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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大“入局”之前 李鸿忠面临三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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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九大的临近,让外界的实现越来越聚焦于中国政坛。“谁上谁下”的问题已经成为热衷人事动向的观察站最为感兴趣之事。与“王岐山是否留任”这一类目前无法证实的猜疑相比,如果中共高层“进入政治局”的标准不变,十九大上,几名信任的“地方大员”将集体“入局”,这其中就包括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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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李鸿忠而言,他治下的天津,仍然面临重重挑战(图源:VCG)

坦白讲,在中国,李鸿忠并非一个十分受欢迎的官员,他曾经的“夺笔事件”,以及在“习核心”问题上的积极表态,让很多海外观察家并不喜欢他。

但是对于一个官员的观察,很多时候需要脱离“道德”的层面,而去观察他在“治理”的层面上是否存在问题,应该说,对于李鸿忠和他治下的天津而言,仍然存在治理上的“三重门”,亟待破解。

政治上,其上一任市委书记黄兴国落马之后,天津政坛一直未曾安宁,不断有当地官员涉案被查。社会管理之上,中国环保督察组在对天津巡查之后,给出了“天津市的环保工作与直辖市的定位和人民群众的期盼有明显差距”的罕见批评;此外,今年7月,大陆学生李文星在天津,因为误入传销组织,最终死亡并被抛尸,引发舆论广泛批评后,天津静海区被揭露是中国北方最大的传销组织集中地。

天津这座城市,是今天中国城市社会治理与经济发展的缩影,是习近平“治国理政”一号工程“京津冀一体化”中,经常被人忽视,但却是事关成败的枢纽关节。政治、环保、社会治理,已经构成天津市要扮演“枢纽”角色,必须要跨过去的“三重门”。

第一重门:黄兴国案引发政坛“塌方”

从北京时间8月7日开始,中共党媒《人民日报》开始刊发名为“砥砺奋进的5年·迎接党的十九大”的特别报道,每组报道的第一篇文章,均是由当地主政者,即省委书记撰写。与2012年《人民日报》的十八大特别报道将东三省作为开篇不同,此次十九大选择了“京津冀”作为开篇报道,这从一个侧面再度印证了京津冀三地,在习近平时代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中所扮演角色的重要性。

在这个一号工程中,北京作为龙头,北方唯一的一线城市,实力自然不容小觑;河北尽管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基础设施薄弱,但是中央政策、资金皆在向河北倾斜,作为千年大计的“雄安新区”设立,更是让河北发展如虎添翼,后发先至。与京冀相比,天津不但角色略微尴尬,反而是在多年的积压之下问题频发。

这一年,外界对天津最为关心的地方就是在政治领域。曾担任天津代理市委书记长达20个月,一度被认为是政治局委员有力竞争人选的黄兴国,在2016年9月份“落马”。经过长达1年的调查,今年7月20日,黄兴国正是被中国检方起诉。从指控内容看,黄兴国可谓一路贪腐,一路升迁,即被“带病提拔”。1990年9月黄兴国开始任中共浙江台州地委书记,一直到天津,其腐败时间长达26年,在8个重要岗位都在“捞钱”。此前有报导称,这些年来天津城建工程浩大,“黑洞”颇深;而且政商勾结、上下串通,买官卖官、权钱交易呈现网状牵连。

对于天津这个城市而言,“黄兴国落马”带来的最严重的影响还不仅仅是一个官员的落马而已,而是波及整个天津政坛,让天津的政治生态从根源上出现不稳定。

这些只是冰山一角,武回顾中共十八大后天津的“反腐史”,接连落马3名高级别官员,分别是天津市政协原副主席、市公安局原局长武长顺、天津市原副市长尹海林以及黄兴国。如果再加上天津港大爆炸,这四个事件已经引发了天津政坛“塌方式腐败”。据统计,2012年以来,天津总共落马正部级官员1名,副部级官员2名,正厅级官员20名,副厅级官员20名,处级官员7名。如此数量的官员在短期内集体落马,这对一个城市的政治生态而言,无疑是巨大的影响。

政治稳定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保证,没有政坛上的问题,地方的执政者不能将城市发展作为其执政的首要目标,经济发展无从谈起。因此,政治问题是天津要迈过去的第一重“门”。

