这种架构的中共领导人理论。随着中国官方释放的信号,“习思想”十九大上出炉并写入党章,基本已经成定局,唯一的问号就是具体将是何种“表述”。
为什么毛思想能成功?
尽管目前外界都在关注人事调整,但是不能忽视的是,“习近平思想”的出炉,是十九大“变局”的另一面。
中国官媒新华网日前日明确表示,中共欲在十九大会议上修改党章,要把“十九大”报告的“理论和战略思想”写入党章,立刻引发外界对“习近平思想”是否会写入党章的广泛猜测,外界关注将如何具体表述。

十九大上,习近平思想出炉基本已是定局(图源:Reuters)
在十八大后近5年的时间里,习近平在党建、治国理政、国际关系等领域所实现的范式转移,已经达到或者部分达到“毛邓习”政治传承的高度。一个可以涵盖他所思考中国如何应对世界局势,以及实现中国文明崛起,并提升中共执政现代性的政治思想,也在渐渐呈现雏形。
与此同时,似乎中国官方也一直在为“习近平思想”的出炉造势。先是中办主任栗战书称“习近平系列讲话已经初步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再有中组部下属杂志《党建研究》刊文“十八大以来的创新理论,也可称之为习近平思想”、“是当代中国最鲜活的马克思主义”,紧接着中共政治局常委刘云山在讲话中为“习思想”加持,称赞习系列讲话“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
再加上日前中国方面宣布要修改党章的信息,一系列的官方信号也让很多学者认为,十九大将提出修改党章,已无悬念,只是一个如何表述的问题。而且对于中共这个理论型政党来说,这样的理论定格,分量非同一般。而拥有一脉相承、正统且有所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外衣,对成为中共领袖和获得领袖权威则至关重要。
但是,如果翻看中共“教父”毛泽东的思想演变产生过程,就会发现其中的关节。即使最反感中共的“异见人士”也不得不承认,仅从理论的角度来看,“毛泽东思想”的确包罗万象。就以其中阶级分析和战争思想为例进行剖析。
李鸿章形容近现代中国恰逢“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变局一个重要体现就是维持了两千多年的中国阶级出现了剧烈的分化与对撞。
1925年至1927年,毛泽东通过走访湖南乡下,并对大革命时期中国社会形态进行分析后,写出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直接作出了“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的论述,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理论基础。更关键的,这个论述在此后50年的中国革命进程中,被一再印证。
与阶级分析相同,抗战初期面对日军侵华,当时几乎所有中国人都感到绝望,对手是已经进入现代工业文明的日本,当时即使是中国最乐观的人,都只是寄希望于未来可能的复国起义,都追求保留民族文化的种子星火,就是在这种近乎“绝望”的态势下,毛泽东于1938年写出《论持久战》,从理论角度系统驳斥了“中国必亡论”和“中国速胜论”,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实行持久战以获得对日胜利的战略。而从后来的历史来看,中国对日战争的胜利也基本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判断。
思想出炉已成定局
对比之下,就可以看到,与“毛泽东思想”相比,今天摆在“习近平思想”面前最大的挑战就是——时间不够,实践不足。以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中最重要的构成“四个全面”来说,除了全面从严治党外,另外三个“全面”在实践层面似乎都显得有些乏力。
以全面依法治国为例,尽管管十八大后中共对周永康时代的一批“冤假错案”进行了拨乱反正。但是在2015年对以高瑜、浦志强为代表的一批大陆“异见人士”、“维权律师”的抓捕成为“依法治国”的一个个污点。比如浦志强就是在自己的寓所被中国公安部门带走,而中国公安系统在对浦志强的定罪中,罪名是“寻衅滋事”。检察院提交的起诉书中指控“被告人浦志强利用信息网络,先后多次发布微博,煽动民族仇恨,情节严重;公然辱骂他人,情节恶劣,破坏社会秩序,依法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熟悉中国政治的人都清楚,浦志强是因为在一些政治议题如六四、维权等问题上过度活跃而引发了中国政府的不满。但是以“寻衅滋事”这种罪名去定罪,很难称此为“依法治国”,也难以让更多的民众感受到改革的“获得感”。
或许有人会说,浦志强案,高瑜案,只是个例,是每年中国政府处理的司法案件中的百分之一。但是要清楚,衡量一个思想、一个政策是否成功的标准,不是那百分之九十九,恰恰是这百分之一。
当然,我们相信,在“四个全面”领域,习近平是希冀有一番作为的,但是实践不足,时间不够,仍是不能回避的一个现实。
所以正如同“核心”称号一样,一个思想或理论的成型,不是别人授予的,是通过自己努力撸着袖子干出来的,是得到党内以及国民公认的。而今天无论是反腐败、军队改革还是深化改革,皆是方兴未艾。因此过早地推出“习近平思想”,不啻为一种“拔苗助长”,甚至不乏某些官员将其视为一种政治投机。这一点是需要中共方面时刻警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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