第二重门:经济高速增长背后的环保隐忧

天津要迈过的第二重门,就是环保。

从历史上来说,天津取意“天子津渡”,象征天子车马所渡之地,自古因漕运而兴。其地理位置决定了天津在发展上有先天的优越性,联通北上南下,直入渤海扼守京畿,六百年城史皆是繁华景象。在近代史上,李鸿章的北洋定在天津,袁世凯练兵也徐艳在天津。清朝灭亡后,没落贵族们又大量涌入,民国时天津又成了政客下野潜伏的首选隐居地。《北京条约》之后,西方各国在天津设立英、美、法、德、日、俄、意、奥、比九国租界,天津也一度成为中国北方近代工业发展水平最高的地方,走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央。

2000年之后,天津经济增长迅速,但是如同中国大多数省份一样,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环保的隐忧。

2017年4月,有中国媒体揭露,天津市静海区出现约面积高达5万平方米污水渗坑,或已对当地地下水安全造成威胁。通过卫星地图显示,渗坑面积惊人,废水呈锈红色、酸性,已严重危及地方生态。天津渗坑事件,一经媒体曝光,舆论哗然

2017年5月,中国第一环保督察组系4月28日至5月28日进驻天津市。经过一个月的下沉督察,7月29日向天津市委、市政府进行环保督查反馈。督察组表示“天津市的环保工作与直辖市的定位和人民群众的期盼有明显差距”。如此一针见血的批评,在中国政治文化内,极为罕见。

中共十八大以来,在生态环境保护上,中共已经彻底扭转了“唯GDP论”的政绩观。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曾多次提出“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的说法,而在对于地方官员的考核上,传统的GDP已经不再是政绩考核的唯一指标,“环保治理”所占比例不断上升。从2015年开始,中国政府开始如同中纪委巡视组模式一样,向地方上派遣“环保督察组”,并明白的给出了“坚决向错误的政绩观、发展观说不”的回答。

在这种态势之下,天津在“环保”问题上却频频马失前蹄。在中央环保督察组对天津市环保工作的评价中,天津的大气污染、垃圾污染、水污染皆存在严重问题。例如大气污染方面,作为京津冀大气治理的重要区域,天津市在大气治理方面本应自加压力,但督察组却发现,当地的大气污染防治时紧时松,导致大气环境质量改善程度时好时差,甚至个别时期还出现污染反弹。天津的水环境也不容乐观,2016年,天津市地表水水质优良比例仅为15%。

更关键的是在态度上,面对如此严重的环保问题,天津市政府的态度一直不是直面解决,而是隐瞒作对。对此中央督察组在公开信息中直接点明“(天津市政府)开会传达多、研究部署少,口号多、落实少,一些部门和地区环保责任不落实”。这在讲究“含蓄”的中国政治文化中,已经是极为严厉的批评。种种事件都指向了一个结论——环保这道门,天津还没过。

第三重门:“不匹配直辖市定位”后的治理短板

如果说政治的动荡只是一时的,环保问题只要下精力就能解决,那真正暴露出天津短板的,是在政府社会管理方面。

2015年8月12日,天津市滨海新区天津港的瑞海国际物流中心货柜码头集装箱内易燃易爆品的连串爆炸,爆炸现场产生的冲击波巨大,事故共造成165人遇难、8人失踪,798人受伤。

日前,天津再度登上中国新闻的头条。2017年7月,东北大学毕业生李文星误入天津传销组织,后因病未及时送医导致死亡后,被抛尸在天津市静海区G104国道旁的一个水坑。事态发酵后,中国网民揭露,天津静海区已经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传销组织集中地,长久以来天津政府没有作为,未进行有效管理。这些使得天津再度被推向风口浪尖。以至于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紧急召开常委会,表示对待传销要“担起政治责任,重典治乱、除恶务尽”。

这些事件,件件切中天津政府治理的“命门”,暴露出天津政府在社会治理上的“短板”。

熟悉中国政治的人都清楚,中共十八大后,习近平的政策中,核心命题就是“治理”。一个官员是否具备现代化的“治理能力”,成为今天这个时代中国最大的政治。

从江胡时代的“管理”,走向习近平时代的“治理”,一字之差,内涵却有天壤之别。这个过程中,尤其考验的是地方政府,能否跟上这种“思路”的转变。

依法治国和现代化治理,多数时候不是体现在99%的日常事务之中,而是体现在1%的案例,体现在一些关键而重要的事情上。显然,在这三件事上所体现的1%上,公民权利并未得到有效保障,官员治理手段更是被证明愈来愈跟不上现代社会,已经陷入结构性困局。结构性困局必须透过结构性手段和方法,才能从根本上予以化解。如何化解,考验的是天津市主政者的政治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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